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的一天黄昏，瑞金城外的梅坑村异常忙乱。为避开敌机的轰炸，中革军委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均转移至此，以待西移于都。人们在做着撤离苏区的种种准备。时任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的何叔衡被通知留守，他设法找到一些清酒和花生，约请即将远征的老友林伯渠话别。
秋风瑟瑟，何叔衡脱下身上女儿亲手编织的毛衣赠与林伯渠。同志爱，战友情，难分难舍。林伯渠感怀至深，赋诗《别梅坑》记之。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尊喜对倾。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诗中林伯渠借战国时期须贾赠范雎绨袍的典故表达了依依惜别、盼望革命成功早日重聚的同志情。
几个月后，58岁的何叔衡，在福建长汀县水口镇遭遇强敌，激烈战斗中负伤。他纵身跳崖，壮烈牺牲，实践了生前“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陈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瞿秋白被任命为苏区的中央江西分局宣传部长兼政府留守后方办事处教育人民委员。
1934年10月16日傍晚，夕阳西下，于都河畔站满了前来送行的父老乡亲。几年根据地的建设，让老百姓尝到了翻身做主人的滋味。而眼前这支开拔的队伍中也有他们的亲人。在红军出发前的几个月，中革军委进行了大规模的扩红，苏区人民积极响应，他们唱着《送郎当红军》把自己的儿子、兄弟、丈夫送到了这支革命的队伍，但是现在没有人知道，他们这一走，什么时候还能再回来。
中央红军转移前夕，朱德曾致信广东军阀陈济棠建议秘密谈判。
时在会昌南线的何长工、潘汉年，受命于寻乌同陈济棠的代表达成协议，留下了红军突围借道的伏笔。
1934年10月上旬的一天，正在与广东军阀陈济棠部秘密谈判的潘汉年、何长工接到周恩来事先商定的密语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这是红军已经要实施战略转移的意思。潘汉年、何长工在谈判结束后，迅速赶回于都和大部队汇合。
就在红军从于都出发的前一天，蒋介石踌躇满志地携夫人宋美龄从南昌登上飞机，前往西北视察。
但是蒋介石没有想到，他所依赖的国民党南路军陈济棠部已经让开大路20公里，在他的防区内没有对红军进行堵截。红军通过第一、第二道封锁线，接着又突破第三道封锁线，进入广西北部地区。
由于博古、李德等主张“大搬家”式的转移，携带大量笨重的物资器材沿山路西进，在通过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后，红军这支长龙还是慢吞吞地向前移动着。蒋介石终于弄清了红军西征的意图和路线，迅速集结16个师约30万军队抢在红军沉重、迟缓的步履前，倚仗湘江天险筑起第四道封锁线。
在这危急时刻，博古和李德拒绝了毛泽东关于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之际，组织力量进行反击以扭转时局的建议，一味向西退却，消极避战，以致丧失了红军歼敌的良机，导致了长征中最险恶的一仗：湘江战役。
11月28日，湘江之战开始，红军与优势之敌苦战5昼夜，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在突破湘江之后，红军队伍中有一位25岁的青年用锅底灰就着一张随手找来的纸画下了这红军过江的场面，他叫黄镇。
行军、打仗、画画，在两万五千里的艰险中，为了及时的宣传，也为后世的播种，从黄镇手中产生了数百幅真实生动的画作。1938年，亲历长征的肖华把流传在手中，小心珍藏而尚不知作者何人的24幅画作，带到上海交给“左联”作家阿英。阿英在白色恐怖中，冒着生命危险将这24幅画出版，取名为《西行漫画》。
第一版的《西行漫画》的封面选用的是黄镇所画的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的画像。
宁都起义诞生了红军第五军团，但是身处南方的北方将士水土不服、情绪波动。
毛泽东在这所房子里，把红色戏剧工作者钱壮飞、胡底和李伯钊召集在一起。
按照毛泽东的建议，钱壮飞、胡底、李伯钊夜以继日地创作出大型话剧《为谁牺牲》。
从1931年12月开始，话剧《为谁牺牲》在中央苏区巡回演出长达一个月。
红五军团在党的教育下，从军团长董振堂到下属的士兵都成长为合格的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他们担任掩护全军的后卫任务。
湘江战役中，五军团为了保证其他红军部队和军委纵队能够渡过湘江，必须阻止敌人的追击，他们在渡口与国民党军激战了两天两夜，承受了巨大的伤亡损失。其中，陈树湘任师长的红五军三十四师被阻截在湘江东岸，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
一场激烈的突围战后，全师被打散，陈树湘师长身负重伤，被敌军抓获。就在敌人押送路上，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
红色戏剧家李伯钊站在滔滔的江水边，无奈地轻装掉了她和战友在苏区辛苦写下的剧本和歌本。也许此时的她，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留在苏区的瞿秋白和红色戏剧战士们能够把这些剧目保存下来。
1934年10月，留守苏区的红色戏剧战士在瑞金之外的战区演出，他们被瞿秋白急电召回。
瞿秋白告诉他们，主力红军已经开始转移了，百余位红色戏剧战士心情异常沉重。瞿秋白镇定地安慰大家：“不要难过，将来我们一定会再看到他们的。我们留下来的同志要参加打游击，继续发挥红色戏剧的战斗作用。”
战事虽然激烈紧张，红色戏剧活动仍在坚持。中央局决定撤销后方办事处，瞿秋白坚持主办的《红色中华》报也面临停刊。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瞿秋白殚精竭虑将报纸办到最后一期，这一天是1935年1月21日。
这位老人名叫钟绍沧，他指示的地点在于都城郊的一个村庄。1935年的元宵节，瞿秋白召集三个剧团，在这里举行汇演。
树丛中搭起简易舞台，台口挂起两盏明亮的汽灯。观众人山人海。瞿秋白、陈毅、项英、陈潭秋、何叔衡、毛泽潭、刘伯坚等领导人都挤在观众中兴致勃勃地观看。
这是留守苏区的军民冒着随时袭来的炮火，最后一次悲壮的文艺盛会。在十多个创作剧目中，瞿秋白选出《牺牲》、《非人生活》、《游击》、《李保莲》、《不要脸》五个优秀的文学剧本，油印成册，写了序言，取名《号炮集》，并计划将这红色文学的戏剧成果送到上海出版。可惜的是，这一珍贵的剧本集，在战火岁月中被湮没。
苏区形势更加危机，瞿秋白的肺病也情势严重。党组织决定送他到上海隐蔽就医。瞿秋白与同行的何叔衡、邓子恢等在二百人的武装护送下，从瑞金九堡出发。
2月23日，一行人在长汀遭遇国民党保安团，激战中，何叔衡牺牲，邓子恢突围，瞿秋白被俘。
1935年4月，上海大陆新村9号，一封来自长汀监狱的信件，投递到鲁迅先生的寓所，署名“林祺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