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6年冬季，北京“南堂”天主教堂内，已是知名学者的徐光启，几乎每晚都在与一个外国传教士一起交流……
他们并不谈论天主教的教义，也不探讨中国的思想文化，而是为了翻译一本科学著作，这本书，就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
传教士负责教会徐光启书中的内容，而徐光启绞尽脑汁想出对应的中文，这注定将成为一次伟大的合作。
40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享用这次合作所带来的成果：我们熟悉的点、线、面、三角形、平行线，几何、直角、锐角、钝角，这些中文的几何词汇，都在这次合作中被创造出来。
这名传教士叫利玛窦，一位意大利籍天主教的神父。
1415年葡萄牙人夺取了非洲的休达之后，发起了一系列开拓疆土的活动。在那个世纪的后50年里，迭戈·康到达了刚果河口；迪亚斯绕过了好望角；达·伽马在印度抛下了船头的铁锚。
与此同时，与葡萄牙人向东的开拓相类似，哥伦布划时代的航行向西打开了西方人的眼界。
殖民者紧紧跟随着探险家的脚步。
也门和霍尔木兹海峡与1507年被葡萄牙占领。1511年德·阿尔布魁克占领印度果阿，世界各地飘扬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国旗。
人们眼中的世界极大地扩展了，数不清的民族和千差万别的文化，突然出现在欧洲人的视线中。
这一切，对于天主教来说，仿佛在一夜之间，有着数不清的人等待他们去拯救，等待他们传播的上帝福音。
1582年8月7日，一艘外轮抵靠澳门码头，30岁的利玛窦登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
他是为开拓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而来的，这个神秘的国度深深吸引着这位年轻的神父，而澳门将成为他了解中国的窗口。
此时的澳门，葡萄牙人已有900多人，他们已经获得嘉靖皇帝的批准，在这里租地建屋，受明朝政策的限制，每年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往返广州进行贸易。即使这样，澳门依然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贸易中心。
贸易的繁荣使得澳门成为远东最为重要的一个城市。天主教也随葡萄牙人的进入而在澳门落地生根，在利玛窦到达的时候，澳门已是教堂林立了，其中最宏伟的是圣保禄教堂，它是天主教的一支耶稣会在澳门的总部，中国人称为三巴寺。而神父们都被称为三巴寺僧。由于管辖着日本、马六甲、菲律宾教区，它已经成为远东天主教的中心。
尽管传教士们在澳门生活了30多年，却始终没能进入中国内地，因为他们虽然有一腔热情，却没一个懂中文，也不了解中国国情。
当在澳门的耶稣会长范礼安意识到学习中文的重要性时，便从所负责的教区内选择一些有能力的神父来澳门，以便系统地学习中文，为进入中国内地的事业做准备。罗明坚、利玛窦等人被挑选出来，而利玛窦成为最佳人选，因为他既年轻又有学识。
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诞生在意大利马塞拉塔市一个名门之家，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父亲已做到了省长，并对这个儿子抱着很大的期望，但利玛窦却选择了当一名神父。
1571年，在父亲失望和沮丧的目光中，利玛窦加入了天主教的一支耶稣会。第二年，他进入罗马学院，学习哲学、神学以及数学、地理知识，其间，利玛窦还进修了自己感兴趣的天文仪器和钟表的制作技术。
当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东方热席卷了整个欧洲时，年轻的利玛窦也激动不已。在经过6个月的海上航行后，1578年9月他到达印度果阿，此后的4年里他完成了在罗马尚未修完的神学。
接到范礼安的信，利玛窦马上启程来到澳门。很快，他就投入到汉语的学习过程中。
汉语的学习并不容易，但利玛窦对中文却十分感兴趣，以至于他给自己在罗马老师的信中，大加赞赏中文，并且也希望他的老师也学习一些中文。
在利玛窦看来，“汉语的词汇中没有单复数的区别，没有阴性阳性的区别，没有时态和语气的区别，他们用很容易理解的副词就解决了问题。而且每个词都是一个音节，最快的书写方式就是画，因此他们就像我们的艺术家一样是用画笔。而且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即使他们讲话时用的是不同的语言，却都能相互通信和阅读书籍。”
一年的中文学习很快得到了回报，在与中国官员的会面中，会说中文的传教士赢得了官员的好感。
两广总督允许教会在广东的肇庆建一个教堂。
这是个令澳门天主教欢欣鼓舞的消息，为了更容易让民众接受，也为了突出宗教的特性，进入中国内地的利玛窦和罗明坚剃了头，换上了和尚的服装，神父们希望民众能像接纳佛教一样接纳天主教。
肇庆位于广州西边大约100多公里处，明朝时作为两广总督府的所在地，是广东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中国内地的第一座天主教堂“仙花寺”就坐落在这里。
利玛窦从澳门带来了很多内地没有的东西：天主教的耶稣与圣母的雕塑、油画以及一些宗教用的法器，他希望用这些新奇的东西来吸引中国人，以传播天主教。
一开始，纷至沓来看新鲜的人们，使利玛窦受到极大的鼓舞。
然而，与法器相比，他的展示品中最受欢迎的却是自鸣钟，这个能自己走动、到点就报时的神奇东西，确实比中国的铜壶滴漏要先进得多，在知府王泮的主持下，利玛窦将澳门的制表工匠带到肇庆，和中国的工匠一起制作了中国第一个机械自鸣钟。
与自鸣钟的神奇相比，利玛窦的另一件东西更让王泮吃惊：他简直不敢相信世界会是这样，他所接触的所有知识告诉他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央，所谓世界，就是指中国的15个省再加上周围一星半点的岛而已。
受到震撼的王泮自己出钱刻制出版了这幅地图。其后，它被翻刻达12次之多，并被广为收录，流传到中国各地。这件事注定要对中国的世界地理知识发生深刻的影响。
利玛窦本人也从没有想到，这件事让他从此声名远播。
利玛窦还带来了许多西方的科学仪器，利用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利玛窦成功地打开了与中国官员、士大夫的交往圈子。
但他很快发现，事情并未朝着预想的方向发展，很多人与他交往是为了一个奇怪的目的。
接下来，在肇庆生活的利玛窦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他渐渐困惑地发现，这里的实际生活，与他在澳门认识的中国有太多的不同，而且矛盾接连不断。
更为糟糕的是，由于传教士的打扮，致使人们一直认为他们就是和尚。
在当时，佛教的寺院或多或少被视为公共财产，因而习惯上寺院也允许任何公民团体在寺院摆设宴席，当地的乡绅认为，既然这些外国的和尚将寺院建在他们这儿，就应该像其他寺院一样，没有理由不让他们使用。
神父们不只一次回绝了人们将礼拜堂用做宴会厅的要求，这导致当地人的强烈不满，以至于传教士和当地人经常发生摩擦，利玛窦也在冲突中受了伤。
虽然中国的传教并不尽如人意，但传教士们的生活却不是很艰苦，不必为生计发愁，在他们身后是整个澳门强有力的支持，不但给了利玛窦富裕的生活支出，还从各地调集珍稀物品、书籍，来支持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
利玛窦在广东一呆就是12年，但是传教事业始终没有多大进展，反倒是在广东的生活让他对中国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这促使他重新思考传教的方式，以及怎样顺应这个与西方文明不同的社会。
更重要的是，他的中文水平此时已有很大的提高，不但能流利地说中文，而且能看懂儒家的经典著作，而他的中国朋友们也帮了很大的忙，在一名叫屈汝夔的儒生劝说下，利玛窦脱掉了和尚的服装。
张西平认为，利玛窦开始留起胡须，戴上儒冠，穿上儒袍，穿丝绸衣服出门坐轿，一切像一个中榜举人的待遇安排自己，这样他的整个举止都要儒学化，他拜访的对象肯定不可能是村夫渔夫了，他穿一身绫罗绸缎不可能没有顾及，所以利玛窦着儒服这件事，是他对中国文化认识深入的一个标志。
在广东的遭遇，使利玛窦认为，传教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皇帝入教，或在皇帝的恩准下传教，而这个想法的实现只有到北京。
打定主意的利玛窦，开始向北京进发了。
由于此时的明朝正帮助朝鲜与日本交战，外国人很容易被怀疑成间谍，利玛窦不但去不了北京，连落脚南京的想法都破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