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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年记忆——1946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6年02月19日 14:47 来源: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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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2月2日,农历丙戌年春节,这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春节。此时国民政府还在陪都重庆。重庆雾重,大年初一这天是入冬后难得的好天气,市民纷纷结伴出游。报纸报道这一天称:“陪都各界欢泰情状,实为民国二十六年政府迁至此间以来所罕见。”

  两天前,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闭幕。在中共和民盟的努力下,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在北平,居民八年来首次获准燃放爆竹,很多旧时的爆竹店早已刊登出大幅广告,欢迎顾客。

  但此时的北平居民却大多在为生计奔忙,在春节前的几天,北平几十家银行的门口都排起长队,老百姓们挤着缴款,买救济分署配给的每人十斤澳洲粉。澳洲粉每斤合法币130元。人们虽然抱怨贵,但仍然抢着购买,因为难以预料几天后又会是什么价格。

  两个多月前,《大公报》派驻北平的女记者彭子冈回到故乡北平,她目睹了抗战胜利后北平的物价飞涨,市场萧条。在她的报道《如是我闻——北平见闻录》中这样说道:“记者来平两月,平均物价涨了四五倍,可怜一般北平的阶层,普通薪水只一万,合法币二千……贫穷笼罩着整个北平。”

  就在春节期间,彭子冈与另外三名外国记者前往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采访。

  春节前,边区政府宣布自除夕起机关学校商店放假一星期。彭子冈在长篇通讯《张家口漫步》中记录下正月初三全市庆祝和平胜利大会的盛况:“五万市民闹翻了天,四十四队秧歌霸王鞭跑旱船挤来挤去……从人民的笑脸上,从女人、孩子的新棉袄上,我看到他们生活的丰裕。”

  上一年8月23日,八路军解放了被日军侵占多年的华北重镇张家口。边区的军区司令部及行政委员会,从这一天起全部设在张家口。

  在彭子冈的笔下,“解放饭店的茶房说:‘日子好多了,养两三口人不成问题。’一个商人则反映现在自由不受限制。’”

  此时的张家口正在社会上发动拥军优抗以及拥政爱民运动,拥军捐款已经捐到百万左右。很多百姓家的门口贴上了这样的春联:“群策群力求民主,减租减息享太平”。城中最常见的一个标语是“建设民主繁荣的新张家口”。

  在南京,春节这天天气晴好,报纸称“八年来均在雨雪阴沉中度过,唯今年阳光普照,给贫苦人不少温暖。”

  春节期间,在南京下关的惠民中学里,滞留着一千三百多名由重庆返乡的民众。抗战结束后,当年逃亡内地的大量民众纷纷返乡,交通运输空前繁忙,车船票价更是一路飙升。

  作家叶圣陶一家的春节在从重庆返回上海的归途中度过。

  抗战期间叶圣陶举家内迁成都,抗战胜利后,急于返乡的叶圣陶决定乘木船从重庆回上海,他在《东归江行日记》序言中回忆了当时的冒险举动:“那次乘木船出川完全是不得已。飞机、轮船、汽车都没有我们的份,心头又急于东归,只好放大胆子冒一冒翻船和遭劫的危险。”

  经过四十七天的长途跋涉,叶圣陶一家终于回到了久违的上海。此时的上海,法币的魔力已渐趋消退,而由于战后还乡导致的人口激增,使得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饭后出去剪发,花费五百元。近日上海物价飞涨,米价涨到每担三万元以上。民不聊生,前途昏暗。”

  战后的返乡民潮,导致上海房屋紧张,房价居高不下,拍摄于1947年的电影《还乡日记》,就展现了这一时期上海租房的困难。

  影片女主角由白杨扮演,她的丈夫张骏祥担任编剧、导演。《还乡日记》取材于白杨夫妇返回上海后的亲身经历。年初,白杨、张骏祥夫妇从大后方回到上海,眼见有许多被贴上“接收”封条的房子空着,需要房子的人却无处栖身;愿意出租的房子,租价却高得惊人,必须用金条和美金才可以租到。

  有感于社会现实,张骏祥创作了《还乡日记》,在影片中,以幽默的手法讽刺了上海被接收后混乱的社会现实:重庆的接收大员不但“接收”了汉奸的房产,连汉奸的老婆也一并接收”;昔日的汉奸则摇身一变成为“地下工作者”。

  为应付当局审查,这部片子做了修改,片尾,接收大员和汉奸都作为骗子被警察逮捕。

  旧历新年刚过,上海作家张爱玲坐船南下,到温州探望躲避抓捕的丈夫胡兰成。

  三年前,年仅23岁的张爱玲初涉文坛,她几乎所有重要作品都在1943年发表,其锋芒毕露的才气引起孤岛时期上海文坛的极大震动,这一年被人称为“张爱玲年”。也是在这一年,张爱玲结识了当时担任汪伪南京政府宣传部政务副部长的胡兰成,两人结为夫妇。胡兰成在后来的回忆录《今生今世》中记述说:

  我为顾到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文曰:“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日本投降,汪伪政府垮台,曾担任伪职的胡兰成潜逃到友人家中躲避。

  这是当时拍摄的一段审判汉奸的影像。

  上一年9月下旬到12月,南北各地的肃奸工作告一段落,共捕获有汉奸嫌疑者4291人。1946年4月1日,高等法院在南京朝天宫正式成立,对汉奸的审判随即展开。

  在日本东京,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5月3日正式开庭。法庭是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和1945年12月举行的莫斯科会议而设立。《朝日新闻》上记述:“战败后的第一年,晚春初夏时节,市谷高地就迎来了‘末日审判’。”

  12天后,毕业于上海东吴法学院的高文彬,作为英语翻译来到东京。第二天上午8点,当他来到法庭时,发现许多日本人正排着长队等待领取法庭旁听券。他回忆说:“排队领票的日本人都穿着廉价棉布缝制的衣服,眼中充满了惶惑、好奇和紧张。”

  战后的日本一片萧条,通货膨胀严重,海外返回大量军人,加上庞大的军工厂也被废止,出现了一千多万人的失业队伍。

  当时在日本出现了战后的第一首流行歌曲《苹果》

  在日本,大米早就采取了配给制,紧接着豆类也全部实行供给制。由于不能准时发放,很多人自己到农村采购,列车严重不足,每辆列车上都挤满了去买粮食的人们。

  两年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宣读判决,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主要战犯被处以绞刑。

  对德国战犯的审判,早在1945年11月20日,即由美、苏、英、法等国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在德国南部城市纽伦堡开庭审理。包括纳粹第二、三号人物戈林、赫斯和外长里宾特洛甫在内的20多名战犯被提起公诉。法庭进行了403次公审,在1946年10月1日,做出最后判决,判处戈林等12人绞刑,3人无期徒刑。

  这段新闻记录的由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巡视华北华中的情形。

  三人巡视期间,华中华北的内战基本停止,形势令人鼓舞。

  上一年年底,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到中国,调解国共争端。

  伴随着1946年元旦的钟声,马歇尔在中国度过他66岁的生日。为了表示亲美姿态,国民政府宣布从即日起车辆一律靠右行驶。这一规定是参照美国的交通规则制定的。

  在马歇尔的调解下,1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停战协定;一个月后,国共双方签订《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之基本方案》。随即,由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组成的军事小组,在长江以北的九个省份内环行一万六千华里,视察了十个以上的执行小组活动。《大公报》上一篇题为《和平播种记》的文章说:

  “不论在中共区域的张家口和延安,还是政府的归绥、徐州、太原、汉口,马歇尔举起杯子来总是说:‘为中国人民干杯!’”

  短短十五天的视察结束后,马歇尔对所看到的停战形势很感满意,于3月11日回国述职。

  同一天,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对政协报告之决议案》,否定了政协会议。

  此时,国民党已有七个军开入东北,东北的紧张局势吸引了全国的目光。

  抗战胜利后,根据国民党与苏联达成的协议,苏联控制了东北全境。作为战争赔偿,占领东北的苏军奉命拆除当地工厂中的大型设备,运回苏联。当国民党军队到来的时候,许多工厂已经是空无一物。

  尽管苏联人拆走了大量的设备,但东北三省1945年的工业总产值仍占据着全国的75%,东北的松辽平原还是全国最肥沃的土地。对国共双方来说,谁占据东北,就等于占据了半壁江山。

  在苏联占领东北时,共产党的军队拖着辎重,徒步进入东北,各地开始着手建立民主政权,1945年年底,共产党成立以林彪为总司令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年初,苏军撤离东北,在美军的帮助下,国民党的军队大规模进入东北。当时美国记者称东北是“内乱的温床”,大公报记者徐盈则说:“沈阳的气氛就是整个东北的气氛。沈阳是个火药城。”

  徐盈在《沈阳的春天》一文中记述说:“沈阳从日本人的手中留下了大片的日式建筑和27万日本侨民;苏联人接收去不少战利品,沈阳从此失掉东亚第二兵工厂的资格,留下的是“奉天驿”车站前的一座红军纪念碑,上面顶着一个老虎坦克;中国人接收以后,沈阳天天晚上在枪声中戒严。沈阳城中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正当的商业,没有恢复光复以后的正常秩序……胜利以后,失了业的二十万工人,当卖一空之后,他们和不幸的农民一样感到春荒……”      

  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在位于铁路要道的四平街,国共双方的军队爆发激战。

  国民党下级军官黄仁宇在战役结束后几天抵达前线,一位新一军总部的参谋向他形容这场战事的惨烈,“共产党军队会在前线摆出一千人,但空间只有几百码宽,通常只能容纳下一个连。你会想:这些人不傻,他们只是疯了!你可以砍杀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这些人后面还有数百人在那里。相信我,他们绝对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机关枪!”

  在南京,国民政府还都仪式在紧张的筹备之中。

  5月5日,上午十点,国民政府在中山陵举行盛大的祭陵大典。这一天,南京实行了交通管制,以至当天无法传递各地报纸。

  稍后,在长江路国民大会堂举行的首都各界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典礼上,蒋介石发表训词,强调要为“东北整个的行政与主权的完整”而“继续努力奋勉”。

  在人数和装备均优于共产党军队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东北民主联军撤退至哈尔滨。5月23日,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春。

  国民党占领后的长春,很快兴起一股“突击结婚”热。抗战八年中,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大都未成家,胜利后,许多人开始有了安居乐业的想法。

  一时之间,长春城内,鞭炮声不绝于耳,各酒楼饭店大摆婚礼宴席。日本人走后留下的空房子,大都贴上了大红喜字。一些女学生成为新娘,与军装笔挺、皮鞋锃亮的国民党军官出双入对。

  战场上的胜利坚定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宣布,六个月就可以解决共产党问题。

  6月23日早晨,上海各界十多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同时欢送马叙伦、雷洁琼等十位和平请愿代表前往南京。到车站送行的作家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各团体都排队前来,举旗唱歌。……今天的口号是‘反对内战,争取和平。”

  当天下午,请愿团代表到达南京的下关车站,被一群自称苏北难民的人围追殴打。民主人士马叙伦、雷洁琼和大公报记者高集均受重伤。

  下关惨案发生后,各大报纸纷纷进行报道,并要求法办凶手,追查幕后策划者。在一片谴责暴行、呼吁和平的声浪中,蒋介石下达了进攻中原解放区的命令。

  6月26日拂晓,国民党军队分四路,向位于鄂豫两省交界处的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内战之火全面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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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1946年国民党中央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段新闻,说的是上海在夏季遭遇水灾的情形。

  这一年,中国遭遇大范围的天灾,广东、广西、四川等省均是先旱后涝,广东灾民达500万,广西则高达1300万; 在湖南,因饥饿疫病而死者达400万以上。

  5月到8月间,全国各大报纸纷纷报道湖南灾情的严重,《新华日报》报道:“衡阳一县,非赈不生的灾民,即达四十四万余人……岳阳龙塘,灾民所食均系野草。

  夏季,在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区域长江三角洲一带,三百万难民涌向沪宁沿线的各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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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蒋介石下令行政院设法救济苏北难民,稳定国统区的经济和社会治安。几天后,国民党社会部部长谷成纲带着蒋介石的手谕来到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会见上海帮会组织中的头面人物杜月笙,希望他出面在上海发动救灾募捐活动。

  上一年抗战胜利后,杜月笙从香港回到上海,就在火车站附近,他发现许多传单,上面写着“杜月笙是反动恶势力”。抗战的胜利使得原来受外国势力控制的租借地不复存在,国民党政府直接统治整个上海市区,他们已不再需要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势力对原租界区的反蒋势力进行控制、镇压了。敏感的杜月笙意识到,蒋介石不会允许游离于政府权力之外的秘密社会力量存在。1946年春,杜月笙辞去以微弱优势当选的上海市议长。

  此时,被南京政府冷落多时的杜月笙看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他毫不犹豫地接下二十亿赈灾款任务,成立“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募委员会”。委员会最先靠举办足球义赛募款,门票及冠军足球拍卖的款项全数捐出,但还是达不到募款目标,于是决定举办上海小姐选举来募款。

  8月20日,“选美”活动在上海“新仙林”会堂举行。

  参加竞选的名媛佳丽大多是上海滩当红歌星、舞女和一些戏剧演员,而在她们背后是一场豪门商贾间的实力角逐。当时花十万元可买一百张选票,闺阁名媛组的第一名,即“上海小姐”王韵梅,是当红舞女,得选票65500张,远远超过第二名。支持王韵梅的四川军阀范绍增,动用四千万法币帮她买选票。

  8月,国共和谈趋于破裂,中国形势更加复杂。

  马歇尔没有放弃调停的努力,他提请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担任驻华大使,帮助他继续进行调停。

  同一个月,美国女记者斯特朗搭乘美军飞机从北平来到延安,这是她第一次来到延安,她把这里称为“窑洞之城”。这一次,她希望有机会了解“中国共产党是些什么样的人”。

  在斯特朗的眼中,经过1942年的大生产运动,在延安吃饭已经不成问题,并且有余力添置一些现代设备。斯特朗在文章中写道:“他们有六辆吉普车和卡车,用的是本地油井和炼油厂提炼出产的低级汽油。一部越野电话越过延河通往许多重要地点。还有一张报纸和一部电台把他们同外界联结起来。”

  8月6日,在斯特朗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说到“反动统治者”时,毛泽东称“他们都是纸老虎,看起来样子很可怕,但一下雨就烂了”。这句话后来演变成为一句著名的口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9月20日,国民党军队逼近张家口,黎明时分,共产党的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撤出张家口。

  当时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的杨沫与同事一起前往老解放区河北阜平县。一路上,不断有国民党的飞机对撤退人员进行轰炸,杨沫这样描述自己经历的一次突如其来的飞机轰炸:“我刚跑进一家农民的屋子,飞机就向这个不大的村子疯狂地轰炸起来。我只好立即蹲在屋门后听天由命……群众死伤多少,房屋炸塌多少,由于我们匆匆上车逃走,不得而知。”

  到达河北阜平县后,杨沫得知有报社同事在大同前线牺牲,杨沫在日记里感慨地写下:“我们为什么要强攻大同这个城市?甚至旷日持久地攻了一个月。敌人工事坚固,有充分准备,我们只能用人海战术,不断强攻,以至牺牲了那么多战士,也没有攻下大同……我不懂军事,但想起这些总感到茫然、凄然。真是‘一将成名万骨枯’。”

  大同、集宁战役失利后,共产党不得不放弃当时唯一掌控的大城市张家口。

  战争扩大引发财政困难,很多机关工作人员的家属开始被动员回家。杨沫记述道:“报社今年连棉衣都发不起了,补给些棉花,都要开科长会议,讨论发给谁。”尽管条件艰苦,杨沫仍然觉得比抗战时要好得多,每家都有住房,杨沫夫妇还可以每个月拿出75斤小米,给小孩雇一个保姆。

  在“节衣缩食、照顾前方、照顾战士、照顾群众”的原则下,很多解放区取消了干部的中、小灶待遇,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取消干部服装的供给,主食定量也有所降低。

  10月初,新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见民盟秘书长梁漱溟,鼓动第三方政治力量出面斡旋。10月11日凌晨,梁漱溟得知,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他感慨地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去。”

  这段影像资料讲述的是西藏代表团到南京参加国民大会的情景。此前历次国民大会,西藏作为地方区域都曾派代表参加。这次蒋介石特意接见西藏代表团,以表明中央政府对西藏享有主权。

  11月15日,在中共、民盟和其他民主人士拒绝参加的情况下,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及一些社会贤达,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代表多数是国民党党员。

  国民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因此也被称为“制宪国大”。但是国民大会十分混乱,有报纸记载说,会后,从会场拾到的东西如下:小手帕二十八条,口红三支,眼镜两幅,呢帽五顶,会议记录一千余份,自来水笔两支,各色名片一万五千多张,旧手册六十本,棺材一具。

  第二天,中共代表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国大的召开破坏了政协以来一切协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和平商谈的道路。11月19日,周恩来返回延安。

  就在前一天,中共中央出于敌我双方力量的考虑,发出关于暂时放弃延安的指示。此时,延安已经处于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中。

  在延安的美国人欧文·恩格斯特也开始随队撤离延安。28岁的欧文·恩格斯特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农牧系,受到斯诺《西行漫记》一书的影响,要亲眼见识创造了“小米加步枪”和“长征”神话的毛泽东。

  上一年欧文·恩格斯特卖掉了家里的牛,以联合国总署养牛专家的身份前往上海,8月,辗转来到延安,取了一个中国名字阳早。

  阳早的工作是在延安光华农场,负责看护解放区仅有的三十多头奶牛。在撤退延安的过程中,阳早和伙伴们失去了三头牛和一头驴子,但他们成功地完成撤退任务,把解放区为数不多的奶牛保护下来。为此,阳早被誉为“经受了革命考验的人”。

  此时的阳早不断写信给远在美国的未婚妻琼·辛顿,向她描述延安生活。从事物理研究的琼·辛顿随后也来到延安,她也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寒春。不久,寒春与阳早在陕北的一个窑洞前举行了婚礼。

  这对美国夫妇,在生产方式还极为原始的解放区制造各种耕作工具,让当地的农民领略到农业机械化的方便。

  解放后,一直在中国生活的阳早、寒春回到他们工作过的三边牧场。饭桌上他们又唱起当年在延安学过的歌。

  这年冬天,有一小队共产党员的工作队来到离哈尔滨一百多公里的珠河县,其中就有共产党作家周立波。

  半年前,中共中央下达“五四指示”,改变抗战期间所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发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号召,在广大的解放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

  在东北,共产党组织一万两千名干部下乡进行土地改革。

  周立波前往珠河县元宝镇担任土改工作队副队长。他根据亲身经历创作出小说《暴风骤雨》,使中国最早以土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书中描写的元茂屯就是他进行土改工作的元宝镇。

  这部小说在1961年被拍成电影,展现了当时东北的土改情形。

  工作队通过诉苦会,提高农民觉悟,认识剥削根源,激发民愤,最终使农民敢于与地主进行斗争。

  电影里韩老六的原形是元宝镇的一个地主,伪满时期当过治安农会会长,日伪统治时期当过协和会长。

  作为恶霸地主的典型,韩老六成为村民们的主要斗争对象。

  农民通过斗争地主、挖地主浮财,分到衣物、粮食和生产物资,最重要的是分到了土地。根据尚志县志记载,到1946年11月,全县共分土地两万多垧。

  土改后的东北流传着一句口号:参军上前线,打倒蒋介石。《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一书中记述说: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四个多月内,各解放区三十万翻身农民,为了保卫在土地改革中获得的果实、保卫家乡而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11月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彼此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在对方的“领土全境内”自由设厂、通商、航行。签约当天,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因中美经济状况不同,所谓互惠实际上仍易成为片面之惠。”

  当时的一则漫画这样形容中美友好通商条约:“十月芙蓉不怕霜,平等美名来通商;东洋去了西洋来,国货难和洋货抗。”

  此时住在上海的人,只要一出门便可看到满街的美国货。不但工业品,就连农产品如棉花、面粉、大米也是美国货。作家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美国货充斥街头,连最便宜的火柴肥皂也不断运到,小工厂难以立足。”

  当时担任上海机器同业公会主任委员的胡厥文在回忆录中说:“美国剩余物资的倾销,加上官僚资本的压迫,在1946年一年,上海的民营工厂就有76%倒闭。”

  5月12日,人们在《申报》上再次看到一个熟悉的漫画形象——三毛。这个诞生于1935年,只有三根头发的儿童漫画形象出自漫画家张乐平笔下。

  抗战胜利后,曾担任“救亡漫画宣传队副队长”的张乐平回到上海,开始创作《三毛从军记》,并在《申报》上连载。对于为何选择十年前的旧人物,张乐平在后来的自序中这样说道:“……画老样子的三毛,其原因便是我觉得三毛的生活环境,十年之中一成未变。十年前的三毛拾垃圾睡马路,十年后的三毛依然不见进步。”

  有感于都市街头很多像三毛一样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张乐平在创作完《三毛从军记》之后,开始创作《三毛流浪记》。1949年,昆仑影业公司将漫画《三毛流浪记》改编成电影,影片忠实原著,展现了孤儿三毛在繁华上海的流浪生活。

  多年后,一个叫陈平的小读者长大成人,她将“三毛”作为自己的笔名,在自己的文章中她这样写道:“……这小人儿以血和泪,只为着,去拼一个卑微的——存活。小三毛的时代,属于公元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八年上下。中国的命运,在当时,经历了什么样的苦难,想来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可能忽略。”

  年底,战事日趋激烈。10月中旬,东北国民党军调集9个师进攻南满东北解放区;11月,山东国民党军队进犯山东解放区;12月13日,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集中25个旅向苏北鲁南的华东解放军发起进攻。此时,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

  这段由国民党中央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记录下调解国共争端失败的马歇尔,在1947年1月8日离开中国时德情形。对于战功显赫的马歇尔来说,中国之行是他一生中最为痛心也是唯一的一次失败。

责编: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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