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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上、下)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5年08月11日 16:54 来源:CCTV.com

  上 集

  1941年的元旦,是重庆的冬日里难得的晴天。这一天,人们早早地起了床,早上8点,市区、江北、南岸、沙坪坝四处同时举行庆祝活动, 陪都青年团童子军检阅典礼与慰问荣誉军人大会及市区庆祝大会同时合并举行。会后开始体育表演大游行。上午9时,一万名以上运动员自川东师范出发。全市一律挂灯结彩,各机关法团休假一天。龙灯、狮子半夜尚在街头玩耍,重庆成为陪都以后第一次如此放松。

  赶在这一天,蔡楚生导演的电影《前程万里》在重庆国泰大剧院公映,这部电影被称为是“抗战电影的里程碑”,它赞颂青年人在抗战中奉献青春,报效祖国的精神。同时上映的地方还有香港、昆明和成都。电影的票价按不同的时间分别是:早场1元,日场1.5元,夜场2元、2.5元。观看人数之多,场面之拥挤,《中央日报》中有一句简略的描述:拥挤情形,当可想见,与面向隅,务请早临。1月3日,《大公报》以“重庆市万人空巷,新生路千头攒动”为标题报道了电影公映的盛况。

  晚上9点, 中央广播电台为全国荣誉军人及抗战军人家属增播国乐,并致慰问词。第二天,各界特组慰劳队二十八队分赴各荣誉军人医院及抗属家庭慰问,并分赠慰问品及代金。荣誉军人每名发给代金十元,毛巾一条,寒衣一件。

  当天,《大公报》发表名为《民国三十年岁首献辞》的社评说:中国今天已经不是苟安悻存的病夫国,而是能自卫自主受世界公论赞扬的新兴国家。抗战接近胜利,一切建设上的展望,亦无穷的良好。《中央日报》也发表了社论,题目是《迎接胜利之年》,其中写道:今年是我们抗战的第四年,是我们争取胜利的第一年。经过了三年的血战苦斗,我们的自信力,格外加强,我们透彻知道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团结,我们的统一,我们的环境,无一不是向着胜利途上迈进的。

  元旦的欢乐刚过去半月,人们就在1月18日的《中央日报》上看到了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颁布的解散新四军命令,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新四军军长叶挺革职。文中写道: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扰乱战局,阴谋不轨。

  1941年1月4日,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赴黄河以北。1月6日,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等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召开了庆祝大会,汪精卫亲临讲话说:数年来蒋介石未作一好事,惟此次尚属一个好人。

  事变使日军渔翁得利,于1月14日再次扫荡华北根据地,号称要完成皖南事变未尽之功。

  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致蒋介石书中,强调这一事件将会使“过去所历惨痛又将重演”, “使抗建已成之基础堕于一日”。华侨领袖陈嘉庚在电报里说“敌焰犹张,国仇未雪,如复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民族惨祸,伊于胡底”。

  早在国共关系出现裂缝时,中间党派就开始为调解国共关系而积极奔走。皖南事变使奔走最为积极的黄炎培,心情很不平静。他的爱妻刚刚去世,自己还未从悲痛中解脱出来,而且连日奔波劳累,引起高烧。他是带着丧妻之痛和高烧不退参与调解的,不料一切都无所收获。梁漱溟的情绪也一样低落,他认为“我们是以国民立场过问国事,本着我们的主张和信念而奔走努力。我们并非作和事佬,调停的人。何况这种分家的办法,和我们要求国家统一的精神不合,同人皆感觉失望,不能赞一词。”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新闻检查机构不准《新华日报》披露事件真相。1月18日,因有关皖南事变的记载被扣下,该报开了一个“天窗”。周恩来立即为“天窗”补上一首四言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在电影《报童》中我们看到,周恩来在当天还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到重庆街头叫卖《新华日报》。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继续领导新四军坚持长江南北敌后抗日斗争。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新闻出版物实行了更严厉的审查制度,表面上允许《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出版,同时却实行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并不断在新闻传递、报刊发行、印刷条件、物资供应等诸多方面设置障碍,使这些获准出版的报刊仍然无法进行正常的新闻传播活动。

  1941年5月7日早上,胡风带着家人从重庆南岸海棠溪出发。当时正值初夏,在车上可以看到,梯田里的麦子已长成一片翠绿,即将扬花抽穗,而另外一些水田里的人们正在忙于插秧。他在车上即景吟诵了一阕词《晨渡海棠溪》:破晓横江渡,山城雾正浓。不弹游子泪,犹抱逐臣忠。负辱过关塞,吞声哭蚁虫。燎原由大地,一志万人同。

  胡风的诗中,流露出一种被放逐的愤恨。 他后来写道:别了,重庆,如果需要,我将再来,因为我不是为逃避轰炸,贪图安逸离你而去的!他无法忍受的是重庆日益收紧的思想控制。对敏感的知识分子来说,武汉时的意气风发已经是很遥远的往事了。

  经过一个月的跋涉,胡风于这一年的6月6日到达香港。当时的香港 远离战火,内地人员与资金的涌入,刺激了这个城市的繁荣。 在中共南方局的部署和安排下,100多位知名文化人安全抵达香港。

  潘家峪是长城以南一个普通的山村,关于八路军在潘家峪建立根据地的传言,使这里成为日军开展清乡行动的重点。1月25日,3000名日军在拂晓时分包围了潘家峪。天色微明,日军在村口打死几个去赶集的人。闯入村里,开始挨门挨户抓人,把村民们集中在村西的大坑里进行集体屠杀。在进行了整整一天的疯狂屠杀之后,这个只有1700人的村庄,有1230人被屠杀,23户人家被杀绝, 1350间房屋被烧毁。6天后,当时的新华社战地记者雷烨来到潘家峪,拍下了这组真实的照片。在后来的文章中,雷烨写道:听不见昔日的牧羊少年的歌声和老人的咳嗽,没有炊烟也没有灯光。黄昏里,在潘家峪,我们向谁告辞呢?

  从这一年起,日军开始规模更大,时间更长地清剿山区根据地,不加区别的、普遍的暴力代替了百团大战前有选择的镇压,这就是声名狼藉的三光扫荡:杀光、烧光、抢光。

  到1942年底,日军一共进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

  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署《苏日中立条约》,两国做了一笔交易,苏联 承认伪满洲国;日本承认伪蒙古国。苏联立即停止对华援助,并调走苏联志愿航空队。以前热闹的西安到兰州的公路立即冷清了起来。苏联在东方安抚日本是为了应对德国纳粹从西方发出的威胁。日本不再嚷着北进,南下就是这个帝国的惟一选择了。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缺医少粮的紧缺状态,儿童的生活状况尤其糟糕。物资紧缺的原因是日军为了切断华南地区交通线而发动的“封锁战”。在中日战争之初,日本就宣告封锁中国全部海岸,所有中国领海一律严禁中方船舶航行。但经过几年的“切断作战”证明,在漫长的海岸线上,仍有许多空档可向内地输送物资,经济封锁并未彻底奏效。 4月19日拂晓,日军在中国宁波、石浦、临海、温州一带登陆,并顺利占领以上要点。至此,中国漫长的海岸线,自东至南,所有交通口岸,完全被日军占领了。苦苦支撑的中国人民的惟一希望就只剩下了西南边陲的滇缅公路。当时,在香港的宋庆龄在给美国友人普赖斯的信中写道:现在在山西和河南有十四个孤儿院,四千四百九十一个儿童,五分之一都是女孩。他们急迫需要的是医药、夜服、食物、教育用品与房屋。目前生活费用都在飞涨,但是儿童的食品补助却因为缺乏经费而无法增加,现在负担一个儿童的食品和其他开销至少需要中国货币一元。汇率是十八元中国货币兑换一美元。来自半饥饿或饥饿地区的儿童需要鱼肝油和维他命B产品。

  那时的欧洲与亚洲大陆已经被战火摧残多年,只有美国还是世外桃源,它的工业能力已经强大得令人瞠目结舌。

  宋子文当时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游说,争取援助,作为财政专家,宋子文深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困难,财政收入因为国土的丢失,急剧减少,而用于维持战争的军费开支却急剧增加,每天军费至少500万。一年需要十八亿,实际收入只有三分之一,政府只能靠多印纸币来支撑支出,但可怕的通货膨胀阴影已经出现。 。上年6月宋子文抵达美国时,就带去了一份所需武器和军事装备的清单,其中包括7.9毫米轻机枪1万铤、7.9毫米子弹3亿发、价值1千万美元的枪炮、300架驱逐机、100架轻型轰炸机,以及多种武器配件。

  但是美国当时以优先满足英国的需要为原则,直到1940年11月,才答应拨给中方50架驱逐机的配额。

  那时战时首都重庆正经历着艰难的时刻。日本飞机不断前来狂轰滥炸,重庆等后方城市对空中保护望眼欲穿。1940年12月9日,宋子文对美国财长摩根索说,中国需要500架飞机.摩根索回答说,这简直等于要500颗星星。当时美国已经许诺向英国提供大批战斗机和轰炸机,英国一次就向美国订购了14000架飞机,不久又添置12000架,而美国飞机生产产量有限,各厂的订货已经超过1941年底。宋子文则告诉美方,中国有了500架飞机就可以牵制日本1500架飞机,日本陆、海军南进攻击太平洋群岛的危险就大大减少。他的说词最终打动了摩根索。

  这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同年5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式宣布《租借法》适用于中国,有了这个方案,中国开始直接接受美援武器。

  当时的银行家陈光甫也在美国协助宋子文游说。他深得美国华尔街富翁们喜欢,美国财长摩根索是他最好的朋友。所以他到美国担任过几次经济使命都能够顺利而归。比如1936年为了实施法币政策而与美国签订的白银协定,1938年在华盛顿签订的2500万美元的桐油大借款,还有1939年的2000万美元的云南大锡借款。不过,借款成功以后,陈光甫就提醒蒋介石:我先自助,人方助我。否则,求人之事难若登天。对于《租借法》,他感慨的说过这样一句话:“美国的租借法案,可以有那么多的物资送给外国,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外国呢?那恐怕只有人,人,我们仅有太多的人是可以输出的。”

  进入40年代的美国,不仅远离战火,还可以大做军火生意,它的经济正处在一个黄金年代。在科技上,彩色电视机、电冰箱等相继问世,美国农业生产已经逐步开始机械化,更重要的是美国人已经借助被纳粹德国赶走的爱因斯坦等物理学家的大脑,开始掌握核能技术。好莱坞电影也正处发展的又一个高峰,1939年出品的《乱世佳人》仅仅在美国本土就创造了1.936亿美元的票房纪录。

  缪金源教授,曾任教于辅仁大学,1938年秋天,他到辅仁大学哲学系和司铎书院教书,月收入130元。后来因发表了“非宗教”的言论得罪了天主教神父,第二年就没有续聘。战前他收入相当丰厚,每餐都有鱼肉珍馐。但沦陷后在辅仁大学教书时,因为入不敷出,已经减到每天一粥一饭。1939年离开辅仁大学后,生活更加困难。

  1941年4月25日,缪金源教授在给魏建功的信里说:自离辅大后,生事良苦,岁杪又举一男(共五男一女),牛乳竟月费二三十金。诸儿量其宏,每日食十斤(玉米或小米一餐)。且全家长幼均多病,……以贫困故,概不服药。……

  和缪金源一样,留在北京的许多文化人都过着拮据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他们仍然洁身自好,不肯接受日伪的职务。北京这块本属于中国人的土地此时已经成为日本人的乐土,商店挂起了日本招牌,收音机里响起了日本的音乐,昔日繁华的王府井和米市大街一带已经看不见遛鸟闲逛的中国人。在故宫和北海,也看不见身着长褂的中国游客,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穿着军靴的日本大兵或踩着木屐的日本游客。

  日本人的到来改变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但也有人的生活因此而丰实富足。北大留守北平的教授周作人不但接受了汪伪政府教育督办的职务,还摇身一变,成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他为自己辩解说,接收这样的职务首先是因为家里的负担,他在《知堂回想录》中这样说道:弟以系累甚重,家中共有九人,虽然愚夫妇及小儿共只三人,未能离去北平,现在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已,别无一事也。同时,辩称有了这样的职务,他就可以更方便地照管北大校产,维护华北教育。

  1941年元旦,周作人正式接到了汪精卫签署的 委任状,被委任为华北教育总署督办。我们可以在他的日记中看到他接任后的生活。

  1941年1月24日:上午送外衣来,吉明、吉春各一件,共315元,外加狐皮百元也。

  1941年5月10日:买高岛屋客室用桌椅全份12件,2100元。

  1941年12月24日:和森介绍绍兴成估衣庄来,留狐皮衣裘二领,共千五百元。

  在1941年这一年里,周作人全家使用奴仆13人,物质生活非常阔绰。

  在日本,随着战争进入第四年,大量的青壮年男子投入战场,大批的物资被运往前线,日本国内的经济和供应也已经陷入窘境。由于劳动力的缺乏,妇女被要求进行劳动。农忙的时候,城镇的妇女被集中起来到农村工作。在矿场,妇女们也跟男人一起从事下井挖煤这样的重体力活。东京的小学生一毕业就投入正规的军事训练,父辈们在前线战斗,他们也要为天皇做出贡献。这一时期,政府对生活必需品实行统筹分配,吃饭由每日三餐改为两餐,主食由白米改为糙米和杂粮。兵工厂仍在不停运转,但金属原料已变成回收来的灯柱、栏杆和锅盆了。

  《新民报晚刊》在对日本国内困境的报道中提到,日本军阀发起了“国民减食运动”。所谓的“减食运动”就是将每日三餐改为两餐;改吃糙米和杂粮;只要是可以吃的东西如水果皮、萝卜叶及剩饭都可晒干充饥;吃蒸饭尽量使米粒膨胀;细嚼,增加米的作用;更为奇怪的言论是,因为食物大部分含水,例如豆腐、水果,水分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为了节约,每天多饮清水数杯,即可相抵。

  继“国民营养座谈会”后,日本医学界更有了这样的所谓“妙论”:一切蔬菜都不应剥皮吃。蔬菜皮、叶含很大维他命甲,铁质,钙质,扔掉则损失很大滋养品。但是日本有很多人家已没有垃圾箱,因为垃圾全都吃了。鱼也是连刺连骨带内脏全部吃,蔬菜也是连皮连尾都吃,生果连心连核都吃。《新民报晚刊》上不无讽刺地写道:这既合经济学,又是营养上更重大收获。

  就在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时,中国的陕甘宁边区物质生活也异常艰苦。在日本“扫荡”、国民党封锁及自然灾害的侵袭下,抗日根据地的财政遭遇了极大的困难。根据地的人们一度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一方面组织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救”。在陕甘宁边区,生产范围以农业、蔬菜、畜牧为主,也经营一些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风气一开, 其他各根据地凡有条件的,都起来仿效,大家靠着生产自救运动,渡过了1940—1942年的严重困难时期。

  五一劳动节的延安,有一点微弱的风沙,但是并没有减弱人们欢庆的热情。上午,艾思奇在文化俱乐部主讲“五四的哲学”。下午延安各界在公共体育场召开纪念“五一”群众大会。晚间八路军大礼堂上演了来自苏联的话剧《铁甲列车》。

  在五一期间,延安还举行了展览会,参加展览的有难民纺织厂、农具工厂、制革厂、新华化学厂、八路军制药厂、通讯材料厂等二十多个机关。就在这一年,延安产生了207位劳动英雄。对于成绩,一位劳动英雄这样说道:政府是咱们自己的,工厂是咱们自己的,咱们有民主,有自由,生活学习都有保障,咱们的劳动热忱就自然提高了……

  五一这一天,延安还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纲领》规定在政权建设方面革命根据地实行“三三制”的参议会制度。即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

  参议会采用普选方式产生。选举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方法。在选举运动中,群众创造了适合于自己的选举方式,画面中这种选举方式叫做豆选,方便不识字的群众投票。能够破天荒地由普通人来选举政府官员,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边区参议会的三次选举参选率都达到70%以上。延安的报纸曾报道说:许多地方的妇女,因为选举村长,她们情愿抱着孩子跑五、六里的路程,赶到约定开会的地点去。

  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参议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林伯渠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副主席。在18名边区政府委员中,林伯渠、徐特立等共产党员占7人,超过了1/3。于是,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由党外人士补上。

  劳动节刚过去六天,日军就由东、西、北三面“以钳形并配以中央突破之方式”进犯中条山地区,中条山战役正式打响。

  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黄河北岸,与太行、吕梁、太岳三山互为犄角,让占了太原的日军毫无安全感。 对于日本而言,得到这里就可以渡河南下,侵夺中原。中条山地区因此而被视为抗日战争时期“关系国家安危之要地”。

  驻守这里的是国民党中央军,在战区划分上则归之于卫立煌为司令长官的第一战区。1938年春,山西境内的国民党军为减少正面损失,将十数万之众的部队分散于晋南地区,建立防御工事,开展游击作战。日军侵占山西后,“为了固华北、抑洛阳、窥西安,自1938年以来曾十三次围攻中条山,但均未得逞”。

  日军对这一次的进攻蓄谋已久,除了派遣兵团,集中兵力之外,还封锁了我国东南沿海,并征调军队分布于中条山周围。与此同时,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保守要地,力图持久,奠安内部,争取外援”的指导要领,确定了“加强中条山及潼洛工事,积极训练”的战略原则。1941年5月7日,自感稳操“胜券”的日军开始了对中条山的大举进攻。

  战事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最终以中条山守军大部退出中条山地区告终。根据日方的统计资料,守军被俘约35000名,战死42000人,日军自己的损失是战死670名,负伤2292名。中条山会战被国民政府视为抗战中的最大耻辱。

  在中条山战役中,大量中国军人被俘,,被关押着战俘营,很多人沦为劳工,被运往日本做苦力。同去日本的劳工还有许多是在其他战役中被捕的战俘。在日本监工的监视下,战俘们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吃饭上工,中午在工地吃饭,晚上满天星星才收工,一天得干十四五个钟头的活。日本人不把战俘当人,对他们开口就骂,抬手就打。

  与中国战俘的惨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战俘在中国的生活。5月15日,在延安宝塔山上,以教育在延安的日本战俘为目的的日本工农学校成立。《解放日报》在第二天的报道中写道:昨日下午六时,在八路军大礼堂举行日本工农学校的开学典礼。会后游艺节目开始,演出了日本歌曲、日本舞蹈,青干少年剧团演出童话歌舞《公主旅行》的故事。由日本工农学校及敌干校学生共同演出的日语话剧《前哨》,更新颖动人,至夜十二时结束。

  当时,在延安的日本、美国、苏联、朝鲜等外国友人被列为第一类,日本战俘也被视为外籍朋友来对待。学校除按一般的统筹统支规定外,还特别供应︰每人每月猪肉大秤1斤(2.5市斤),粮食除按军队规定供应外,每人每月另加优待面10斤(不扣米),过年、过节或日本的重要节日,由供应机关批准发给一定的会餐费。学员的主食,原来是小米,后来改为白面。一日三餐都有肉,早晚餐有两三个菜。星期六晚餐,有时加菜,还有各类边区自产的白酒。

  当时的学员后来担任政治常识课教师的香川孝志在回忆录《八路军中的日本兵》中这样写道:最热闹的是每星期一次学员们自己动手包饺子。从厨房领来面和馅,大家七毛八脚地抢着干,不是把饺子皮弄破了,就是把馅放得太多包不起来了,即使包好了放在锅里一煮,也全破了。在中国同志的帮助指导下,过了一段时间,学员们才慢慢地掌握了包饺子的要领。

  香川孝志是1940年8月20日在山西省一个小村镇守卫一座小桥时被八路军俘虏的,被俘时他是日军的一个下士,当时八路军正在山西省和河北省发动以破袭日军交通线为目的的“百团大战”。被俘后他想跑却跑不掉,于是想到了自杀。

  就在这时,他在八路军那里发现了一本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书《论持久战》,此书把中日战争分为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作为军人,香川意识到,目前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按书中的说法,这一阶段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香川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这样描述他看了这本书后的反应:我感到吃惊,心情变了。世上既有如此卓越的学识和理论,能学到手再死也不迟啊!于是,香川没有自杀,而是去了延安,走上了反战之路,成为日本工农学校的老师。

  根据学员的程度及有效学习的需要,日本工农学校把学员组织成A、B、C三个班。A班的教育内容是初步了解社会主义理论,解剖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B班的程度稍高一些,学习理论上更深层次的有关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经济的分析,学员都是来到八路军一年以上的。C班是由水平最高的学员组成,主要课目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香川在课堂上认真听课作笔记,说是笔记,其实是把当时在延安得到的粗糙的手工抄纸用毛笔写下的小字排列起来,大约有二百五十页,共二十万字。由于其积极的表现和努力的学习,香川孝志成为A班的教师。他回忆道:后来我在工农学校里当“政治常识”教员,就是用这个笔记本讲课的。

  除了香川孝志之外,先后有四百多名日军战俘在日本工农学校洗心革面,他们积极投入了反战运动。有不少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的学员,又返回前线与八路军一起做日本士兵的工作。主要的工作方法,一个是散发传单和送慰问袋,另一个是使用电话和扩音器直接喊话。传单内容是能引起日军同感的东西如“不要打我们嘴巴!”“让我们吃饱饭”。

  慰问袋是用白粗布做成的袋子,画上显著的大字,印上日本士兵喜欢的图案。袋内放入核桃、枣、柿饼等土特产以及毛巾、肥皂等日用品。开始日军总警惕慰问袋里的食物是不是有毒,后来慢慢的双方就通过慰问袋互相传递信件了。香川孝志和学员们收到过这样一封信:别的碉堡都给了慰问袋,我们的碉堡里却没有,请你们送来吧!

  1945年9月初,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大部分人员奔赴东北、华北、华中战场,帮助我军接受日伪投降,而后回国。有些人一直留在中国,有些还与中国人民肩并肩、手挽手,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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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四川西南扬子江流域的重庆,是名符其实的高温多湿地区,和南京、武汉同称“三大火炉”,重庆夏季平均气温高达36度,湿度在80%以上,1939年到1941年这两年闷热难堪的夏季里,重庆人大多数时光是在高温潮湿的防空洞中度过的。

  1941年的重庆是日军飞机疯狂轰炸的目标,防空洞是当时重庆的人们躲避轰炸的主要建筑。人们在岩石上凿出防空洞作为空袭掩体,洞顶多为沙岩,洞侧则以泥岩为多。

  重庆《国民公报》曾经刊载了一首70余行的长诗,长诗的名字直截了当就叫《防空洞》,诗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是谁,把我们/从20世纪的闹市/赶到了荒野的岩洞/我们快要窒息了/却连咳都不敢咳/只让年轻的母亲/暗暗流泪在心底/宝贝,乖巧些吧/你别怨妈妈不宠爱你/你说是谁/害你连哭泣的权利都被剥夺/

  吴理华是一位杂技艺人,1939年她的儿子降生,之后五年多的时间里抱着儿子躲警报、住防空洞成了吴理华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诗里描写的妈妈和宝贝是吴理华母子的生动写照。漫长的夏秋季节是重庆最恐怖的岁月,炸弹从酷暑落到晚秋,是常有的事。和吴理华一样很多人清早起来,空袭警报一响,就带上手提行李,或者是把坛坛罐罐也一起搬进防空洞。

  经历了1939年的53、54大轰炸,经历了日本飞机的燃烧弹和毒气弹,重庆人渐渐习惯了防空洞里的生活,紧张慌乱的情绪也开始平静下来,防空洞里开起了茶馆,偶尔还有人哼几句川剧,或者在轰炸的间隙到防空洞外拣几张日本飞机丢下的传单。《中央日报》上对大轰炸有过一句幽默的描述:某教育家语记者:重庆市恐有大哲人出现,因长时间的防空洞的静坐已具备了产生大哲人的条件……

  在当时的《中央日报》上,我们可以看到,重庆大小防空洞洞口前都有卖冷热豆乳的人,空袭服务总队也用大卡车装载饼干向市民售卖,而不少较大的饭馆因为空袭暂时停止营业,小饭铺则拥挤不堪。洋车夫因为连续的空袭,虽拉的次数较少,但其收入却比平时成倍增加。

  当时,中央大学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在大轰炸中,除较偏远的教员宿舍未波及外,其余的教室、宿舍均遭破坏。中央大学本位于南京,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南京危在旦夕,朝野上下忙着内迁,中央大学经过认真考察,决定西迁重庆。没有想到,迁到重庆后依然逃脱不了日军的轰炸。

  曾任前台湾“监察院长”的经济学家王作荣当时是中央大学的学生,他在1938年夏以第一志愿考入中央大学政治系,1939年春注册上课,读了一年半政治系,3年经济系,于1943年毕业。从他的回忆里我们知道,在大轰炸期间,同学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到了穷的极限。早上七时左右吃稀饭,一碗浑浆,几颗黄芽米,几只白米虫,在里面游来游去。四碟小菜,就有二碟是猪吃的空心菜——菜梗一碟,菜叶一碟。同学们一喝七八碗,但早上十时就已空腹雷鸣,不到十一时,饭厅即已挤满了人等候开饭。而饭是要靠抢的,抢迟了便得挨饿。

  在《沙坪之恋》中,王作荣回忆道:有一次正遇到月尾找牙祭,厨房早将红烧牛肉烧好了,而厨房饭厅旁边中弹,大桶红烧牛肉堆满黑灰。我们一个月才盼望到的一次牙祭怎肯轻易放过,全部吃光,吃的满口灰沙,仍然津津有味。

  在那样的生活煎熬之下,学校的教授们仍然有他们轻松的一面。那时候教授们的平均年龄约四十岁,很多三十岁上下的单身教授,师生之间便免不了罗曼史,而且这种罗曼史并非是单行道,而是双向行驶。好几位风姿绰约、才华出众的女同学都为她们老师的渊博学问及高雅风度所倾倒,不待老师追求便自愿托以终身,由同学升成了师母。有几位年龄相当,有几位还是白发红颜。同学们称这种恋爱为知识崇拜,以示有别于金钱崇拜。

  战争年代的爱情自然不同于平时。对于自己与女友范馨香的恋爱生活,王作荣在回忆中也有描述:我们都很穷,一包花生米,两枚橘子便能打发一下午。而这两样东西是最便宜的。有时我请她吃牛肉面,我不吃,请她在学校看话剧,我不看,在门外等。不只我俩如此,别的恋爱中的同学也一样。

  1941年6月5日下午,刚下过小雨,临近傍晚,街道上一片繁忙景象,饱受阳光照射的城市开始慢慢散发着热量,真正的火炉季节,一丝风都没有。突然,空袭警报拉响,附近的一万余名市民扶老携幼涌进附近的十八梯大隧道。晚上7时左右,防空洞外响起了轰炸声,这一天,日本飞机分三批连续轰炸市区,每隔一小时一批。到了9时15分左右,洞内的油灯开始一盏盏熄灭,温度急剧升高,缺氧的人们发出一阵阵哀号。

  人们呼出的水汽在防空洞的石壁上开始凝结成水珠,洞外的防护人员先后四次电话请示防空司令部,请求打开大门。抗战时期重庆防空司令部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当紧急警报拉响,敌机临头,防空洞的大门立即上锁,人员不能出入,请示遭到断然拒绝。日本飞机飞离重庆上空的情报被防空司令部再三确认后,解除警报的汽笛声终于拉响,十八梯大隧道紧锁的大门打开了。人们被眼前的惨相惊呆了。这里不再是平民躲避空隙的天堂,却俨然成为死亡的地狱,难民们因为缺氧死伤万千,尸体累积,遍布隧洞。

  发生窒息的时间是从晚上9点40分到10点这段时间,解除警报的汽笛发出不到3个小时,华严寺的和尚就赶往现场救护伤员,并在大隧道洞口超度亡灵。大隧道惨案发生后,那些面目全非和无人认领的尸体,被运到长江下游的黑石子码头,小路的尽头成了一片坟地。当时正值涨水季节,没来得及掩埋的尸体随着江水顺流而下。

  “大隧道窒息惨案”死亡人数,说法不一,重庆防空司令部公布的人数是900余人,当时现场救援的警察局长曾经透露过不低于3000人。美国《生活》周刊的报道是4000人左右,女作家韩素音在回忆录中记载的是12000人。而这一年6月13日的《东京朝日新闻》报道说:防空壕中的死者使人想到就像凝结的沙丁鱼,至少一平方公里的地区变成了死城。

  大惨案发生之后,重庆《大公报》在6月7日的第二版刊载了一篇名为《防空洞通风问题》的社评。社评指出,虽然防空洞可以有效低于日机的轰炸,但由于6月5日晚在防空洞内避难的人数太多,洞口太少,空气不够,所以导致了大惨案的发生。社评还提出了几项防范措施,其中包括躲避时有指导有组织、日机未到时人们可出洞透风、洞口不能关闭、洞内要注意备水等等。

  时隔半个月,同样在重庆《大公报》上,人们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德对苏联宣战进攻,苏联声明抵抗并对英接洽。

  那是在1941年6月22日的拂晓,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突然进攻苏联。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下,奋起展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进入新阶段。德军侵苏标志着欧洲东方战线的开辟,苏德战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公报》对苏德战争的进展进行了连续的报道。6月25日,报道的标题是苏德全线展开激战,莫斯科承认波境一据点失陷,各地红军抵抗甚烈重创德军。7月1日,苏芬边境激战,德军全线进攻。7月2日,苏德大战方酣,德称占领明斯克后东进……从《大公报》的报道来看,苏德战争初期,苏军奋起抵抗,但仍然无法与德军匹敌。

  德军凭借其突然袭击战略以及武器装备优势,一举突破苏军防御,夺占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全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大部,侵入俄罗斯西部各州,进抵列宁格勒远接近地,威胁斯摩棱斯克和基辅。苏联仓促应战,西部边防迅速崩溃,部队节节败退。

  在水生火热中煎熬着的重庆人民和亿万反法西斯的人们一道,期盼着光明的到来。

  8月1日是香港群众性一碗饭运动正式开展的第一天。在香港的街头,一大群人簇拥着一个大碗的模型,喊着“多买一碗饭,多救一个难民”等口号,穿过上环、中环、铜锣湾、湾仔等闹市区,引来了许多行人驻足观看。街头公共汽车和当时颇为先进的双层有轨电车上张贴着“大家来吃爱国饭”,“为祖国无家可归的难民请命”的标语穿过市区。

  当时的香港正值盛夏,暑气逼人。香港位于珠江口东侧,背靠中国大陆,面朝南海,为珠江内河与南海交通的咽喉,南中国的门户。很久以前,香港只是香港岛南部一个小渔村的名字。自清朝道光以来,它已经发展成为当时东亚最繁华的地区之一。“皖南事变”发生后,大批进步人士从重庆转移到香港,使当时的香港成为全国抗战宣传和文化事业的又一个中心。

  就在7月1日,由宋庆龄倡议的“一碗饭运动”在香港举行了开幕式,此次运用由“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发起,旨在支持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救济华北的难民。

  这一年,宋庆龄48岁,频繁的战争和生活的辛劳让岁月的痕迹写在了她的眼角。“九·一八”事变后,她从欧洲回国,一直为抗战事业和民族生存奔波。1937年上海沦陷后,宋庆龄来到香港,并于次年6月创建“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的医疗救济和儿童保健工作。

  一碗饭运动受到了当时香港各界的支持和响应。法学家张友渔在文章中说:假使你不是不关心国家的兴废,民族的存亡。……你就应该同情这一运动,帮助这一运动。剧作家于伶呼吁:我希望每一位吃得起饭的人,多购买“一碗饭运动券”,我希望每一位吃不起饭的人,无力购买一碗饭运动券,也能了解“一碗饭”运动的意义。因在南洋进行抗日义演而名扬东南亚的话剧演员王莹走上街头,发表了富有鼓动性的演说:希望每一个海外同胞都参加孙夫人领导下的一碗饭运动,这是你的责任,你的荣誉。曾于1937年作为第一个到达延安的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在香港《华商报》写下了这样的话:你,中国的朋友,在香港的饭店里买一碗炒饭,那黄河边上千千万万无家可归的人民就可以一起工作,过着快乐的生活。

  乐仙酒家更是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宣传一碗饭运动的营销策略。该酒家规定,在运动中捐款达100元以上者,则用该店珍藏多年的大红古碗盛饭款待,该店还卖巨型爱国饭:碗内有白米一斤,鲜虾肉四两、鸡肉四两、叉烧四两、鸡蛋六个,售价港币100元。这一举措吸引了不少人慷慨解囊,还出现了不少家庭举家扶老携幼去餐室吃“爱国饭”,“救灾饭”的动人情景。

  9月1日,一碗饭运动结束,这次运动受到了150万香港市民的积极响应。原计划发售餐券1万张,每张2港元,共计2万港元。最后纯收入达22144港元,国币615元。英国赈华会香港分会将款项凑足2.5万港元,全部捐赠给工合国际委员会作为救济基金。这一年,工合事业达到了顶点,全国的工业合作社达到了1858社,人数达到近3万人。

  9月中旬,由王莹和金山主演的话剧《雾重庆》在香港正式公演。《雾重庆》是作家宋之的在1940年写成的一部五幕剧,它讲述的是重庆“陪都”时期,一群流亡到山城的青年在黑暗时局里艰难生存的故事。在故事的最后,他们或因不善逢迎,患痨病死去,或走私发财,自甘堕落,或毁誉于政客手中。

  此前不久,该剧主演王莹和金山率领的中国救亡剧团从南洋筹赈演出结束,回到香港。1939年4月开始,金山和王莹赴南洋进行了近两年700余场抗战筹赈义演。这一壮举被誉为戏剧史上的“长征”。回到香港后,他们参加了这年1月份由宋之的等人组织的“旅港剧人协会”,并且开始积极筹备《雾重庆》的演出。

  《雾重庆》公演时,观众十分踊跃,还未开场,剧场门口就挤满了等候入场的人群。夏衍看过该剧后评价道:是剧作者从空疏的乐观精神转换到真实地表曝的一部划时期的作品。

  除了话剧,看电影也是当时人们消遣的方式之一。当时在香港的作家胡风在他的回忆中写道:我为了调剂一下生活,特意花了三元多钱买了三张电影票去看当时名噪一时的《乱世佳人》。这家电影院的观众多半是洋人和高级华人。

  《乱世佳人》是第13届奥斯卡奖颁发的最佳影片奖。1941年,第14届奥斯卡奖颁发,获奖的是《蝴蝶梦》。1941年是美国影坛佳片云集的一年,许多著名导演的力作都在这一年诞生。有希区柯克执导的悬疑片《深闺疑云》,亨弗莱·鲍嘉主演的《马耳他之鹰》,劳伦斯·奥利弗与费雯·丽合作的《汉密尔顿夫人》,泰勒·鲍华的《碧血黄沙》这样几部力作同时参评,但是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这部里程碑式电影,在42年的颁奖会上它共获得9项提名,但最终最佳影片奖还是被约翰·福特导演的《青山翠谷》摘走。

  11月9日,在黄崖洞保卫战中,八路军129师以不满千人兵力。血战八昼夜,歼敌千余人,创造敌我伤亡六比一的辉煌战绩。

  黄崖洞真正闻名于华北,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三年后的那个夏天,八路军总部决定将原来建在榆社县韩庄村的兵工修械所搬迁到地形更为隐蔽的黄崖洞所在地山谷之内,而且决定将其规模扩大,正式建成为前线八路军提供作战武器的兵工厂。这个兵工厂建起不到两年时间,其年产各种兵器的数量已经可以装备16个团的兵力。所能造出的武器弹药种类则包括步枪、马步枪、五0式炮及其炮弹等等。再加上兵工厂位于太行山根据地,这里逼近平津,严重影响着日本人在华北的统治,所以黄崖洞一直是日本人的心腹大患。从1940年冬起,日军就开始调集精锐兵力,多次向黄崖洞进犯或偷袭,意欲一举把八路军的兵工厂吃掉。

  然而黄崖洞却不是日军想象的那样容易进攻。黄崖洞所在的山谷俗名水窑峪。水窑峪的四面全是高高的山峰,中间凹,四面凸,就是一座自然形成的城堡一样。兵工厂的厂房和职工宿舍都隐蔽建筑在“城堡”里面的山沟间,那座古老的黄崖洞这时已经成为兵工厂存放成品的天然仓库。整个小窑峪面积近6平方公里,只东部山间有一条最宽不过10余米、长却足有近一华里的峡谷通向外部。这条险象环生的峡谷通道,当地叫它瓮圪廊。瓮圪廊蜿蜒曲折,两侧百米巨峰直插蓝天,堪称为天险之地,其中有叫做“一线天”、“无底瓮”、“百梯栈”的几个地方,更让身临其境者叹为观止。许多当代军事家到黄崖洞瓮圪廊时,都曾赞叹其真不愧是一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用兵绝佳之地。

  1941年11月11日,恼羞成怒的敌人又纠集了共5000余人的兵力,并有空军配合,再次向黄崖洞兵工厂进犯。当时受命保卫黄崖洞的仅有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和当地抗日民兵的少数兵力,但他们左权参谋长和欧致富团长的共同指挥下,没有丝毫畏惧,利用有利地形与进犯敌军激战了整整8个昼夜,最后以打残打伤进犯之敌1000余人的战果获取胜利,我守卫黄崖洞的军民伤亡仅166人,黄崖洞兵工厂的机器设备则无丝毫损伤。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军工部共造枪9758支,修枪近万支,生产掷弹筒2500门,修炮约千门,复装和新制枪弹223万发,掷弹筒弹19.8万发,迫击炮弹3.8万发,手榴弹58万枚。此外,还协助地方生产手榴弹、地雷千万枚以上。广大兵工战士 创造了连敌人也感到震惊的奇迹。

  11月8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刊载了一篇名为《蔬菜的价格》的文章,其中谈到:菜市的价目,近来也在无情的飞涨中,不说时新的豌豆要卖十元一斤,连平常的包菜、芹菜之类,每斤也要售三四元。昔人有劝人安贫的两句格言云:‘咬的菜根,则百事可做。’其实这年头,便想咬菜根也谈何容易。

  这一年,日军在正面战场发动了几次较大的会战之后开始据守在城市和交通线上。由于交通线受到日军的封锁,后方的物资供应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在“陪都”重庆,封锁的影响也日益严重起来。

  当时报纸上旧衣物拍卖收购广告很多,据11月16日的《新民报晚刊》 报道:“提倡节衣缩食时期,拍卖行一天多一天,里面的西服大衣琳琅满目,多为一般普通公务员送进去的。”

  一篇名为《衣在重庆》的文章这样写到:过去一件西装不到100元,穿得快破了,拿去变卖,可以得到400余元,布中山服便可以做到三身。

  一般的妇女们,早已将花色旗袍运到拍卖行去,现在买了一件50多元的阴丹士林布的蓝罩袍。即使要漂亮,也知道体念丈夫挣钱维艰,不如到拍卖行去选择一件。

  形势越来越严峻,生活越来越艰苦。1941年12月6日,西南联大常委会呈函教育部,附送本校教授会给校常委会函,请发给薪金,并附送昆明物价变动指数表一纸。教授会函称:抗战以来,物价逐渐高涨,而国家给予同人等之报酬初则原薪尚有折扣,继则所加不过十分之一二,而物价比战前高至30倍以上。同人薪津每月不及600元,其购买力只等于战前之十七八元,平均五口之家何以自存。惟望每月薪津得依生活指数及战前十分之一二。无论数目之多少,总期以购买力能及战前之50元,免于饥寒。

  其实教授们提出的也只是日常生活的最低要求,他们深知,想恢复战前的富足水平已经是痴人说梦了,只要达到相当于战前法币50元的购买能力,他们就心满意足了。到了1941年下半年,西南联大采取了除月薪之外,每月再增发各种名目的生活津贴,因而“薪水”改称为“薪津”。

  为补贴家用,教授们只能想办法,开头是典当出卖衣物,东西卖光了,便开始想方设法挣钱。同学们“半工半读”,而老师们则“半工半教”。

  化学系的高崇熙教授善种花,就种植了一大片唐菖蒲(剑兰)来卖。航空系主任王德荣和化工系主任谢明山教授,合作研制“西曼”牌墨水来卖,据说可与派克墨水媲美,畅销昆明。闻一多先生曾经以业余时间治印,来换取微薄的口粮。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夫人 韩咏华,约请几位联大家属,自己配方,自己动手,制成一种糕点到集市上去卖,夫人门给糕点起了一个名字,叫“定胜糕”。冯友兰教授的夫人则作麻花出售。也有的教授开小商店、茶馆、餐厅等等。

  就在这一年,李敖随着去赴任的父亲来到太原。太原于1937年11月失陷 , 阎锡山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山西省政府等首脑机关转移到了吉县壶口瀑布北侧的克难坡。

  当时的中央社记者郭从周在这里写下了《太原的魔群》:在痛苦的回忆中,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那巍峨的西山,那绵亘十余里具有四十年历史的兵工厂的伟大建筑,那北门外落成不久的炼钢厂,那正太路旁山西大饭店的雄姿,那无数大小工厂的烟囱,那小‘小北京’之称的整齐街道,那敦厚朴实的民风……然而,这样美丽的太原城,现在是在敌人铁蹄的蹂躏之下了……

  九一八事变以后,马占山将军的东北义勇军是中国第一个以行动抗日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以行动抗日的时候,其他团体还在亲日,媚日或观望之中,而李敖的父亲当时就是马占山将军的秘密盟员。卢沟桥事变后,他留在北京,随后被批准参加敌伪组织内进行掩护工作。这一次的太原之行便是受命担任太原禁烟局的局长,从此深入敌伪内部。

  当时的李敖是一个只有五六岁的小孩。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了当时的太原禁烟局的情况:禁烟局一进门,就是一块方形的大操常一进门向左转,是一条走廊,走廊左边,有一间间小房子,新的水泥味道,扑鼻而来。走到尽头,再向右转,也是同样的房子。这些小房子,是给戒鸦片烟的人住的,是勒戒所的规模,进门一直向前看去,是车棚,一辆T字形的黑色福特,就是局长的专车。这辆车车门外有很宽的脚踏板,可以站人,尤其可以站保镖……

  当时,畸形的生活充斥着日本人控制下的太原。吸食鸦片在这里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李敖在回忆中这样写道:禁烟局的鸦片一堆一大操场,都是一块块砖头大小,排列成阵,像去了砖窑似的。我想任何毒枭,都不会比我看过更多的鸦片。

  在当时的美国,电视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载体已经开始深入到美国人的生活中。1941年7月1日,全国广播公司的纽约台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台分别获得营业执照,成为美国首批商业电视台。也就在这一天,全国广播公司播出了电视史上第一个商业广告,是Bulova牌的手表广告。一只Bulova牌手表的表盘占满画面,秒针转了一周。这个一分钟的电视广告收费为4美元。到1941年12月,全美国有32家商业电视台获得执照,独立营业。电视业的发展为很多美国家庭提供了新的娱乐方式,美国人陶醉在由最先进的技术带来的刺激和兴奋中,愈发远离了战争的阴影。

  1941年12月7日的美国。早上6时,珍珠港洋溢着周日早晨的平静。辽阔的港口上空,云层稀疏,空中几架民航机在懒洋洋地盘旋着,舰队群在斜射的阳光下显得宁静而安祥。美国水兵们此时正悠闲地做着日常的工作,有些人仍然在甜美的睡梦之中。

  7点55分,珍珠港上空突然出现183架日本飞机,成批炸弹暴雨般倾泻而下。日本在2个小时内出动350余架飞机突然袭击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军基地,炸沉炸伤美军舰艇40余艘,炸毁飞机200多架,毙伤美军4000多人,美军主力战舰“亚利桑那”号被击中沉没,舰上1177名将士全部殉难。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试验电视台WCBW对这一事件进行了9小时的实况报道。大部分美国人都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这一举世震惊的事件。随着不断传来的对珍珠港事件的贵胄追踪报道,举国震惊变成了同仇敌忾。珍珠港遭到的袭击是美国最惨痛的失败;可它也使美国人异乎寻常地 团结起来。全国各地正在休假的陆、海、空军人员迅速返回各自的基地,小伙子成群结队地涌住征兵站,老百姓在作防空准备。

  珍珠港事件发生4小时后,日本帝国发布了战争宣言,它给日本帝国和世界带来了可怕的征兆:

  我们忠诚勇敢的臣民们,我们呈上天之名,万世永继的,泽及尔等的日本天皇,在此向美利坚合众国和大英帝国宣示战争。

  在我们帝国祖先神圣精神的护佑下,依靠我们臣民的忠诚和勇气,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伟任一定能够发扬光大,我们一定能够迅速地铲除一切邪恶的根源。

  日本发动的突然袭击让全世界措手不及。户崎明是一位东京的报纸编辑,对于日本与西方处于战争边缘的情况,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即使如此,战争的到来仍使他大吃一惊。他后来说:我当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大众并没有做好准备。钢铁厂研究员五味川纯平回忆道:对我来说,那就好像天摇地动一样。而一位东京的年轻家庭主妇松冈洋子则说:珍珠港事件对于日本人的震撼和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样的大。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理解日本人民的这种反应。当时日本陷于耗资巨大的对华战争已经有四年多了,死于战争的人超过18.8万,国内动荡的经济严重干涸,大米和其他的大宗物资都被强行列入定量供应的名单。如今再加上这样一个致命的冲突,情况的严峻就可想而知了。

  珍珠港事件发生时, 蒋介石正在重庆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常特别会议。会议结束后,当他回到坐落在重庆市郊南温泉黄山别墅的云岫楼时,重庆街头已经到处响起了报童叫卖特大号外的呼叫声和表示喜庆的鞭炮声。当天,整个山城一片欢腾,工厂、学校、机关、单位都上街抢购报纸,相互祝贺。而日本的首都东京,此刻也陷入偷袭成功的狂喜之中,民众涌上街头,欢庆胜利。两个敌对交战国的都城,在同一时刻为同一件战事欢欣鼓舞,弹冠相庆,这恐怕要算是一大今古奇观。

  此刻,坐在云岫楼敞亮的玻璃窗前,眺望着周遭的山光云影,听着远处此起彼伏的鞭炮声,蒋介石的心头也如释重负,充满了喜悦与欢欣。他知道从这一天起,日本就输定了。次年元旦,宋子文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宣言》,不久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蒋介石签字就任中国战区总司令。对于中国的抗战来说,珍珠港事件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

  就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同一天,日军进入上海的英美租界,从此,上海结束了孤岛时期,开始更近距离地感受战争的愁云惨雾。

  上海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相继发生后就已沦为“孤岛”。当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民奋起抵抗外侮时,上海人正享受着畸形繁荣下的浮华生活。在这一年里,生活在上海的人可谓富的更富,穷的更穷:手头有货物的人,居奇不卖,天天以小量抬高价格出售,所以这班人的生活,由于赚钱容易,阔绰至极,日日豪宴,夜夜笙歌。穷人穿不起衣裳,为了保暖,只有向别人身上打主意,就在冷僻的里弄间,剥取别人的衣裳据为己有,当时上海人称这种行径为“剥猪猡”。饥饿的市民跟在拉米的老虎车后面,拿着簸箕和扫帚,收拾洒落在马路上的大米。米店挂出了打烊的牌子,门前的长蛇阵仍有增无减。街上行人寥落,只有南京路、霞飞路一带的大酒店、大舞厅、大百货公司频繁吐纳着高视阔步的东洋人。黄呢制服的日本军官携带着高髻木屐的女人,乘着1941年新型漂亮汽车,神气活现的招摇过市。

  这一年,看电影仍然是上海人比较喜欢的娱乐方式。在1941年的《申报》上,我们可以看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几乎每天的报纸上都刊登着上映的电影海报。沦陷前的日子里,比较常见的中国电影有《新渔光曲》、《艳尸》、《野花哪有家花香》等等。除了中国电影外,当时在上海观看好莱坞新拍的影片也是很时尚的事。美国电影《慈母心肠》、《黄金梦》、《未了因缘》、《伊洛娜梅珊》等海报在《申报》上时有刊登。

  沦陷前,上海的报纸上还刊登着各种各样的商品广告,有蝶霜、白雀龄、雪花膏、美和咖啡、固龄玉牙膏,还有至今仍立于不败之地的屈臣氏。当时的新闻更多的是关于某明星的琐事、某新角登台的消息或是对某话剧彩排的报道。沦陷前的上海洋溢着一派歌舞升平的繁华景象。

  12月8日,日军的铁蹄踏上了这片繁华的土地,上海的英美租界开始由日军控制。昔日霓虹闪烁的夜上海如今却因用电量的缩减而变得黑暗死寂。12月22日的《申报》上刊登了一篇标题为《上海无夜景》的文章,文章在一开头便写道:霓虹灯发明之后,都市的夜景是点缀得更灿烂美丽了。有人在迷雾之夜,登高远瞩,叹为天下之奇观……

  然而现在,上海的电车已经在每晚九点准时进厂,居民用电减为80%,霓虹灯自然也不再是都市之夜的骄子。所以文章中继续写道:即使是明月当空之夜,也要颓然叹曰:“上海无夜景!”

  文章认为,过去的夜上海虽然璀璨美丽,却使得人们把精神与金钱浪费在灯光下,也使得黑夜里多生了几分罪恶。所以,现在的状况虽是当局节省电力的紧急处置,却让沉醉在夜生活中的上海人获得了一个革除恶习惯的良好机会,同时早睡早起还有益于身体健康。

  除了电资源奇缺,上海的煤和米等生活必备品也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在一篇名为《我买到了米》的文章里,作者描述了自己用二元六角钱买回一升米的过程。他来到米店时时间还早,但店前已排起了长蛇阵。终于等到米店开门,轮到自己买米,递进钞票,卖米的人却嫌钞票太烂,作者在愤怒中想到母亲还等米下锅,只好忍气吞声,用二元六角只买到了一升米。在文章的末尾,作者感慨地说:我真想哭,足足地站了四小时,挤,打,骂,酸,痛,饿,为了“一升米折腰”呀!

  在当时的报纸上还有很多类似的文章反映米的匮乏,一篇名叫《难为无米之炊》的文章里说,弱女子买不到米,回家还要受丈夫奚落,最后偷偷在后房吊死。自上海沦陷后,缺米缺煤的问题日益严重。《申报》上一篇题目为《夜之上海》的文章里说,上海以往的圣诞和元旦都是一派普天同庆的欢乐气氛,商店里也是热闹非凡,沦陷后的这一年圣诞前却完全没有兴高采烈的气息,因为人们买不到米和煤。文章这样写道:上海已失去繁华之夜,凡是行经夜之街头的,都会有些感觉吧!

  12月8日早上,正在香港读大学的张爱玲被炮声惊醒。就在这一天,日军袭击了香港,香港保卫战就此展开。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炮火击毁了上课的教室,学生们不能再正常地走入课堂,校园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在张爱玲的散文《烬余录》里,我们可以看到港战时普通市民尤其是大学生的生活。我们初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在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她都有充分的准备,就是 没想到打仗。后来她借到了一件宽大的黑色棉袍,对于头上营营飞绕的飞行员大约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

  香港不再是一块飞地,,学校停了课,爱玲和同学们参加了守城救护之类的工作,不仅可以解决膳食问题,而且可以填补因无所事事带来的空虚,更有不少女孩子为驱散战争的恐怖要抓住一点真实的人生而匆忙结婚了。当时的报纸上刊登着铺天盖地的结婚启事。张爱玲在《烬余录》里写道: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

  三年前,张爱玲参加了伦敦大学在上海的考试,并作为远东考生第一名接到了录取通知书,但是,战争打碎了他前往英伦的求学梦,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来到香港,就读于香港大学。她说: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我真的发奋用功了,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我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然而战争来了,学校的文件记录通通烧掉,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吧?张爱玲始终没有拿到那一纸文凭。战争彻底打碎了她的学院之梦,由于生活的窘迫,她最终走上了卖文求生的道路,成为享誉文坛的小说家。

  在她的小说《倾城之恋》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段话,虽是描写小说女主角,其实也可以算是对她自己的写照: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

  12月8日早上,寄读于香港铜锣湾圣保禄女中的陈香梅和她的同学们被刺耳的爆炸声惊醒。在修女们的指挥下,陈香梅和她的同学逃到了地下室。地下室既寒冷,又霉湿得令人窒息。陈香梅在她的回忆录《春秋岁月》里写道:我们每天的食物是早上一片面包和一块饼干,罐头牛奶放点糖,再掺点水;晚上睡觉前每人半碗米饭,放点酱油。没有尝过饥饿的人是无法体验到饥饿的滋味的。(《春秋岁月》)

  躲避在地下室的日子里,学校女工是唯一的包打听,她偶尔走出校门去探听消息,消息很坏,据街坊传说,日军不但占领了九龙全部,而且香港的浅水湾、深水湾,以及山顶的英国人住宅都已被全部占领,又说很多英军已被集中到赤柱的集中营,又说许多外国人都被召集到九龙的半岛酒店,等待遣散或处理。女工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她又听说不少以前在商店内做店员或小老板的日本人都穿上了日本皇军的军装,原来这些人都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是间谍,现在摇身一变竟然是香港的统治者了。

  激烈的港战没有持续太久。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派出的增援部队坚持了一周,只要能拿起武器的人都参加了这场力量悬殊的抵抗。但是在圣诞节那天,抵抗终于力竭,英国守军投降,日军占领香港。对于那天的情况,陈香梅回忆道:午夜修女们领着我们40多个女孩子到小教堂祈祷。那时不知道是电厂被炸,还是停电,总而言之,我们只靠点蜡烛做火光。我们跪在寒冷的水板上,夜晚特别寒冷,窗外可以看到天空有数点星光。在不断的祷告中我暗自问道:“上帝啊,圣母啊,难道你们没有听到我们的祈求吗?为什么不来救救我们啊?”

  香港沦陷后,日军进入香港接收并维持秩序,不少地区有人放火和偷抢食物,有些地区秩序很糟糕,日军杀人、强奸又抢东西,不少暴徒也乘机打劫。

  从圣诞节到新年,陈香梅和同学们都躲在宿舍里,外面的消息说日本兵扛着枪,有些拿着刀,到处横行,占领了不少豪华住宅,又说这些日本兵多半是粗人、农村人,没见过抽水马桶,他们还喝抽水马桶的水。

  躲在宿舍内,同学们惟一的消遣是读书、读圣经,但外面时有枪声,也可以听到日本兵的呼喝声。没多久的一天,日本人闯进了学校宿舍,修女把同学们珍藏的手表和自来水笔奉送之后,日军大概知道这里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抢,这才大摇大摆离去,并扬言第二天还会来。陈香梅在回忆中这样写道:当时我心想:明天,明天,后天,后天,还有多少个生死未卜、做囚犯、做难民的明天、后天?我不敢想,但又不能不去想。难道这就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该受的折磨和灾难吗?

  在当时的香港,日军不准年轻力壮的人离境,因为他们需要人手工作;但老弱妇孺假如有领队,是可以拿离港证的。1942年3、4月间,陈香梅终于拿到了离港证,逃离了这个充满杀气的地方。后来她回忆说:逃亡是多么可怕的名词,但在那个时候,能够逃亡是非常有福的了,因为有些人是根本不准离开香港的。

  这是一幅漫画“快逃出香港” ,作者叶浅予,漫画的文字说明是:“日本军队的暴行连母猪和猪崽都难以忍受,他们不得不逃出香港。”

  叶浅予在抗战期间是漫画宣传队队长。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漫画宣传队被迫在重庆解散,漫画家们只能单独行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个月,叶浅予从重庆回到香港。从夏初到秋末,在大后方的一段时间,他看到了政治的动荡,同时看到了人民在生活的艰苦挣扎中表现出的对战争的乐观情绪。于是试用一种漫画和速写相结合的形式,利用土纸和墨笔,画成200 多幅《战时重庆》组画,以记所见所闻,这套画可以说是大后方的生活实录。这套画被带到香港后引起了出版者的注意,认为可以先办一次展览,然后印刷出版,一新港人耳目。

  画展之后,叶浅予在香港近郊沙田租到一间住房,想在这里准备画一批画,然后远走新加坡,到那儿去开一次画展。不料迁到沙田没几天,日军便从广州方面向香港进攻。沙田是香港的外围,正处在火线上,英国人雇用的印度兵从香港开来,准备抵抗。叶浅予在回忆录中写道:记不得是哪一天晚上,近处听到枪声,我和一户种菜的农民避到近处山脚树林里,哩峻的枪弹声从树顶上飞过,有时打着树枝,劈劈啪啪作响。过了一会,枪声渐远,我紧张的心情才稳定下来,此时天已发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当天晚上和叶浅予一起在树林里躲枪弹的,还有他新结婚的伴侣,舞蹈家戴爱莲。第二天早上,和他们一起躲进树林的老乡把二人带到山尾村住了一个月,直到次年1月8日才离开。叶浅予和戴爱莲从山里出来后先到了九龙,叶浅予的回忆中对当时九龙的情况有一句这样的描述:店铺家家关门,街上布满地摊,卖衣服用具的多,卖吃的少,难得有一两个卖粮食的,喊价高得吓人。叶浅予夫妇随即离开香港,到了澳门,再取道广东肇庆到梧州,由梧州转桂平,由桂平转柳州,在柳州搭上火车,直奔桂林。

  1941年的桂林是南方的经济文化中心。在这一年里,桂林面貌日新月异,漓江上的浮桥改建为走汽车的钢骨水泥大桥,大街上建起了大剧场和电影院,原在上海做地皮生意的工程师也聚到桂林,为繁荣经济大展宏图。当时,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在桂林设立了行营机关,统一指挥南方战场,其主任是桂系元老李济琛。叶浅予回忆道:在李老的治下,桂林好像上海的租界,老蒋管不着。

  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相对安全的环境使桂林的人越聚越多。《中央日报》1941年8月18日第三版上刊载了对桂林人口数的报道,标题是《桂林人口统计 共二十七万余人》,其中写道:桂林市府顷发表全市人口统计数字、计男性十六万九千一百四十五人、女十一万零三百四十三人、共二十七万九千四百八十八人。

  在当时的桂林,观看田汉组织的话剧会演是抗战大后方的一件盛事。“新中国剧团”和三厅的几个演剧队聚集在桂林,各自演出拿手好戏,当时的演出剧目有《北京人》、《钦差大臣》、《十八天战争》等。

  昆明本是中国西南的偏远小城,抗战开始后,地处后方和崇山峻岭之间的昆明成为战略要地,滇湎公路的终点昆明是海外抗战物资的中转地,由此这里也成为日军频繁轰炸的城市。

  这一年,作家汪曾祺还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在文章《跑警报》中曾这样描述当时昆明的空袭: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有时竟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二十七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

  警报有三种。预行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已经起飞。拉空袭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进入云南省境了,但是进云南省不一定到昆明来。等到汽笛拉了紧急警报:连续短音,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来的。汪曾祺在他的《人间草木》中写道:联大的学生,以及住在昆明的人,对跑警报太有经验了,从来不仓皇失措。

  1941年12月20日,日军偷袭珍珠港12天后,10架日军轰炸机非常放肆地飞到昆明上空实施轰炸,驻扎在昆明的美国志愿队终于迎来了来华之后的第一次空战。起飞迎战的信号弹升起,16架P-40战机在凄厉的城市空袭警报中腾空而起。激烈的空战,0:9,首战大捷,P-40无一损伤,全部胜利返航。此次空战之后,昆明百姓送给美国志愿队一个响亮的名称——飞虎队。

  12月24日,在湘东冬日的湿冷天气中,日军驻武汉的第11军发动了第三次长沙会战。在这之前的两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已经成功地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使湖南成为拱卫大后方的不可逾越的屏障。

  在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得到了湖南人民的大力支持,各地除组织游击队、自卫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破坏道路、打击敌人外,还成立了不少临时的担架队、救护队、输送队支援军队作战。

  近代的湖南屡受刀兵之苦,而从湖南乡村走出去从戎的湖南军人也比比皆是。湖南成为尚武的典型省份,形成了男人爱当兵,女人爱嫁当兵的传统。抗战前,曾国藩的故乡湘乡县有人口一百二十余万,而从军的现役军人就在10万以上,除了海军以外,其余部队里到处可以见到湘乡人的踪迹。他们的不怕死在全国的军队中可算是少有。根据抗战前军政部的报告,全国军人的恤金以湖南最多,达134万元。

  作家林语堂在1935年写的《中国人》中不厌其烦地称湖南人:勇武耐劳苦。而在他的另一篇文章《北方与南方》中,他这样评价湖南人:以勇武和坚韧闻名,是古代楚国武士后裔中较为使人喜欢的一些人。

  到第三次长沙会战为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越来越多的人卷入了这场残酷的战争。

  (CCTV《见证·影像志》供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责编: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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