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历尽磨难，绝处逢生，率先完成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是陕西省富县直罗镇。1935年11月5日，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来到这里叫做象鼻子湾的地方，筹划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一次奠基礼，即夺取围歼国民党进剿部队的直罗镇战役。不久，毛泽东发出了倡议，要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长征干部撰写记述长征的文章。
1936年3月，法国巴黎的街头上，一份名为《全民月刊》的中文报纸，引起了华侨以及法国政界、新闻界的强烈关注，原来这家报纸连载了一篇用生动笔调描写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事迹的实录，篇名是《随军西行见闻录》。作者署名“廉臣”。
“廉臣”是谁？多年来一直是个谜。直到1985年红旗出版社出版《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单行本时，“廉臣”的真实姓名才正式公布于众，他就是被人们熟知、让人们肃然起敬的陈云，时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金沙江畔，红军长征队伍千军万马，渡江的工具仅有6条船！红军紧急成立了临时渡江司令部，司令员是刘伯承，政委就是陈云。而过江不久，陈云却是一身商人的打扮，从四川泸定的摩西教堂向成都走去。
陈云到上海不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电令陈云去苏联。陈云到了莫斯科以后，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报告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向西北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这就是标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史平”是当时陈云在莫斯科的化名。
为了向全世界公开宣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事迹，也为了这种宣传能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畅通无阻，陈云使用了文学的手法，以第一人称自述的形式，写下了3万字追述红军长征的文字――《随军西行见闻录》。
《随军西行见闻录》中，陈云假托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之口，以旁观者的口气，盛赞红军纪律严明、作战英勇，并对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袖细致刻画。
他写道：“这些名闻全国的赤色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到我，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赤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像，完全不同。”
文章使用的语言是半文半白的旧文人习惯用语，遣词造句十分讲究，从中可以看出陈云古典文学的根底和风趣、幽默。文中还点缀着许多风土人情、典故、谚语，令读者了解许多人文知识。
《随军西行见闻录》一经发表即盛传于世，从国外传到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读者纷纷建议结集成册出版。1936年7月，《随军西行见闻录》在苏联首先出版单行本。《救国时报》编辑部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这个要求，将《随军西行见闻录》和杨定华撰写的《雪山草地行军记》及《由甘肃到山西》，共3篇文章合集为《长征记》－册印行。
国内红色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相继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版本。其中，最早的版本是1937年3月由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印行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中，以附录的方式登载。其次，有1938年1月明月出版社出版的《从东南到西北》；1939年1月由大文出版社出版的《长征两面写》。
《随军西行见闻录》作为共产党人最早向全世界披露红军长征的回忆录，将永载史册。
1937年10月，一部记述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书《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发行。
它的问世，立即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反响。伦敦的第一版在最初几周就销售了10万册以上，在第一年就印刷了五次。在美国，《红星照耀中国》成为美国非小说作品中最畅销书。这部书还被译为俄、法、日、德、意等十多种文字，行销数百万册，传遍全球。
这部书的作者是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他的名字是埃德加·斯诺。
1928年，斯诺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来到中国。那个时候，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并不了解。
1933年春天，斯诺和他新婚的妻子海伦来到北平。斯诺作为新闻记者和燕京大学讲师，有机会接触爱国进步学生，亲身参与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并在爱国学生运动中接触了中共地下党员，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中国西北建立根据地的真实情况。
从陕北传来的消息让斯诺不能平静，他渴望亲自到陕北去采访，亲眼看看传说中的红军，还有他们的领袖，被合称为“朱毛”的毛泽东和朱德。可是，怎样才能穿越国民党的封锁到达陕北？他想起了在上海结识的宋庆龄。
武际良：“正在这个时候，咱们毛主席、周总理、红军到了陕北以后，就是要打开这个局面，知道我们是北上抗日，宣传我们党和红军的政策，就给宋庆龄发了一个秘密电报。找一个外国的新闻记者，请他到苏区来，请他们来采访，这样能把共产党的消息向国际上，向国内国外透露出去。”
接到斯诺的名片，宋庆龄不禁微笑了，这正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斯诺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赴陕北采访的机会，神秘“苏区”似乎已经离自己不远，尽管前途凶险莫测。
在陕北，斯诺首先见到的是前来迎接自己的周恩来，这段旧影像，就是用斯诺自己携带的摄像机拍摄的。 之后在保安的窑洞里，斯诺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毛泽东。
1936年的夏夜，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保安城的土窑洞里，摇曳的油灯下，斯诺与毛泽东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长谈之夜。
毛泽东用生动而平静的语言、形象幽默的比喻，谈红军的创建与成长，谈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成功与失败，谈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强渡大渡河、突破天险腊子口，一副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红军长征的画卷，徐徐展现在斯诺眼前。
斯诺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深深地折服了。他从一个保持“中立”立场的新闻记者，转变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坚定的支持者、热情的歌颂者。他决心要把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人类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空前绝后的惊人壮举，宣传到西方国家去、宣传到全世界所有的地方去，并通过宣传红军长征来为共产党的军队和红区募捐。
斯诺的建议勾起了毛泽东搁置已久的心事，他抓住这一契机，于8月5日同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联名，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的信函说：
“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情通达理，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时，又向各部队发出电报：“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征稿活动，得到广大红军将士的积极响应，不到3个月，就有200多篇，计50余万字的稿件，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了总政治部宣传部。
斯诺带了其中一部分稿子告别了陕北，回北平写他的《红星照耀中国》去了。之后不久，作家丁玲从国民党监狱出来，费尽周折，于1936年10月到达陕北保安。毛泽东很重视丁玲的到来，在窑洞里举行宴会欢迎她，并为她填写了一首词。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
毛泽东告诉丁玲，党中央正在征集回忆长征的稿子，希望她参加文稿的整理、编辑工作。丁玲愉快地答应了。
身穿一身军装的“文小姐”丁玲，惊讶地看着桌子上一摞摞稿件。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稿件，纸张大小、颜色简直是五花八门，让丁玲叹为观止。她和成仿吾，以及编辑人员参加了文稿的筛选和文字加工工作。
丁玲回忆说：“稿子集到了一尺高两尺高。这全是几百只手在一些没有桌子的地方，在小的油灯下写滿了来的。于是编辑的人，失去了睡眠，日夜整理着，誊清着这些出乎意外，写的美好的文章。” “从写作的观点来说，我越看它越觉得自己生活经验不够，伟大的著作，绝不是文人在纸上掉弄笔墨所可以成功的。”
编辑人员以红军长征精神编辑这批文稿，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仅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就从大量的来稿中，选择了100篇文稿，约30万字，经过与作者反复商榷修改，最终汇辑成册，定名为《二万五千里》。
定稿本《二万五千里》于1937年2月22日编成，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军委的高度赞扬，并成为当时红军大学师生们的好教材，红军将士和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都排队传阅，一睹为快。
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形成等多种原因，此汇辑在编成后没有能很快印刷出版，仅组织人力誊写了20份。这20份手抄稿，也就尤其显得珍贵。
在今天，我们可以在上海鲁迅博物馆看到20份手抄稿的其中一份。
1937年的春节，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老百姓虽说日子还很苦，但心情很舒畅。为了庆贺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到来后的头一个阴历年，老百姓吃油糕、喝米酒，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
就在这喜气洋洋的气氛中，一位孤身独行的青年，脚步匆匆地走在黄土高坡上。
他叫范长江，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时年28岁。别看他岁数不大，却有着丰富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曾经3次进入大学学习，并作为一名军人，参加过南昌起义，后又颠沛流离，周游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