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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出历史名人与澳门(3)郑观应(探索·发现2006-280)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6年11月08日 09:36 来源:CCTV.com
正当郑观应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上海,给了他致命打击。

早在1882年的初冬,上海的《申报》就刊出了武汉有钱庄倒闭的消息,到了1883年年底,上海的78家钱庄也倒闭了68家。

正在建厂中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也未能幸免,出现了未开办先亏损的局面。

郑观应为此焦头烂额,遍求亲友帮忙清还各方欠款,还自己拿出2万两,用来弥补股票下跌的亏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884年3月,中法战争爆发,爱国心切的郑观应立即自荐,奔赴广州参加抗法斗争。恰在此时,由他所保荐的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杨桂轩因亏欠公司钱款出逃,郑观应受到牵连而被太古洋行起诉,在香港被拘禁,最后,郑观应把在太古的全部私产作为抵债,还另外赔偿了白银5000两,才算结案。

这两起事件成了郑观应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不仅使他经济损失惨重,还使他在商界的名誉毁于一旦,让他感到十分沉痛和无奈。

他在写给盛宣怀的信中说:“年来命途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孥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反不如冲锋陷阵,效命尽忠,落得一身干净也。”

澳门历史学会理事长陈树荣介绍说:那时候,他虽然破产了,但还是有一点钱,生活还过得去,仕途失利了,做生意不顺利,反省自己多年来,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对世界的一些看法,坐下来写书。

1885年5月下旬,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的郑观应以养病为由,回到了澳门的郑家大屋,过起了隐居生活,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他在上海娶的妾赵氏。

这一年,他43岁。

鸦片战争后,香港很快以其天然深水港的地理优势取代了澳门。

此时的澳门,只剩下“商务鱼栏与鸦片,饷源以赌为大宗”,这样的环境对于债务和疾病缠身的郑观应来说,倒似乎是一个安静的归隐之地,他企望在道家的修炼中寻求自我解救。

1886年,郑观应专程去罗浮山访道求仙,后来又“卧病三载”,沉溺医书,寻方治病。

然而,澳门的盛衰变迁始终牵动着郑观应的观察视线,在经历一段惶惶不宁的日子以后,郑观应开始静心梳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多年来对时事的思考。

郑观应对时事的思考,正是从澳门的苦力拐卖现象开始的,早在上海经商之时,郑观应就经常在报刊上发表针对时势的评论文章,已经成为著名的维新人士,但他用毕生心血写下的著作主要只有3本书,一部是成书于1873年的《救世揭要》,另一部是写于几年后的《易言》,如今,隐居澳门的郑观应又把早年写作的这两部书进行了精心的修订和扩充,终于在1892年完成了具有历史影响力的著作《盛世危言》,达到了他人生的巅峰。

在《盛世危言》的封面上写着这样的话:“首为商战鼓与呼”,郑观应是近代中国提倡商业民族主义的最早的改革者之一。

他首次提出兵战不如商战,应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自强之道战胜列强,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提出了“商战为本”的思想,并成为这一观念的最主要的倡导者。他说“外洋以商立国”“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提出应以“商战对商战”。

《盛世危言》的内容涵盖了“议院”“学校”“商务”“铁路”“邮政”“银行”“开矿”“纺织”“农功”“海防”等111篇正文,附录、序跋有72篇,内容涉及建设现代国家和解决当时危难的所有问题。

郑观应还提出应废除八股,培养新式人才,他认为“国之盛衰系乎人”“有治法必须有治人”

《盛世危言》的问世,恰逢甲午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民族危机深重之时,因而很快轰动了社会,好评如潮。

一时间,京城内外掀起了一股《盛世危言》热,就连光绪皇帝也“不时披览”,并命总理衙门刷印2000部散发给大臣们阅看。而郑观应自己排印的500部,也很快就被求索一空,求书者仍“络绎不绝”。

《盛世危言》被不断再版,其版本多达20余种,创下中国近代出版史之最。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百日维新由此开始。

6月16日,光绪帝第一次召见康有为。临行前,康有为在上海面见郑观应,问“政治能即变否?” 郑观应回答:“事速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譬如拇指与尾指交,二、三、四指不扶助能举重否?”在郑观应看来,没有广泛中间力量的支持,单凭一个皇帝,变法是不能成功的。

尽管郑观应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上海、广州、南洋等地,但根据史料记载,他在澳门前后生活了10多年的时间,在与澳门邻近的香山生活了17年,他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家乡和邻近的澳门度过的。即便是在上海、广州等地生活,郑观应也与同乡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事业上,他经常能够得到同乡的支持与帮助。在郑观应的著述中也有不少反映澳门、香山等地政治和社会历史文化方面的记述。

1892年6月,因轮船招商局经营不善,盛宣怀请郑观应再度出山,郑观应决定重返上海。这一年,他50岁。

郑观应通过拟订《整顿招商局十条》,和推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一系列措施,对招商局大加整顿,很快平息了招商局的“内争”、“外困”,终于逐渐扭亏为盈,使招商局重新具有了和外国轮船公司竞争的能力,郑观应出色的洋务才干再次得到展现。

10年后,因轮船招商局被袁世凯接管,郑观应辞职。

1896年5月24日,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8天后,郑观应担任了汉阳铁厂总办。之后他又任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粤汉铁路商办公司总办等职务。

到民国初年,郑观应已年遇古稀,开始减少做实际工作,转而关注教育,担任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等职务,并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学堂。

1921年6月15日,发行于上海的《申报》上登出了一则讣告:“清授荣禄大夫、原任广西左江道郑公陶斋,于夏历五月初九日寅时寿终。

郑观应,这位几乎与中国近代史同龄,又与国运同起同落的洋务实业家、维新思想家,于1921年6月14日在上海提篮桥招商局公学宿舍内病逝。

他给历史留下了一部饱含忧国忧民思想的著作《盛世危言》。

作为一位维新思想家,郑观应主张改良反对革命,但他的著作对后来的革命派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张之洞《劝学篇》的写作,康有为、梁启超议会思想的形成皆受益于这部著作。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更是受过该书的直接影响。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十分喜欢《盛世危言》,他曾在1936年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盛世危言》使年轻的毛泽东意识到为了中国的命运,他应该走出韶山,去学习更多的知识。”

几十年后,郑观应的儿子郑景康,成为职业摄影师,他在1944年在延安为毛泽东拍摄了第一张标准像。1964年,他为毛泽东拍摄了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标准像。

今天,郑观应的名字已经鲜为人知了,在中国已经加入全球经济化进程的时候,如果能重温19世纪末郑观应关于“商战”的种种思想,以及百余年间几代人参与国际“商战”的经历,注定能够带给人们一些有益的启发。

(CCTV《探索·发现》供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责编: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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