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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上、下)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5年08月11日 16:57 来源:CCTV.com

  上 集

  1940年1月1日,东京的元旦比往年寒冷许多,不少人走进电影院,想在这里度过新年,然而他们发现,屏幕上放映的是日本新闻。这一天日本全国的电影院开始强制播映新闻。屏幕上播出的都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取胜的消息。

  就在这一天,在广西的中国军队攻占了昆仑关,日军遭到惨败。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大部队攻坚战中取得的第一次胜利。

  这一天,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携带一批物资冒雪赶到孙家洲一带慰问七十七军,鄂北前线正下着漫天大雪。他的到来,为官兵们增添了节日的欢乐。当时,中国军队的冬季攻势已经持续了半个多月,由于粮草不济,衣被无着,官兵们白天单衣赤足,在雪地中与日军拼杀,入夜只能以铺盖稻草御寒。张自忠心情黯然,他说:“若无改善办法,只好个人早点死以谢官兵。”

  伦敦响起了新年的钟声。这天,《大公报》记者萧乾乘船从欧洲大陆来到英国,他发现“伦敦和巴黎一样,市面很萧条。铺子关上门,满街堆着沙袋。” 在大学里,“学生们大多应征入伍了,除了研究炸药的物理系等与战争有直接关系的学科,求学者寥寥无几。”

  这个新年,周恩来是在遥远的莫斯科度过的。这一天莫斯科的街道上积起了厚厚的雪,过往的人们行色匆匆但是兴致勃勃。四个月前,周恩来为了治疗摔伤的右臂来到这里,距离上次他来苏联已经相隔了10多年,这个国家已经彻底变了模样。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后,苏联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工业大国。国防开支已占到整个国家预算支出的四分之一。

  从苏联回延安的路上,周恩来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停留了三四天。再出发时,他们的车上装了十几箱法币。这是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最后一批军饷。车上还坐着去延安的青年们。到红色延安去,成为了沦陷区热血青年们谈论最多的话题。

  对很多奔赴延安的青年人来说,脱掉了旧长衫,穿上灰布军装,这就告别了过去的生活,成为“延安人”了。

  星期天的时候,延安城内行人如云,满街都是灰军装。 在服装的式样和颜色比较单一的延安,鲁艺师生的穿戴却有着自己的风格。从延安早期的影像资料中可以看到窑洞前唱歌的人们服装各异,流露出在大城市生活过的痕迹。有人曾这样描述说,在延安,一看见歪戴帽子的,就知道是鲁艺的。

  刚开春,延安就举办了延安妇女生活展览会,会上展览了很多有关妇女生活的图片和实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接生法的展览。讲解员一边讲解,一边示范剪婴儿脐带的方法。一位妇女伤感的说“你们有这么好的方法怎么不早说?”一年前,这个妇女的儿子死于接生时的感染。

  1月下旬,汪精卫等人出现在了青岛,他们住在德国殖民总督所住过的提督楼。这次他到青岛来是为了与伪华北临时政府的王克敏,伪南京维新政府的梁鸿志等协商组建一个统一的傀儡政权。(同期声)汪精卫终于获得了日本对伪国民政府的支持。

  一个月后的一个清晨,南京很早就天亮了。街道上,各家门口重新挂出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只是旗子上面加了一条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巾,酝酿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汪伪中央政权终于成立了。

  当天,《中报》在南京创刊。发表题目为“遐迩同心,万民欢腾,各地庆还都热烈空前”的文章,文章中说“民众集会游行,青天白日旗到处飘扬,浙皖等地拥汪电文如雪花飞驰”。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汪精卫迅速换上了一身戎装,这是从前的汪精卫并不多见的装束。在汪伪政权的拉拢下,许多原国民政府的高级将领纷纷向其靠拢。汪精卫指挥的伪军曾一度达到60多万人,他们一同配合日军对付长江南北的新四军。

  汪伪政权采取的第一步就是清乡,这是拍摄的新闻片《跃进之和平军》,内容是伪军配合日军进攻新四军的情景。(同期声)汪伪军队用清查户口,严格身份证明,建立十户一甲、十甲一保的保甲制度的办法追查共产党员、干部和民兵。他们收买、利用叛徒,鼓励密告检举,不少抗日干部和积极分子因此被捕。新四军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当中。战斗之余,新四军战士们还要自己种菜种粮食。因为日本人会来抢粮食,所以经常提前收割。

  提起当时的困境,一位健在的新四军战士霍继光回忆道:“困难的时候,豆饼、野菜、树皮、菜根都会当饭吃”。

  除了消除新四军的“政治清乡”外,汪政府也很重视“经济清乡”,大量的粮食和矿产等战略物资运往日本。身在鱼米之乡的江南,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白花花的大米被运走,老百姓们都把清乡叫做“清箱子”。

  此时在中国不同的地方,孩子们正接受着完全不同的教育。

  延安的孩子们在学习用“抗日”造句。

  沦陷区的孩子在学习日本歌曲《桃太朗》。

  在对中国武力镇压的时候,日本又试图从根源上斩断中国文化的根,日本人是从最浅显的字词句开始往这个方向努力的。这段画面记录了日本占领军向中国天真无邪的孩童们实行亲日教育的场景。

  随着春天的临近,无数德国人涌进电影院,观看影片《意志的胜利》。所有的人都笃信屏幕上这个蓄着小胡子的人是一个英雄,他们决心为他做一切事情,包括慷慨赴死——很多人的愿望实现了。他们的狂热并不是没有原因的。1940年,德国的闪电战使丹麦、挪威、卢森堡、比利时、荷兰、法国一个个国家纷纷陷落。4月9日,凌晨4点,德国开始了对丹麦和挪威的战争,早上八点,丹麦人还没有吃完早餐,首都就已经陷落了。

  就在这一天,上海西摩路的太平花园,有一个犹太女孩正在过生日。她有两个名字,英文名字叫玛丽,中国名字叫“银娣”。玛丽两年以前出生在上海。从1930年到1942年,像玛丽一样从上海出生的犹太孩子共有四百多人。

  两年前纳粹开始在德国实施灭绝犹太人的政策,在德国的犹太人背井离乡,逃往世界的各个角落。然而德国势力延伸的速度远比犹太人逃往的速度更快,灭绝犹太人的政策很快随着德国对欧洲各国的侵略而迅速蔓延。1940年,波兰西南方的一个小镇上,纳粹德军在这里建立起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作为关押波兰俘虏的劳工营,后来这个集中营成了专门杀害犹太人的地方。1940年,逃亡已经成为犹太人生活的全部意义。

  此时的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还没有完全被日本人控制,这是个不需要签证的地方成为了犹太人最后的诺亚方舟。3万多犹太人和玛丽的父母一样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

  回忆起在上海的日子,玛丽记得当时流落在太平花园的犹太人生活的都很苦,常常用烧焦的大麦代替咖啡,买不起白脱油就用白腐乳加面包,还美其名曰“上海奶酪”。难得过节打几只鸡蛋摊蛋饼,已是了不得的佳肴。

  没有电,煮饭烧菜只能靠煤球炉。烧开水花费时间太长,到老虎灶买热水成了小孩子们每天的使命。上海人有一句话叫“泡开水”,就是到老虎灶去打热水。那时,老虎灶在上海任何一个街角都能找到,一个大钱就可以买一杓滚热的沸水。因烧水处的炉膛口如一只张大嘴的老虎,后面竖起的烟囱就像是老虎的尾巴,因此被形象的叫做“老虎灶”。它成了玛丽难以抹去的童年印象。

  抗战胜利后,玛丽和母亲一起离开上海,定居美国圣地亚哥。烧的一手地道上海菜的玛丽,被邻居们叫做“上海太太”。

  此时,美国正在热映电影《幻想曲》,蜂涌进电影院的人们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和这场战争有什么关系。即使是在最靠近欧洲战场的太平洋基地上,美国军人们关心的依然是夏威夷岛上强烈的日光。但是,此刻白宫的政策正在悄悄的发生着变化。1940年夏季来临的时候,美国政府停止了对一些国家废钢铁的出口,其中包括日本。美国政策的变化使本已物资匮乏的日本国内经济陷入更大的困境。

  在东京等大城市中,女人们都换上了农妇似的朴素的衬衣和宽大的裤子。政府号召进行服装上的限制,简朴的服装受到鼓励,穿着华丽的妇女在街上受到宪兵的训斥,烫发也被禁止。

  东京的小学生一毕业就要去为战争服务,一年中至少有3万名少年进入战争服务业。一位名叫中本广子的中学生在一家飞机制造厂工作,他后来这样回忆那段悲惨的日子:“上夜班时,在站立好几个小时后,我们疲惫的走到餐厅吃晚饭,然后返回工厂继续工作。”

  物资匮乏的日本急于迅速结束战争,这一年,日军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围绕切断中国与国际的补给线而展开的。当时,最东部铁路线已经大多陷入敌手,沿海口岸也相继陷落。

  此时刚刚从湖北省立联合女子中学毕业的聂华苓,和两个伙伴一起,从湖北恩施搭车前往重庆,希望去重庆继续自己的学业,在其自传《三生三世》中,她描述说:我们乘坐的木炭汽车气吁吁地,绕着一座一座荒山,爬上又爬下。老爷车常常叹一口气就停下来了,再也不肯动了。

  聂华苓所说的木炭汽车是抗战期间,汽油奇缺的产物,这种车子时速只有26公里,加一次炭最多能行驶4小时。 当时有一首打油诗:"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下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能够使用上木炭汽车,在当时其实已经是很奢侈的事了。公路上更多的是牛车,驴车,包括人力运输。至于山区的交通更是异常困难。

  看看这段鄂西军运的影像就可以知道当时军队调动与后勤补给的困难了。(同期声)外部被封锁,更需要内部联络畅通无阻。为了改善西南的军用状况,继湘桂铁路通车以后,黔桂铁路也进入了动工阶段。(同期声)

  面对这种状况,国民党政府开始开发玉门油田。8年前他曾主持中国开发了第一个油矿的孙越崎便来到了这里,他回忆说:玉门油田除了金沙、碱滩、骆驼刺与马兰草,没有养活人的东西。生活必需品的运输,产品的向外运输,成了问题。油矿甚至希望买家能够自己带来盛油的设备。

  尽管创业之始困难重重,当年油矿即生产出汽油20万加仑。矿区内的售价每加伦只要48元,运到2500多公里外的重庆就卖到了412元。整个抗战期间,川、甘、陕、新及宁夏、青海部分区域,所用的油都是由这里提供的。

  此时的英国也并不轻松,萧乾在回忆录中写道:“英国的食粮一向靠进口。一打仗,海上纳粹潜艇出没频繁,岛上只能自搞农业。 连国会大厦门前的草皮也全铲掉,种上了马铃薯。”

  英国人此时面临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德国人在欧洲大陆的进攻势如破竹, 5月21日,英法联军约40个师被包围在法、比边境的敦刻尔克地区。大量民用船只,驳船,拖船,乃至私人游艇,都纷纷出海,驶往敦刻尔克。英国军民用了9昼夜时间,撤回了33万士兵。盟军保留了最珍贵的有生力量。

  此时,聂华苓一行人也辗转到达四川黔江,他们本来计划转车直驶重庆。但是这时候黔江一辆车也没有了。日军发动了鄂西战争,车子已经全被政府征去运军火了,而此时湖北与四川之间的长江水路已经断了,宜昌危在旦夕。

  宜昌位于长江三峡东部,是进入四川的门户,通过这一狭窄水路,溯江西上480多公里,即可直抵重庆。当时,宜昌还是长江航线上的一个重要转运港,担负联络长江两岸的第五和第九战区的任务。

  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日军发动枣宜会战。

  5月16日下午,天空下着沥沥细雨。日军在机枪的掩护下冲上山岗,张自忠带领第五战区奋战,张自忠全身数处中弹。抗战以来,以上将军衔集团军总司令职亲临前线,战死沙场,张自忠为第一人。

  几天后,张自忠的灵车抵达宜昌,在此换船,溯江而上重庆。当时的一位国民党官员王陆一记录下十万群众自发送殡的场面:“当时天空中想起了警报,敌机已经在上空盘旋,送葬的民众没有一个人离开。”(做字幕)其时警报呜呜,敌机已凌空,而送者无一人退祭,无一人去也

  不久后,日本播出了日军攻入宜昌的这段新闻:

  6月6日,我精锐部队,开始发起冲击。11日下午5时攻入宜昌。我军英勇善战,重庆已暴露在我们的攻击范围之内,9月15日开始对重庆袭击。

  宜昌失守,重庆门户大开。大后方民众感受到了危险的迫近,不安和迷茫的气氛在不断的蔓延,抗战开始步入困苦而漫长的时期。

  下 集

  这张照片曾反复出现在西方报刊杂志,这里是滇缅公路上最险峻的“二十四拐”。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抗战能坚持下来,就像这条道路一般神秘。

  昆明,滇缅公路的起点,也是云南的省会。沿海港口的被封锁给这座内地的城市带来了机会。有了从昆明到越南河内的滇越铁路与昆明到缅甸密支那的滇缅公路。昆明成为了商人趋之若鹜的都市。

  当时,昆明几乎一夜间冒出了无数家运输公司,这些公司大量购置汽车投入到繁忙的运输业务中。 他们从缅甸大量进口棉纱、布品,汽车零配件和所有能买到的消费品运回国内,那时滇缅公路上汽车川流不息,昼夜不停地抢运物资。

  从当时的照片上可以看到,长途客车车顶上坐着许多旅客,一些卡车上面也有二三十人坐在货物上。昆明人管这叫“拉黄鱼”。 当时在昆明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马达一响,黄金万两,轮胎一滚,钞票一捆,喇叭一叫,黄鱼乱跳。

  这一年,卡车司机王亚六已经在滇缅公路上奔波半年多了。他是南洋华侨,和他一样来自南洋,在滇缅路上为大后方运送抗战物资的司机还有3000多人,人们习惯地称他们为南洋机工。

  一年前,王亚六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作为一名新加坡巴士公司的司机,王亚六的月薪是50新加坡币,相当于国内的100块银元。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华侨领袖陈嘉庚发表《南侨总会第六号通道》,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服务,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

  王亚六不顾年事已高的父母的反对, 报名应征滇缅公路机工。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每个人,尤其是青年人都动心了,我们在国外,好像很没有地位,都有一种爱国心,你钱赚再多也没用,人家也看不见,所以陈嘉庚一号召,我们大家就报名回来。

  多年后王亚六对出发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学生们手捧募捐箱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募集资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标语贴在醒目的地方;船上回国参加抗战的青年与亲人告别;码头上送行的人挥动着手绢;《告别南洋》的歌曲在空中回荡……

  当时在昆明到处可以看到王亚六一样的卡车司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和当地女子成了婚。这是当时国民政府颁发给南洋机工和当地女子的结婚证书,由于南洋机工总是把自己打扮的很体面,收入又不错,他们成为很多当地的女孩心仪的对象。机工们颇有南洋风情的婚礼也成为当时街头巷尾议论的焦点。

  云南的路难走,王亚六所属的第十四汽车大队,几乎都是由南侨机工组成的,过去这些大都在城市里开车的华侨司机几乎要从头开始学习如何在崎岖的山区公路上开车。

  高耸的云贵高原横卧在公路前面,滇缅公路翻过高黎贡山和大王山,跨过怒江、澜沧江、漾濞江,其间三分之一的路段是贴着悬崖建造,走在路上要格外小心。更加危险的是夏天瘴疟流行,当地流传着“要下瘴疟坝,先把老婆嫁”的民谣。在疟疾肆虐的夏季,王亚六身边几乎每天都有工友死去。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滇缅公路运输了抗战时期至少一半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而其余武器装备生产所需的进口原料也都依赖这条公路的运输。

  这一年,德军进攻法国,只宣战而不交战的奇怪和平终于结束了。

  6月12日,德国军队进入法国首都巴黎,10天后,法国宣布投降。英国军队侥幸退回英伦三岛。

  比利时、丹麦、法国,欧洲版图上的国家在炮火声中一个个地消失了。

  日本政府利用英法两国的困境,开始了行动。6月27日,日军宣布封锁香港,香港总督奉命疏散妇孺,香港与内地水陆交通均告断绝。与内地的连接就靠一条空中航线。

  7月15日,日军封锁宁波、温州港口。此时,中国沿海的大大小小的港口都已经落到日本人的手中。

  7月18日下午,英国按照与日本签订的《英日协定》,开始封闭滇缅公路缅甸段。

  消息很快传岛了距离昆明1000多公里的重庆,宜昌的失陷已经使重庆市民精神紧张,现在,最后一条国际运输线被封锁,这更引起人们的不安。这一年正好粮食歉收。普通主妇有点余钱,就多买些日用品,如肥皂、布料和罐头食品等储藏着。重庆米价急速上升。一些地主与商人为了谋利开始囤积粮食。从5月到12月,米价上涨了四倍。通货膨胀露出了可怕的面目。

  重庆《新华日报》在头版《米价在飞涨》一文中说道, 6月间,本报社论痛陈述米价飞涨的问题时,米价已经涨到旧斗10元一斗,如今仅隔二月余,而米价已升到32元一旧斗。负责米价的当局,天天在高涨着的米价后面追,一步步将平价提高,更成问题的是,不仅米价狂涨不已,而且国家行都所在的重庆,有许多时候市面上竟然有钱买不到米。”

  正在重庆的农业专家沈宗瀚也关注着这个情况。身边发生的一件事引起了他的思考,他的房东太太抱怨与丈夫争吵,房东太太说:“我家有田四十余亩,收得租谷每年自食有余,现在仓有余谷。他不许吃,偏向市上买米来吃,近数日米价涨得很快,他在市上买不到米,而以甘薯充饥,全家都怨他,他还看米价上涨,坚持不肯吃自己的米,真不讲理”。

  沈宗瀚知道荣昌地区是有余粮的区域,假使这一事实是四川目前普遍现象,那么大小地主的普遍囤积,对米价上涨的影响,比都市米商囤积影响更大。

  这一年,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脚步。日军占领宜昌以后,迅即修建了轰炸重庆的前沿机场。七月底日本最先进的零式战斗机抵达基地。

  上一年,零式战斗机在三菱重工业公司首次试飞,零式战斗机具有优异的垂直机动能力,设计师大胆采用超硬铝合金,对飞机主桁梁进行革新。其抗拉强度和耐疲劳强度大大提高,而且机体重量极轻,空重(21型)仅1570公斤。零式战斗机很快成为是战斗的主力。由于1940年是日本有历时记载的纪年2600年,因此被称为“零式”战斗机。

  零式战斗机迅速取得了在重庆上空的绝对制空权,满载炸弹的日本轰炸机尽可以安心地轰炸重庆的地面目标。

  日本侵华空军主力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开始实施长时间的战略轰炸,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最大规模和最长时间的空中屠杀。重庆遭到日本空军的野蛮轰炸,千里江陵变成一条血与火的长廊。

  连续的轰炸使重庆变成一片火海,重庆的人民用自制的方式压水灭火,但与熊熊烈火相比,这些水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最初日本人只是使用高级炸药,并且只造成了有限的损害.后来他们改用燃烧弹,以致几乎整个山城重庆都变成了废墟.在这片废墟中,人们泰然自若地生活着,他们一次次地修理着不断被轰炸地家园。

  虽然中国在反击轰炸机方面几乎没有办法,但是重庆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警报系统.第一次警报在轰炸前一个多小时发出,相当于日本轰炸机离开他们的基地时,第二次警报表明这些轰炸机已向重庆飞来,大约还有十五分钟的航程,这时每个人都应该进入防空洞,所以每个人都来到防空洞的入口,在那儿读书或者玩桥牌,直到被派作观察员的人看到飞机已经临近,才进入防空洞.

  连续的轰炸使重庆人逐渐习惯了防空洞的生活,1940年大公报报馆多次被轰炸,但他们一直坚持出报。这一年《大公报》将防空洞扩大,印刷机干脆搬到洞里,在防空洞内出版报纸。《大公报》的社长王芸生说:“本报同人,几枝秃笔,一张烂纸,颠沛流离,从事言论工作,以绵薄之力贡献于抗战。” 小贩一边躲警报,一边做生意,甚至把买点心和粽子的小摊摆在防空洞门口,也算是重庆淳朴遗风里面一道风景。从这些商贩买的火柴和香烟的品牌、商标上面你也能看到抗战色彩。狮秋牌火柴,在醒狮和地球之间,埋藏着民族振兴的寓意:重庆火柴厂生产的建国牌火柴,重庆蜀益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胜利牌香烟无不包含了山城人民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就在零式战斗机嚣张的呼啸声中,在战火硝烟弥漫的重庆街头,宋氏三姐妹同时出现在街头的废墟中。宋庆龄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当时的论述无奇不有,香港流传着“浪子回头”的传闻——宋庆龄由于幻想破灭而终于回到自己的亲属怀抱,描绘出一个任性的姐妹最后承认蒋介石和它的政府的明智。

  而此时,在伦敦,有一个人扛着摄像机步履匆匆,他就是英国导演詹宁思。

  当时的英国已经是一片火海,世界媒体用“伦敦在燃烧”描述这座英国首都的恐怖景象。

  詹宁思在真实的场景中拍摄了电影《伦敦可以坚持》,影片通过一个美国记者的回忆,描述在德国轰炸的那个夜晚,伦敦市民所表现出来的镇定与幽默。

  《良友》画报以“重庆――伦敦”为题,发表了东西方两个首都的图片特辑,称它们是两个“同遭厄难、共负时艰”的英雄城市。

  这一年,来自英国的林迈可已经在中国3年了, 从38年开始,在燕京大学任教的林迈可不断利用假期的时间,越过日军的封锁,进入晋察冀边区。在这里,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热情的招待。边区政府特别给他准备的 “西餐” ,具体菜单是煎鸡蛋和烤馒头。林麦克称这是“陌生的西餐”。除了这种西餐,边区还有很多东西给林迈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里,林迈可看到日军封锁给根据地带来的巨大困难,在《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中,他回忆道:一位军分区司令员告诉我,战士们要尽量节省弹药的消耗,只有当战士们身边有特别神枪手时,才允许这些神枪手在100码以外射击。

  八路军武器简陋完全出乎了林迈可的意料,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眼中的八路军:我曾看到,有人使用的步枪是19世纪90年代制造的,弹药几乎完全靠从日本人手里夺取。

  在这里士兵用原始的方式造纸,他们在简陋的医院里做手术。

  八路军的武器是通过当地很小的、很原始的兵工厂来补充,这些兵工厂表现出了极大的创作才能。

  这是八路军自制的火炮,这是由制造烟花的手工业作坊生产出来的手榴弹。

  八路军对有些东西,象电话和无线电用的干电池,他们依靠那些有爱国主义思想或牟取暴利的商人从日军占领的城市走私。即使是这样这些东西也很难弄到,因为走私在当时也很危险。

  晋察冀边区的困难也是华北其它敌后根据地共同的遭遇。当时日军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宠政策”全面展开。“囚笼政策”使八路军活动困难,物资匮乏,形势顿显紧张。

  宜昌被攻占,殿面公路被封锁,使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中,投降危机空前严重。(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自传中写道:“我抗日根据地愈见缩小,从1940年3月前后到7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的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

  8月20日,被称为百团大战的正太路破袭战打响,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聂荣臻后来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时刻的情景,真是壮观得很啊!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简直像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太路全线。指挥所几个年轻参谋激动地对我说,他们参军以来,还没有见过这样红火的战斗场面。”

  正太线作战二十天,正太路全线陷于瘫痪。在历时三个半月的战斗中,八路军毙伤日伪军44000余人,打破了囚笼政策。日军华北军司令部称这次战争是“挖心战”。今天百团大战所留给我们的影像资料已经不多,但是从这些照片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当时一扫投降阴云的豪气。

  连续十年的侵华战争,已经使日本这个国土面积不到4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出现疲态。

  战争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埋葬日本人生活中最简单的快乐。

  日本本土国家开始征收金银和铂金,女人们摘下自己的首饰,戒指和项链的制造被限制;生活必需品由配给制变为了凭票制;在各个街道说,竖起了标语上面写着奢侈就是敌人;10月31日,日本所有舞厅被关闭,日本民众似乎也意识到平静的生活离自己越来越远,防火演习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假想真实战争爆发的防空演习在日本全面展开。

  为了确保军需物资的生产劳动力,城市青年到农村和矿井工作。失去丈夫的妇女们排着队到经国神社去超度她们丈夫的亡灵。随着战争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女人从全国各地做火车到经过神社所在的东京。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已经无孔不入,小学生的课本上也都是日本军队的图片。

  “邻组”这一老制度也被重新启用,失去丈夫的女人们只能在漫长战争岁月中结合成许多的互助小组,在收音机中,每天都能传出互助小组的歌声。邻组的目的是“塑造人民的道德生活和精神标准”。每天她们在同一时间起床,开始日复一日的劳动。

  就在此时,在希特勒官邸,举行了联盟签字仪式,日本加入轴心国,与德国、意大利签署了《三国公约》, “罗马—柏林—东京轴心”就此形成。

  10月,在隔着太平洋与中国遥遥相对的美国,卓别林拍摄的电影《大独裁者》上演,片中的卓别林以希特勒为原形,惟妙惟肖地扮演了一个推行反犹太主义和侵略扩张政策的独裁者形象。影片成为1940年最卖座的影片,这是卓别林第一次以有声对白电影谴责法西斯。

  在上海,《大独裁者》与美国同步上演,在战火纷飞的中国,上海看上去似乎有着与时代不相称的奢华。 金陵大学的美籍教师魏特琳经过上海时在日记写道:“上海大商店和影剧院里挤满了衣着华贵的中国人,他们似乎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国难当头。”人们把上海的生活称为“迟迟上班签签到,摆摆龙门说说笑”。跑马成为时髦的娱乐方式,每到周末跑马场中都挤满了人,上海的跑马场也成为上海的标志性建筑。此时的大后方也流传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说法,从1947年昆仑影业公司出品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就讲述了一个又为青年从前线刚刚回到大后方,看到大后方的糜烂生活所流露出来的愤怒与无奈。

  在太平洋西岸,日本攻占越南,直接威胁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一直游离于战争之外的美国也意识到,不能再置身事外了。

  美国著名诗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再《纽约时报》上发表诗歌:啊,制造吧,装备吧,送去吧。这样我们才能和英法一起活下去,否则我们将孤军奋战。

  这年年底,美国罗斯福总统宣布将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以稳定中国币制。两天后,美国国会通过了提供给中国1亿美元贷款的议案。英国随后也贷给蒋介石政府1000万英镑。并宣布重开滇缅路。

  但是,对1940年内外交困的中国来说,这些帮助只是杯水车薪。

  1940年的最后一天,《申报》发表社评《别矣,1940》,社评写道:“时间的计程,到今日又成一年,纷扰而凄凉的除夕,结束了艰涩而残酷的1940年。”

  (CCTV《见证·影像志》供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责编: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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