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现老城门（上集） |  |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6年08月01日 13:21 来源：
重现老城门 （上集）
北京有许多城门的地名，但是看不见城门的模样。有名有实的只剩下了德胜门和正阳门，可是从老北京过来的人都知道，就是德胜门和正阳门也不能算完整的城门。2001年，申办第二十九届奥运会成功之后，北京市政府作出了一个决定：在老城区中轴路的南端复建一座跟古代完全一样的永定门城楼，于是，一个抽象的地名将变得重新可以触摸。
担任复建永定门城楼设计工作的专家是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所长韩扬。从建筑学意义上来说，造一座古代样式的城门并不是一项很复杂的工程，但复制一座已经消失了的城门，却是一件不容易讨好的事。因为复建后的永定门必须在原来的位置，尺寸和样式都要保持历史原状。一旦出现误差，人们就会指责这是在提供错误的历史信息。
为了寻找准确无误的设计依据，韩扬来到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这里收藏着一本1924年英国出版的图书《北京的城门与城墙》。书的作者是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瑞典国家博物馆的一位学者。
20世纪20年代喜仁龙看到的北京正处在新旧时代的转折点，经历了五百年岁月洗礼的古都，正在风雨飘摇的气息里散发着最后的光辉。在这本严谨的学术性著作里，喜仁龙感动地写道：“当你熟悉这座大城市以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辽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
喜仁龙踏进北京城的时候，火车已经开进这座古老的城市，或许是怀着和喜仁龙一样的感动，一个叫阿尔贝尔卡恩的法国人在城墙外的京张铁路上记录下了这段影像，隆隆的火车似乎在宣告，一座延续了五百年的古都已经从深沉的帝国梦境里苏醒。
喜仁龙在书中说他从1920年到1921年花了两年的时间，在中国建筑师的协助下，对北京的城门建筑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测绘、和研究。我们不知道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是否已经预见到古都毁灭的命运，从他拍摄下的照片来看，有些城门已经露出了颓败的迹象。
事实上在1900年，当20世纪的曙光刚刚透露的时候，这座固若金汤的两朝王城已经开始了毁灭的命运。这一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侵略者的炮火轰塌了正阳门箭楼、崇文门箭楼、内城西北角箭楼和外城东北角箭楼。1903年，清政府下令修复正阳门箭楼，英国军队为修筑京奉铁路，在崇文门瓮城东西两侧各开了一个门洞。
到1906年，正阳门的东西两侧各建起了一座火车站，东站是京奉线，西站是京汉线，正阳门成了全国交通枢纽，每天车马行人的流量非常大，拥堵是不可避免的了。
1915年，北洋政府为解决交通堵塞下令拆除正阳门瓮城，在这次改善交通的过程中，正阳门箭楼也被一位叫罗斯凯格尔的德国建筑师改装成了一种土洋结合的风格。这座镶着西式花边的箭楼被老北京人亲切地称为前门楼子，在前门楼子的东南侧，一百年前英国人设计的京奉铁路火车站依然保持着当年的外观特色。
火车轮子的速度与激情注定要改变老城门里的宁静与从容。1915年北京修建环城铁路。火车从正阳门出发穿过崇文门门洞、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到西直门是终点。因为铺铁路，沿途四座城门的瓮城被拆除。
1920年至1921年，宣武门箭楼、德胜门城楼和东北角箭楼由于年久失修，梁架朽坏，被当局下令拆除。
1921年的一个秋日，来自瑞典的学者喜仁龙站在北京城南的护城河畔拍下了永定门永恒的一瞬间。
“从西侧，你可以看到永定门最美丽、最完整的形象。宽阔的护城河边，芦苇挺立，垂柳婆娑。”
韩扬在喜仁龙的著作里找到了有关永定门的记载和实测图，这些图片和数据成为他设计复建方案最初的依据。
就在韩扬为复建永定门寻找设计依据时，北京城里，有一群年轻人正在为一个再现老城门的梦想而四处奔波。
他们听说清华大学建筑系保存着一批老城门照片，拍照的人是已故建筑学家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开拓者梁思成。照片一共有三百多张，记录了一个建筑学家眼里城门建筑的各种特征。
30年代的古都，从欧美吹来的新思潮正骚动着年轻一代的心灵，一位留洋归来的青年却怀着对古老文化的敬仰登上了城楼：“我们北京的城墙，加上那些美丽的城楼，更应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中华人民的璎珞。”
梁思成是著名学者梁启超之子，他23岁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宾西法尼亚研究院和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建筑。在和夫人林徽因一起游历欧洲的时候，梁思成看到希腊、意大利等国保护古典建筑的做法，深受启发。回国以后，他加入了朱启钤开办的中国营造学社，开始踏访中国各地，全面调查研究古代建筑。
保存在清华大学的老城门照片，应该拍摄于1931年以后梁思成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那段日子。
也许是为了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印象，梁思成经常安排一个人在镜头里面，作为城门的参照和对比。
1945年，梁思成在颠沛流离的战时避难生活中写完了中国第一部建筑史，对自己生活过并深爱着的北京，梁思成这样评价：
“明之北京，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
梦想再现老北京的是一群学建筑和计算机的青年，他们每天的工作是绘制各种建筑效果图，如火如荼的土地开发和城市建设给他们带来了繁忙的生意。可是就在描绘现代化楼盘的过程中，一些正在消失和已经消失的城市风景深深地吸引了他们，他们萌生了一个念头：用数字科技为北京保存一份永不褪色的记忆。
制作人员把梁思成的三百多张城门照片，和从其他途径搜集的城门影像资料输入了计算机。
虽然时光不能倒流，复建永定门城楼却打开了一座老城门记忆的闸门，在中国文物研究所，一份封存已久的文献档案终于得以重新发挥用途。
1941年至1945年间，中国文物研究所的前身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曾对中轴线建筑进行过一次系统全面的测量，承担测量的中标单位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建筑师事务所基泰工程司，作为中国人，基泰工程司的建筑师比喜仁龙更了解中国建筑的规律，因此这些图纸数据也更为精确可靠。
韩扬介绍说，中国文研所存的这些资料，可能比喜仁龙的资料更深入一些。技术细节，好比说正屋脊的做法，内檐彩画的形式，包括楼梯的位置，这些东西它要比喜仁龙书那本书里的资料更丰富一点儿。
水晶石公司从各种途径搜集了大批老城门的照片，他们要为北京建立一份可以永久保存的数字影像资料，并通过技术处理让人们看到一个原初的北京。
2003年1月，永定门城楼复建前夕，在北京市城市规划委员会支持下，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水晶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了题为“北京城记忆”的展览。
孔庆普先生是北京市政工程公司的退休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曾负责修缮过城门，但是随后又参加了对城门的拆除。北京本来有十六座城门和近40公里城墙，但现在能看到的只是两座不完整的城门和几百米残墙，其余的就到老北京人的记忆里去寻找了。
今天一位新华社记者来采访孔庆普。
作为新华社北京分社的记者，王军一直在调查北京城门城墙的历史。
孔庆普回忆到：“那个时候调查城门，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提案，要了解这个情况，城门城楼，它着重的是城楼，还有没人管的古代建筑，把这个题目交给建设局，建设局交给我，我那个时候最年轻，我就走着，坐当当车，有轨电车，把城楼、箭楼、还有城墙角楼都查了一遍。
我调查的时候，损坏的比较严重的是东直门、西便门还有安定门，我调整了以后都写了报告，报到市里，市里把这个情况报给中央了，后来总理批了，那时候叫政务院，不叫国务院叫政务院，是周总理批的，给了北京市15个亿，还是旧币，还没改呢。
我们第一座是开始做的是东直门，东直门城楼，安定门城楼箭楼，有阜成门城楼，东便门的城楼和箭楼，这是1951年就做了这么多，到1952年接着还剩了一部分钱，报1952年计划的时候，后来不批了。”
王军一直在报道北京的城市建设，在击现实矛盾冲突的过程中他逐渐走进了北京城的历史，早在十年前王军就对老城门城墙发生了兴趣，在查阅档案和走访当事人的过程中，他发现有一个人物总是反复出现，这个人就是梁思成。
抗日战争胜利后，梁思成回到了北京，他在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并担任系主任。 1949年年初，梁思成在家中接待了两位秘密来客，他们是解放军围城部队的代表，因为中共中央刚下了一道命令，要求保护好北大清华的教师和北平的古建筑，两名代表特地来请梁思成标出北平的文物古建，以免炮火轰击。
1949年1月31号，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部队从永定门进城，古都逃过了战争厄运。受中共中央的委托，梁思成为解放军南下作战编制了一份《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其中第一条就是“北平城全部”。
1949年，北京的城市面积是62.5平方公里，人口有130万。
这是1949年从高空拍摄拍摄的北京城，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认出一个由近40公里城墙围绕出的凸字形轮廓, 城墙上有16座互相对称的城门，这个凸字形轮廓形成于公元1553年，四百年间一直没有改变。直到20世纪50年代。人们进出北京，依然要通过十六座高大厚重的城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首都行政中心规划的问题摆在了新政府的面前。
1949年12月，北京市政府开了一个会，苏联专家提出一个方案，行政中心区要放在老城里面来建设，沿着长安街两侧进行建设。
这就是苏联市政建设专家巴兰尼克夫在那次会上提交的规划方案，其总体思路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发展大工业，以提高工人阶级所占人口的比重。
王军介绍说：“当时会议就引起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以梁思成，以陈占祥为代表的，他们坚决反对这么来做，梁思成就认为就把行政中心摆在一个马路的两侧这样来建，沿着大马路盖大楼，这已经是被西方证明是一种错误，让办公楼长期与车尘和噪音为伍，陈占祥就说真正的一个城市规划应该是面对一个城乡的区域来进行设计的。”
1950年2月，梁思成和从留英回来的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一起提交了《关于中华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提出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建设新中国的政治心脏，而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如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心脏和中国的城市博物馆。
王军感慨地说：“当时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的方案纯粹是为了这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个为了保护老城的概念，他们认为老城区人口密度那么大，每平方公里是两万多人，你看现在纽约才八千多人，密度那么大，如果你把这些行政中心摆进去的话，你只会使你城市功能和人口密度不断膨胀，你把什么人赶走呢，可能要上班的人赶到外面去了，外面的人上班每天要进城，梁思成说如果哪天北京的交通出大问题，这是祸根。”
但是梁陈方案被看成了一个小资产阶级不切实际的幻想。苏联专家认为，应该把行政中心放在老城区，象莫斯科那样，利用现有的基础设施，节约建设成本。
王军在查档案的时候发现“那些年建设量不小，而恰恰是在新区建房子少花钱，像北京市现在来拆迁的话，百分之五、六十的钱全赔进去，那个时候这个问题同样存在，我查了一下五十年代的档案，那会儿北京市一调查，那些年建设量不小，三分之二的房子全部盖在外面去，没有进城，一调查问为什么，怕拆迁花钱。”
梁思成希望建设一个新城区，把老城区完整地保留，成为一座中国城市博物馆，然而在一个破旧立新的时代，他的声音很快被声势浩大的建设浪潮淹没了。
孔庆普回忆道：“我们对这个建议不感兴趣，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小年轻，说实在我们小年轻对这个有这么一个现象，党中央怎么说我们怎么干，我们那个时候有个这样的。还有一些老同志也讲了，我们就管梁思成陈占祥他们是西洋派。”
1951年修完第一批城门后，孔庆普递交了第二年的修缮报告，但是报告一直没有批下来。等来的是一场拆除城墙和城门的运动。
责编：红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