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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上、下)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5年08月11日 16:45 来源:CCTV.com

  上 集

  1944年1月25日,农历甲申年春节。在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许多人在为抗日战争进入第七个年头彻夜守候。国民党中央日报这样描述道:春节之晨,山城灯火通宵,全城人士亲送旧岁以去,目睹新年以来者,约占三分之一。

  这时候重庆已经解除了灯火管制。有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和中国空军的联合护卫,居民已经不再担心日本飞机的空袭。上一年8月23日,日本轰炸机投下151枚炸弹,炸死市民18人,这是5年半大轰炸中日本飞机最后一次空袭重庆。

  过去的一年,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一年。

  在中国战场,鄂西、常德两次战役,日军被击退,伤亡达6万多人。敌后战场上,八路军和新四军更是毙伤敌伪军二十万人。

  在西欧,日本的轴心国盟友意大利已经向盟国投降,法西斯的鼻祖墨索里尼在希特勒的庇护下苟延残喘。

  在东欧,苏联红军于1943年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库尔斯勒战役重创德军以后,正在穿越本国的边界向德国推进。

  1944年的《中央日报》社论中已经开始谈论收复失地后如何重新建设,统一四分五裂的疆土。

  在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春节前,许多农民收到了文艺工作者送来的新年画,画中的秦琼和尉迟恭换成了八路军战士和民兵,手里也拿的是步枪和大刀。拥军爱民,团结抗敌是新年画的主题。

  大年初一,各单位的业余秧歌队上演了一百五十多个节目。最受欢迎的是秧歌剧《兄妹开荒》,剧本描写在山上开荒的哥哥和妹妹闹误会的故事,剧中唱道: "雄鸡雄鸡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怎么能躺在热炕上做懒虫。

  这一年,边区政府的每个人都制定出一年的劳动计划。福尔曼的《北行漫记》一书中描述说:毛泽东打算在他的一小块地种洋葱。朱德则打算种莴苣和白菜。

  春节刚过,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一封信,信中写道:

  亲爱的毛主席,我计划为你代耕两石细粮。你的工作很忙,我希望你能集中你的精力去筹划全国的工作。我能为你代耕,是我今生最高兴,最痛快的事。

  写信的吴满有是边区的第一个劳动英雄,因此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

  在延安,和吴满有齐名的是农具厂工人赵占魁,此时边区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农业上"提倡吴满有方向",工业上"开展赵占魁运动"。在劳动英雄的激励下,富有边区特色的各种劳动竞赛,在个人、单位之间热火朝天地开展。

  在大生产运动开展两年之后,陕甘宁边区已经基本实现衣食的自给自足。

  在四川成都的远郊,广汉、邛崃、新津和彭山等地,40多万农民没有在家中欢度春节,他们自带工具和90天的口粮,步行前往工地。

  农民们昼夜轮流工作。肩挑手拉,用最原始的劳动方式,在90天内建成了六座机场。根据工程设计图,新建的机场远比以前的机场宽敞,跑道更长。

  对此,美国盟友赞叹不已。美国圣路易邮报曾经兴奋的宣布:“我们感激中国供给我们可筑机场的重要据点,以及中国四十三万人民的劳动。中国这样庞大的人力征调是二千年前建筑万里长城以来空前的一次。”

  飞机场的新主人是波音B29战略轰炸机。

  B29自重达60吨,能够携带7吨多高爆炸弹或燃烧弹,被称为“超级空中堡垒”。最值得夸耀的是它的续航能力,达到了6430公里。它大而不笨,飞行时速达563公里,高度达10670米,令所有日本高射炮和战斗机望尘莫及。这个空中巨无霸庞然的身影象征着前所未见的毁灭力量。

  B29战略轰炸机将在1943 年底前部署在中缅印战区,从中国大陆出发的空中攻击不仅可以切断东海上的日军交通线,而且可以直接空袭日本本土。

  在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正在为自己的前途担忧。而在两年前的春节,汪精卫还在为所谓的中日亲善大肆宣扬。

  在汪伪政权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金雄白撰写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有这样的描述,汪精卫在主持会议时,分析到国际形势,以及国家前途与当前处境,声调由激昂而渐变低沉,再由低沉而变为颤抖,最后是哽咽了,热泪沿着他的双颊直流下来。呜咽中匆匆结束,说了“完了”两字,声音轻的几乎完全听不见,他每次总是如此。

  春节过后,汪精卫身上的枪伤复发,前往日本治疗。

  1944年日军新闻,已经由太平洋战争之初的节节胜利变为弹尽粮绝后的负隅顽抗。

  在新几内亚上的日军,逃到广阔的山地和和茂密的雨林中,但是没有任何补给,粮食最终耗尽,

  一边吃着树叶和草,一边进行战斗。

  同期声:我们正在努力寻找水源,终于找到了一处饮水的地方。但是,敌军不给我们喘息的机会。我们的战马倒下了。

  在太平洋上,美军采用跳岛战术,相继攻陷太平洋上被日军占领的岛屿。

  日军节节后退的后果是散落在东南亚的50多万日军与日本本土的海上交通随时会被美国海军切断,陷入补给中断、孤悬海外的窘境。日军大本营再次把目光注视到沉寂已久的中国战场。

  古城开封西边的中牟位于第一战区的最前线,流过身边的黄河和黄河与黄泛区是中国军队凭借的天险。花园口决堤以后,黄泛区已经历了六年的荒凉,中日军队也对峙了六年。

  单调的对峙局面时间久了,人们的精神免不了有些松弛。一本有关抗战的战史书描绘过这样一个场面:守在最前线的中国战士与日军相隔只有几百公尺,双方步哨的距离最近的只有几十公尺,没有战事时,彼此对着工事相望。

  4月17日晚上11时,中牟守军暂27师听到了坦克车轰隆隆开过的声响。日军第37师团从中牟北方突破黄河防线。主动发起这次战役的日军事先称之为“一号作战”,匆忙应战的中方后来称之为“豫湘桂战役”。一号作战计划有两大重点,一是打通从日本经朝鲜、华北、华中、华南、越南、泰国到新加坡的漫长的大陆交通线,二是攻击与摧毁中美空军在江西、湖南与广西所有的空军基地。

  第二天,中牟镇陷落。随即,中原重镇一一陷落。

  4 月21日,郑州失守。

  5月1日,日军攻占许昌。

  5月9日,日军打通京汉线。已经中断6年的平汉铁路在日本军队的控制下恢复了交通。

  5月25日,日军占领洛阳。日军“1号作战”计划的第一阶段完成预定目的。

  从4月17日战斗打响至5月25日洛阳城破,38天之内中国丢失了开封至潼关间约400公里、新乡至信阳间约350公里的广大中原地区。河南的失败导致第一战区正副司令长官蒋鼎文和汤恩伯双双被免职。新任第一战区司令在豫陕边界的西峡口检讨的时候,指出河南的战败是四不和:将帅不和、军政不和、军民不和、官兵不和。

  在日军攻占洛阳的同时,日军分成七路扑向湖南长沙。6月18日,长沙失陷。

  面对河南会战的失败, 中共中央开始部署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发起局部反攻。毛泽东指出“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这是南下战略的开始。

  八路军立即组织豫西支队,从山西南部渡过黄河,建立了豫西解放区。随后,豫东根据地,豫南根据地,豫皖苏边区,湘鄂赣边区和苏浙根据地先后建立和恢复。

  在6月14日,联合国国旗日上,延安上演了活报剧《开辟第二战场》。

  在欧洲,盟军发动诺曼底战役,欧洲第二战场开辟。在整个登陆过程中,盟军伤亡达9000多人,其中阵亡不下3000人。

  战地记者卡帕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下当时登陆时的场景:我的手颤抖得太厉害了,我无法思考,也无法作决定。潮水推动我们不断靠近铁丝网,空相机在手里抖动。从头到脚贯彻全身的是一种新的恐惧感。这恐惧感让我的脸都变形了。

  近60年后,这场战斗被再次搬上影幕,好莱坞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真实地再现了战争残酷无情的一面。

  而此时,一个中外记者西北观察团由重庆来到延安进行访问,三十三岁的赵超构便是其中的一员。

  对于这个初访延安的观察团而言国民政府很是怕他们被中共所蛊惑。于是,国民党宣传部便决定:去延安的外国记者不能单独前往,要有中国记者参加。而前往延安的中国记者必须是重庆主要报纸的总编辑,至少也得是编辑主任、采访主任以上,像这样老练的资深记者,才不会被中共所迷惑。

  赵超构讲一口不好懂的温州官话,加上初次远行采访,很难在当地深入调查。当国民党方面一见名单,便笑称:就让一个聋聩记者去吧,很可能劳而无功。于是,赵超构成了他们求之不得的人选。

  进入延安第一天,延安给赵超构的印象是“粗糙,幼稚,然而颇为刚健的农业都市。”

  “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绝对没有穿旗袍的女人,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招摇过市的恋人。女同志,在服装上,和男人差别很少。”赵超构在访问记中写道“如果夸张一点说,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

  在延安,赵超构给重庆和成都两地的《新民报》完成13万字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它成为人们了解延安的重要窗口。

  《延安一月》中穿插了十几幅延安艺术家的木刻,从中可以看到,烧香窟窿、数豆子这样一些通俗的办法被不识字的农民用来代替写选票,减租减息稳步进行,在冬日农闲的时候,村庄还兴办冬学,教农民识字。

  到达延安两个星期后,在为记者团举行的延安文化界座谈会上,赵超构见到了丁玲。1927年,丁玲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曾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1936年秋天,丁玲到达保安,成为第一个来到陕北的著名作家。

  在赵超构的眼里,此时的丁玲豪爽,健谈,难以令人相信她是女性。,“她大眼、浓眉、粗糙的皮肤、矮胖的身材、灰色的军服,声音洪亮,‘有一点像女人’”。“她豪饮,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烟抽得很密,大口的吸进,大口的吐出,似乎有意显示她的豪放气质”。赵超构注意到:在甜食上桌的时候,丁玲捡起两件点心,郑重的用纸包起来,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解释道,“带给我的孩子”。在赵超构看来,只有在这时,丁玲露出了她母亲的原型。

  座谈会上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作家是留法文学女博士陈学昭。6年前的夏天,陈学昭也曾以记者的身份访问延安,以通讯集 《延安访问记》而名扬国统区。1940年12月,陈学昭放弃自由作家的生活,来到延安。

  作为《解放日报》的编辑,陈学昭按照行政级别,享受着供给制的物质生活。集体食堂里的伙食标准分大灶、中灶、小灶和特灶。大灶以小米为主,小灶以面食为主。作家陈学昭享受的是中灶,不但有菜,有时还有一点肉片。

  1944年陈学昭的生产计划是缴纳折合八斗半粮食的纺纱任务, 她至少每天要纺出相当于7两粮食的纱。陈学昭后来的自传体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描述了纺线时思想转变的过程:

  第一次坐在纺车面前,不知道怎样去下手,一会儿锭子跳了,一会棉条断了,急得她一身大汗;这里拉一把,那里敲一下,两只手弄得满是污脏的油和灰土。她看着自己这一双手,心里不禁感叹着:“这本是一双弹钢琴的手啊!”

  但是不久,“她开始想到,自己活了几十年,没有织成过一寸布,没有种过一粒米,但却已不知穿过多少丈的布,吃过数不清的米了。她感觉对不起劳动人民……”

  陈学昭很快就掌握了纺车,每月都能完成任务,超额部分还能够给自己积累一些零用钱。一年后陈学昭被派往其他地方工作,临行前,她用纺纱积累的零用钱在边区银行换了两个金戒指,缝在自己的腰带里。

  就在长沙激战的时刻,人们翘首以待的B29轰炸机终于开始了行动。美国空军将首次从中国大陆起飞空袭日本本土。

  执行任务的 B-29轰炸机 在 6 月 15 日之前全部从印度飞抵成都等机场。15 日下午 ,美国十四航空大队68架飞机开始起飞,飞行员们袭击的目标是日本九州北部小仓的钢铁工业企业八幡制铁所。年产 225 万吨轧钢——占日本年产量的 24%。

  首次轰炸的效果并不理想,只有一枚炸弹投到目标区附近,炸毁了一个发电厂。轰炸过后,中美双方的媒体都将这次行动描绘成一个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毕竟这是 1942年美国空中英雄 杜利特轰炸东京后对日本本土的又一次打击。

  在日本国内,生产力已经无法满足战争的需要,日本政府发布国民紧急动员令。女子也被迫进入到更多的生产一线。从1月开始,14到25岁的女性被动员到各工厂生产。这是当时日本的新闻:

  (同期声)女士毫不紧张,平稳地开着车;女孩儿们,一点也不逊色于男孩,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国家处于危难时间,我们这些青少年,我们这些少年兵多想早一分钟奔赴前线,击沉敌舰。虽然年少,但通过军旗的少年们,对歼灭美英充满自信,在小小的身体中,有英勇的灵魂。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国,底特律最后一条汽车装配线也转入战时生产。在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一书中记载说:“从1943年到1944年,美国每天生产一艘轮船,每五分钟生产一架飞机。到44年,美国已拥有航空母舰96艘,而日本仅有5艘。

  战争的结局已经不言而喻。

  下 集

  和历史同时期相比,1944年是上海少有的高温年份,35度以上的高温持续了35天。

  此时上海正在上映由周璇、袁美云、王丹凤主演的《红楼梦》,影片着重演绎了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故事,男欢女爱是这一时期上海影坛的重要主题。

  7年前,周璇因主演《马路天使》一举成为电影明星,《红楼梦》把她的名声带到了日本,成为第一部被介绍到日本去的中国电影。

  在这一年《新影坛》杂志对周璇的采访中,周璇告诉记者,自己在实行最标准的节约饭菜,一菜一汤。

  物资的匮乏让上海的币值在一天天低落,纸币的流通量越来越大,战前只值八角钱的熨斗,现在一个要卖一千一百四十元。十元,百元,千元的钞票早已不知去向,买香烟,买火柴,都以万元为起点,生意人往来,做的都是成亿成兆的买卖。

  随着日军战线的不断扩大,对于军事物资的需求更加紧迫。而此时沦陷区里的经济和供应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1944年里,汪伪政府有了一项新任务——共同回收金属。街上不时传来敲敲打打的声音, 这样的闹剧已经透露出战局变化的某种迹象。

  接着的一个时期,不断有中美两国军队的飞机飞临侦察,于是日军夜夜采取防空措施,要家家户户把窗户用黑布遮掩,在上海逃亡的犹太人学会的上海方言,就有一句“耐电灯隐脱”,意思是把电灯关掉。

  这一年,24岁的张爱玲一生中所有重要的小说已经相继出版,她的书在上海风行一时。在她的笔下;看不到战争的硝烟,但霓虹灯闪烁的上海却充满了小人物的苍凉。在她的散文《我看苏青》中她这样写道:

  “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线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感。

  湖南,因在洞庭湖之南,故名湖南。这里不仅有中国优良的兵源,也是抗战中国的大粮仓。一位随军记者曾动情地描绘湖南的风貌:湖南的土地是美丽秀气的,芬芳馥郁的,湘北更是如此。山田层层起伏,在金色的阳光下看去,好像在欣然微笑,巨大的山岳与小巧玲珑的山峰,大河与涓涓细流的小溪,同样的脉脉含情。

  夏天的一个夜晚,湖南衡阳县渣江镇充斥着枪声、人声、追逐声,一对父母拉扯着一个女孩逃向山中。这个女孩就是后来成为作家的琼瑶,45年后,在自传体小说《我的故事》中,她回忆,一路上,遍是荆棘和杂草,天亮的时候,人们发现,自己的家园已经被烧成了平地。

  衡阳不仅是粤汉、湘桂铁路的交结点和湘水、蒸水的汇合处,又是中国东南各省通往西南大后方的公路枢纽,这里还设有美军在华最大的空军基地,由此成为豫湘桂战役中日军进攻的重点。

  日军从年初开始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战,在河南、湖南和广西的三个战场上,日军进展顺利,只是在衡阳遭遇最顽强的阻截。

  6月22日,日军开始进入衡阳外围,约11万的日军围困着不到2万的中国军队。却无法前进一步。与此同时,日军又受到外侧中国援军三个军反包围,战线极度混乱,没有前方也没有后方,到处是第一线,到处是白刃战。敌我双方的师长、团长、营长等军官和普通士兵一样的卷进了乱战。

  7月18日,由于日军在太平洋上的失利和衡阳城下的进攻受阻,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不得已辞职。

  47天后,衡阳守军弹尽粮绝,衡阳失守。在中国守军阵地前,中日两军的尸体堆积如山,城内街市已成为一片废墟。这一战中国守军战死约4000人。而根据日军公布的数字,日军死伤高达19380人,仅高中级的军官就阵亡390人,负伤520人。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一位官员奉命到衡阳搜寻阵亡将士遗骸。他后来写道:“我们差不多每天都是一边流泪,一边工作。这古战场并不古,不过在一年半以前,这些古人,都还是我们生龙活虎的战斗伙伴。如今,荒草没径,锈损的枪支、弹壳、炮弹皮炸弹片,遍地皆是,惨白色的骸骨东一堆西一堆,草长得最高最茂的地方,必然是骸骨最多的地方。”……

  衡阳失守后,琼瑶一家不得不走上了逃亡的路,她平生第一次听到了汽笛的狂鸣,也第一次乘上火车。琼瑶在《我的故事》一书中,她详细描述了当时的“难民火车”:

  “那难民火车上有上…中…下三等位子。“上”位是高踞车厢顶上,坐在那儿,无论刮风、下雨、大太阳,你都浴在“新鲜”的“空气”中。白天被太阳晒得发昏,夜晚被露水和夜风冻得冰冷。至于下雨的日子,就更不用去叙述了。“中”位是车厢里面,,想象中,这里有车厢的保护,没有风吹日晒雨淋的苦恼,一定比较舒服。可是车厢里的人是地地道道的挤沙丁鱼,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混杂在一个车厢中,站在那儿也可以睡着,反正四面的人墙支撑着你倒不下去。“

  琼瑶一家的目的地是桂林。逃到桂林,可是一进城门,就惊呆了,满城都是各路驻军,在当局无计划的“疏散”命令之下,医院饭馆纷纷停业,人们流离失所。琼瑶一家只得向贵州方向逃难。此时,正面战场的噩梦还在持续。一向安全的西南大后方转眼间变成了战场。

  9月,日军从湖南攻入了广西。桂铁路沿线城池连连告失,使柳州成了临时避难所。大量难民和南迁的机关、学校及企事业单位纷纷拥入柳州,使市内人口暴增。当日军发动桂、柳作战时,人们又纷纷向外逃。柳州火车站上整天人山人海,行李堆积如山,《大公报》报道:“日来列车秩序极乱,马桶浴盆与乘客争登,小鸡小鸭与物资抢位。”

  这是中国远征军随军记者在滇缅边境拍摄的一组照片,照片中的女性有一个特殊的称呼:慰安妇。

  正当豫湘桂战役缕缕失败的时候,中国远征军正在滇西取得一系列的胜利。

  从5月初开始,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强渡怒江战役之后,开始收复古城腾冲。在历经42天的焦土作战之后,9月14日,沦陷了两年的腾冲城被光复。

  滇西战役直到1945年1月27日结束,历时8个月16天。日军第56师团全部被歼,第2师团及第53师团被歼一部,死伤、被俘共21057人。

  这些来自朝鲜的慰安妇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被抓获的。《大公报.》上一篇名为《一个战地记者的报道——日本营妓在腾冲》的文章叙述说:

  十四日的上午,我军攻克了腾冲城几个最后敌人的工事时,在一个墙缝之间,发现了一堆十几具女尸,有穿着军服的,有穿着军裤的,有穿着漂亮西服的,她们是被敌人蒙上了眼睛用枪打死堆在一起的,那儿,有的已经腐烂了的,有刚才打死的,有的手脚还在触动,惨不忍睹。这些女人生前为敌人泄欲,最后又被以死刑,她们犯了什么罪呢?

  文章中所提到那些死掉的慰安妇,全部来自朝鲜,一年以前,她们被日军招收送到中国来。

  “慰安妇”的首次出现是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始作俑者是臭名昭著的侵华罪魁冈村宁次,时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到1932年3月,驻沪日军已达3万人,野蛮成性的日军制造了多起强奸当地妇女事件,引起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为搪塞外界对日军兽性的指责,冈村宁次决定效仿海军的做法,从长崎召来一个“慰安妇女团”。至1932年7月,第一批慰安所在吴淞、宝山、庙行和真如等地建立。

  最初,慰安妇的来源主要依靠商人在本国招募的妓女,随着慰安妇制度的迅速蔓延,从朝鲜,东南亚各国强制、诱迫来的妇女逐渐增多。

  慰安妇通常会被分派到不同的处所,不管白天黑夜,她们都必须为日军提供性服务。日军对待朝鲜的慰安妇有着比较严格的制度,比如:规定白天是士兵的机会,晚上是军官的机会,官兵和慰安妇绝不可以一起外出游玩。倘若发现这种事情,官兵慰安妇都要受到惩罚。在腾冲的这些慰安妇平时可以上街,买衣服和生活用品,她们中的一些人在这里过着奢侈的生活。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写道:

  攻击的包围圈形式形成的时候,也会看见一个个营妓花枝招展的在封锁口上经过,我军士兵停止了射击,招手要她们过来,营妓回头一笑,姗姗地溜走了。

  在日军的麻痹下,她们自动接收了这样的生活,直到见到她们的姐妹惨死于枪口的时候,她们才感到日军的残忍。

  有统计表明,战争期间约有二十万以上的亚洲妇女被日军征用作“慰安妇”,她们长期遭受日军的性奴役,许多人病死于军中,幸存者也身心残破。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朝鲜妇女站出来揭露这段史实,并控诉日本政府,“慰安妇”逐渐成为国际性的人权课题。

  9月,为配合远征军以及盟军大量来华对翻译的需求,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号召知识青年从军。

  而早在一年前,西南联合大学的布告栏上就已经贴出了教育部征兵通知:征调应届大学四年级身体合格的学生为翻译人员。

  梅祖彦,西南联大机械系1944届学生,1943年11月9日,接到通知的梅祖彦和所有应届的同学一起来到以往集会的操场。此时,他的父亲梅贻琦默默地站在台上,表情凝重。庄重、严肃的语音使每个同学都集中了注意力,梅祖彦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父亲的每一句话:

  近日来,当大家睡觉的时候,一定会听到不断的飞机声音吧,那是从印度飞来的运输机。它每天带来几十个盟军的军官和许多士兵,他们是来中国服务的。但是他们现在有几百人因为没有通译员不能到各地去工作。我们同学现在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而且都受到了相当的教育。平时我们只恨没有好的、适当的机会为国家服务,能亲身经历这伟大时代的多变的新奇的赐予。现在机会到了。国家急切的需要你们,希望同学能踊跃参加通译工作。

  体检合格后的梅祖彦被派到译训班进行两个月的军事化生活集训,除了基本的兵操训练课外,他们还必须由专人讲授“社交礼仪”课。译训班的学员被告诫:译员和美国军人交往就是从事国民外交活动;要时刻注意维护国格和自己的人格。译训班结业后,学员们按照成绩被分别授予上、中、少尉军衔,并分配到各美军联络组担任文职军官。

  到这年年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已大见成效,已有十二多万青年报名入伍。

  这批1944届的从军的知识青年,除少数直接参加前线战争以外,大多都只从事翻译工作。

  来自中央大学建筑系二年级的张良皋被分配到炮兵训练所,随着欧洲战场的节节胜利,原来在意大利战场上的美军剩余装备,移调中国不少。张良皋曾回忆:炮兵训练所的场地上,大炮‘卡车山积云屯,连驮运75mm山炮的骡子,也风尘仆仆从欧洲赶到亚洲来参战。炮兵训练所加紧训练并装备中国炮兵,准备对日寇作最后一击。

  这一年,有2万多盟军官兵进入中国,《剑桥中华民国简史》说,一个美国士兵在中国的费用,抵得上500个中国士兵的费用, 孔祥熙曾对美国官员抱怨说:“在中国,你们的孩子每天需要6只鸡蛋,而现在减为4只。……为了供应肉食,我们把耕牛拿来给你们吃……很快将没有任何牲畜留下来帮助农夫们耕种他们的田地了。而在一位美国专家对1200名中国士兵检查结果中发现57%的士兵营养不良。

  此时,生活在重庆的宋庆龄在写给美国友人格雷思·格兰尼奇的信中,这样描述国统区的生活:

  通货膨胀逼得许多人自杀,在一个学校里一夜之间有4个人上吊——已经3星期没有肉,鸡蛋要3元钱一个……学生们很受苦,学习水平到处都在下降,从前60分及格,现在有35分就过去了……

  秋冬之际的一个夜晚,此时重庆警报刚刚解除一个多小时,41岁的巴金没有时间理会这些,他正构思着小说《寒夜》主角汪文宣的命运。

  汪文宣是重庆的一个公务员,妻子曾数生在银行工作。战争的无限延长,冲击着他们原本平静的生活。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曾数生为了维持小职员的职位,随银行外迁,而终日为生计发愁的汪文宣也积劳成疾,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咳血而死。

  这是1944年的一张漫画,漫画中表现的是重庆的公务员。

  写写书信,吃吃饼干,摇铃吃饭,抽屉关关,膳堂坐下,素菜三碗,连汤带水,碗碗朝天。

  战争后期,国民政府一直依靠发行纸币来支撑,大量纸币造成通货膨胀,有钱人就依靠囤积居奇发财致富。在战争中畸形繁荣的重庆和昆明,男人西服礼帽,女人则是玻璃丝袜、高跟皮鞋和波浪发。在美国军人大批进入中国之后,欧米嘎手表、派克金笔和高级化妆品成为市面上最时髦的东西。

  这一时期像汪文宣这样的知识分子处境十分困难。巴金在寒夜中描写汪文宣:

  他在生病,他不能像常人那样的生活。可是他怎么能不像常人生活呢?白天躺在床上不做任何事情,这只有使他多思索,多焦虑,这只有使他心烦。他计算着,几乎每天都在计算,他花去若干钱,还剩余若干。钱本来只有那么一点点,物价又在不断地涨,他的遣散费和他妻子留下的安家费,再加上每月那一点利息,凑在一起又能够用多久呢?他仿佛看着钱一天一天不停地流出去,他来着手无法拦住它。

  这部花了两年时间完成的巨著,是巴金在民主革命时期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创作期间,巴金失去了一个好友和一个哥哥,他们都是吐尽血痰之后寂静的死去。巴金在《关于〈寒夜〉》中说到:

  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我写《寒夜》不是为了鞭挞汪文宣或是别人,而是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

  40年后,《寒夜》被拍成电影,真实再现了当时重庆的小职员的生活。

  正当中国战场遭遇挫折的时候,欧洲战场上,盟军节节胜利,英国纪录片大师汉弗莱·詹宁斯拍摄了他的最后一部战争电影《提摩西的日记》。在这部影片中,这位有着英国电影界“桂冠诗人”之称的导演,依然延续了他诗一般的语言和英国人特有的幽默,以战争作为背景,通过向婴儿提摩西讲故事的方式,穿插四个不同英国人的生活,纪录了战争最后几个月的故事。影片的结尾以婴儿作为象征,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新生活。

  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正在围攻菲律宾的日军。战斗中,日本的联合舰队丧失了所有的机动能力,有四艘航空母舰被击沉。菲律宾日军总指挥决定使用自杀式轰炸。10月20日,一些刚刚结婚不久的青年驾驶着24架飞机向美国舰队扑去。

  同期声:机械师与驾驶员正在做最后的道别,这是最后的诀别。再见了,勇士。

  这是我们最后的努力

  一个多月后,这种自杀式的顽抗逐渐减少,但是已经有2500多年轻的生命永远消失了。

  此时的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已经走向穷途末路。日本将宝贵的资源都用来从事侵略战争,在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物品紧缩的迹象都变得越来越明显,民用工业则不断萎缩,为了节省资源,日本政府强迫国民每天只生一次火,其余两餐吃冷饭。由于孕妇每天可以得到70克大米的增补量,所以声称怀孕的妇女数量一下子可疑地增多起来。

  在日本国内的各行各业,只能看见女人的身影,男人都走上了战场。在垒球赛场上,由于优秀的运动员都被征召入伍,职业垒球水平也大为下降。1944年,日本最古老的垒球场被犁开,种上了蔬菜,以养活横滨那些饥饿的百姓。

  随着战败的一天天临近,日本的道德体系也渐渐地崩溃,抢劫、扒窃、成了普遍现象,大人们去偷小学生的午餐,并且洗劫邻居被炸坏的房屋,人们最后的一点财产也常常在防空洞和逃难途中被偷走。《疯狂的岛国》一书中描述到:

  从1937年入侵中国之后,标语、操练、强制性的游行和集会已经变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它们只对年轻人和心地单纯的人才会产生影响和作用,大多数人只是祈祷他们的苦难生活能早点结束。

  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死,他的遗体很快运回南京。葬礼上,每个人都阴沉着脸,流露出对前途的不安和沮丧。伪南京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他在致词中说∶“我来继承汪先生的职位,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汪伪政权的成员们纷纷寻找退路,周佛海早在1943年初就与重庆方面达成默契。连他出任伪上海市市长之职,也是经过国民党方面认可的。在就任仪式上,他感叹道:“我深深觉得能力薄弱,环境困难”。

  12月2日,日军攻占贵州的独山,直接威胁到贵阳和陪都重庆。一些有钱人已经有了逃往西康边区甚至更远地方的打算。

  上海中医陈存仁在后来的《抗战时期生活史》中回忆说,“中国人无论在前方的或沦陷区的,都相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两句话,可是独山一失,一看地图,老百姓的信念上却有些动摇了。”

  在冬日的凄风苦雨中,蒋介石调集了他能够调集的一切军队,一些部队从黄河两岸步行2000多公里而来,还有一些从缅甸前线空运回来,4天之后,中国军队夺回独山。

  从4月中旬到12月初,战事绵延八个月之久,日军如愿以偿的夺取了平汉、粤汉、湘桂三条铁路干线,从而打通了中国大陆的交通线。占领了衡阳,零陵、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中国损失军队50余万,损失的武器装备可以用以装备40个师。

  比较起豫湘桂战场溃败的黯淡和悲观,敌后战场的持续不断、规模逐渐扩大的反攻是显得异常闪亮。日军为保住“一号”作战中所占领的地区,不得不用5个师团来防卫八路军。 这一年新四军曾一度打到南京城。

  在山东解放区,八路军歼灭日伪军3.6万多人;在晋察冀解放区,八路军两度攻入石家庄、保定、高阳等主要城市。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八路军先后攻入19个县城,收复国土5万多平方公里。

  12月31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说,“由于一年来斗争胜利的结果,我们的正规军由四十七万增加到六十五万,民兵由二百万增加到二百二十万,解放区的人口由过去的八千万增加到九千二百万,这就大大增强了我们的反攻力量。”

  一天后,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论说:就全战局来说,的确胜利纷纷,但胜利却不在我们这一角。

  对于1944年底的中国人来说,的确正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前行。

  (CCTV《见证·影像志》供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责编: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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