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来宝是一种通俗易懂、历史悠久的表演形式，最早起源于乞丐们沿街要钱的“朝街词”。清朝末年，老北京的天桥成了民间技艺和曲艺表演的荟萃之地，数来宝也在这里渐渐演变成一种露天表演的艺术形式，并培育出了朱少文、曹德奎等经历传奇、技艺出众的数来宝艺人，他们以独特的表演形式和幽默风趣的内容赢得了市民百姓的喜爱，还征服了久居深宫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也将在天桥表演的出色艺人命名为“天桥八大怪”。
临清是位于山东西部的一个小城。明清时期因漕运兴盛，临清依傍运河发展至鼎盛时期，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商业都会，商业的繁盛也在这个小城催生了一个后来红遍全国的新曲种，那就是人们熟悉的山东快书。“武老二”产生于山东西北的农村，有着浓烈的地方色彩。因演唱的内容主要是山东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武松而得名。那么，在乡村集市诞生的“武老二”又是如何成长为全国闻名的山东快书的呢？
在温润的成都平原，茶馆已成为地域文化的代表之一，泡茶馆也成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就连那些历史悠久的地方曲艺仿佛也是在浓浓的酽茶中泡出来的，茶馆里的丝竹管弦陪伴着四川人波澜不惊的闲适生活。金钱板，这个四川人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究竟起源于什么时候，至今尚无详细记载，只记得人们习惯把它称为“打连三”，却因它源于乞讨而不许走进茶馆。
老北京的天桥曾经就是一个曲艺的江湖，江湖里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有行规、有暗语，有热闹、有无奈。从撂地卖艺到大棚茶馆，再到书馆林立，在竞争激烈的曲艺舞台上，数来宝是怎样从要饭的玩意儿一步步登上大雅之堂，走进剧场的呢？王凤山这个出身穷苦的旗人孩子，是怎样在天桥这个曲艺江湖里拜师学艺，学众家之长，历练成长，创立出“文明来宝”的呢？
曲艺行里有句老话，叫做“出在北京，红在天津”。随着天津的开埠和商业兴旺，天津人对戏曲曲艺的痴迷就已经深入骨髓，成为这个城市性格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在天津，既有眼高挑剔的观众群，又有热情执着的曲艺迷；既有名家荟萃、富人捧场的小梨园，又有撂地卖艺、要钱充饥的“三不管”。高凤山，一个13岁的数来宝艺人，带着在北京天桥学得的一身本事，抱着什么样的梦想来到天津闯荡？
“九一八”，是中国人难以泯灭的民族之痛。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曲艺怎能苟活？抗日救亡的热潮，使艺人们空前地团结起来。民间曲艺的创演自觉，在民族危亡关头血与火的洗礼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激发和加强，民间曲艺正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向时代和民族靠拢。国难当头，民间艺人们会以怎样的方式反击敌寇呢？
1949，新生的共和国给民间艺人们带来了一片崭新的天地，从“下九流”到“文艺工作者”，他们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也是共和国的主人，他们随时准备为新生的共和国贡献自己的一腔热情和全部才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曲艺演员们爱国心切，他们不仅积极参加各种募捐义演，对亲自赴朝慰问也感到义不容辞。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那些曲艺名家们经受了什么样的考验？
新中国建立之初，如同整个国家需要重建一样，传统的曲艺也同样面临着革新与改进。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新内容、新形式，成了传统曲艺改进的标准。经过几代艺人的创新，数来宝在表演和内容上有了非常大的改进，并且出现了高凤山、王凤山等著名的数来宝艺人。那么，如何将这种传统的民间艺术搬进新时代的剧场，使观众改变对传统数来宝“陈旧”的看法呢？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提出，文化艺术领域出现了多姿多彩的繁盛景象，物质生活依然匮乏的人们却以极高的热情和才华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塑造出许许多多新时代的工农兵英雄。用人们熟悉喜爱的曲艺形式讲述今天的传奇英雄，邹忠新、李润杰，这两位南北曲艺大师，将怎样运用各自拿手的金钱板和快板书，在同一个题材下一决高下、各展风采呢？
在十年浩劫中，文艺界成为“左”倾路线影响的重灾区，曲艺舞台几乎是一片荒芜。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相声凭借其最大的艺术特色——讽刺，最先回到了舞台，相声《帽子工厂》、《如此照相》，以及评书《岳飞传》打破了曲艺界多年的单调和沉寂。随着艺术形态的丰富和娱乐方式的多元化，传统曲艺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曲艺工作者又是怎样努力，让快板书符合人们新的欣赏口味呢？
快板、山东快书和金钱板作为中国曲艺的一种板书艺术，从出现到今天一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人们非常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那么它是如何出现的？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涌现出了那些艺人？这些艺人有着怎样的故事？大红大紫的相声大家们都能说出几个祖师爷“穷不怕”一百年前演出数来宝的故事；流传在四川茶馆里的金钱板充满了麻辣香辛；诙谐乐观的即兴快板伴随人民军队转战南北；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过来的人们对山东快书《武松打虎》记忆犹新；而《奇袭白虎团》更成了一代人对青春的集体记忆、天桥“八大怪”的雕塑铭记着那些远去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