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的家乡在广东惠阳的周田村，这里是一个客家人聚居的村落。
1932年的秋天，澳门港像往常一样，迎接着往来于世界各地的船只。
由于香港的发展和繁荣，这里已经失去了100多年前的显赫与风光，除了维持部分客货运输业务以外，更多地还原成了一个渔港。
一艘从德国出发的远洋轮进入了澳门港，船上有对儿带着个小男孩的中国夫妇，他们就是在国民大革命时期叱咤风云的独立团团长、北伐名将叶挺和他的妻子李秀文，小男孩是他们1岁半的儿子叶正明。
1896年9月10日，叶挺出生在普通的农民家庭，家里共有10个孩子，生活十分清苦。
叶挺自小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在村里腾云私塾随先生学习时，开始接受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
16岁时，他考入广州黄埔的陆军小学第七期，后又进入湖北陆军第二学校学习，1916年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当时中国最高的军事学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学习，从此开始了职业军人生涯。
当时，叶挺非常喜欢阅读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
1917年冬，叶挺参加了由孙中山在福建漳州组建的援闽粤军，成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
1921年，25岁的叶挺被任命为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
1922年6月16日凌晨，广东军阀陈炯明命令部队围攻总统府，发动叛乱，孙中山因事先得到情报得以秘密离开，但已经怀孕的夫人宋庆龄却被叛军包围在广州粤秀楼，叶挺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宋庆龄从叛军的重围中脱险，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
虽然宋庆龄因为惊吓不幸流产，但叶挺的英勇和忠诚，却赢得了孙中山和宋庆龄深深地赞赏和感激。
1924年，在孙中山推荐下，作为第一个国民党党员的叶挺，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进修，第二年春天，又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深造。
在这里，叶挺很快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10月，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5月1日，叶挺率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从肇庆经韶关挺进湖南，独立团英勇善战，叶挺被誉为“北伐名将”，并被国民政府提升为少将。
1925年9月，因为要参与组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回到广东。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叶挺认识了广东省立执信女子中学的高材生、17岁的少女李秀文。李秀文生于1907年，比叶挺小11岁，娘家祖籍广东东莞后移居澳门，父亲李少村是一位开明绅士，贤达爱国，家境也比较富裕，在父亲和时代的影响下，开朗大方的李秀文也很关心时事，经常阅读一些进步文章。
叶挺侄孙女叶美玉：“叶挺有一个同事，住在李家对面，他每次到那个同事家里的时候，李秀文的弟弟在街上玩，叶挺很喜欢小孩，就跟李秀文的弟弟玩，一来二去就认识了李秀文。后来谈婚论嫁的时候，李家说，你是一个穷光蛋，还没当上团长，没可能娶到我的女儿，做到团长以后，就可以跟我的女儿结婚了。”
1926年2月，叶挺和李秀文在广东肇庆一座临湖的别墅里举行了婚礼，证婚人是当时的高耀县县长，男方的主婚人是叶挺的堂兄，女方的主婚人是李秀文的父亲，司仪由独立团团部的一位副官担任，婚礼十分简单，连乐队也没有请，参加的人员只有双方的亲朋好友，宴会也很简单，甚至还不如其他部队一个连长的婚礼。
这时的叶挺已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
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武装力量，骨干成员多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阅江楼就是当年的独立团团部所在地。
1926年5月1日，新婚还不满3个月，叶挺就率领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从肇庆经韶关挺进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北伐战争中，叶挺的独立团在武汉外围的汀泗桥、贺胜桥击溃了吴佩孚主力，为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立下了头功。
独立团的英勇善战，纪律严明，也受到百姓们的爱戴和赞扬，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叶挺从团长的职务破格被国民政府提升为少将。
1927年8月1日，叶挺率部参加了南昌起义。
同年12月11日，叶挺作为军事总指挥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然而，由于敌强我弱，广州起义遭到失败，叶挺因此受到了李立三、王明等人的片面指责和处分，叶挺十分委屈和压抑，而国民党的大肆搜捕又让他不得不暂避香港。
对于叶挺来说，澳门似乎总是他人生的避难所。
后来，叶挺辗转逃到澳门，见到了妻子李秀文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
南昌起义失败后，他曾由地下党安排，到澳门来探亲隐蔽。如今，又是这个在连年内战中偏安一隅的小岛，给了他和家人一个相对安宁的立足之地。
在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里，叶挺曾经生活了9年多的时间，当时叶挺一家住在楼上的3个房间里，他的岳父、岳母住在楼下。当年孩子们出生后只要一满月，李秀文就会把他们交给母亲和奶妈抚养，孩子长大后会被送到离家只有几十米远的幼儿园或小学里去上学。
几十年过去了，只要有机会，叶挺的孩子还会时常回老屋看看。
澳门的安宁生活却无法平复广州起义后叶挺内心的苦闷和彷徨，共产国际的投诉无门和国民党的通缉令他感到内外交困。
1928年秋天，叶挺负气出走德国，去了向往已久的马克思的故乡。
异国漂泊的生活是清苦的。
叶挺和妻子李秀文带着不满一岁的儿子辗转于柏林、维也纳、巴黎之间，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也只能靠开饭馆、卖豆芽、豆腐为生。
在那些艰辛的岁月里，宋庆龄等人的接济曾让叶挺一次次渡过难关。
然而，远离祖国和党组织的郁闷，却时时困扰着一心报国的叶挺，在德国的几年时间里，他潜心攻读了军事工程学和军事化学领域的大量著作，期待着将来能有机会报效祖国。
1931年日军占领东三省的消息令叶挺悲愤不已，他再也按捺不住对苦难祖国的思念之情，于1932年离开欧洲，举家返回到澳门。
这一年，叶挺36岁。
回到澳门以后，因为没有稳定的生计，叶挺一家的生活仍然十分清贫，主要靠岳父李少村，和一些以前在共产党或国民党里结识的老朋友接济度日，有时甚至要借债为生。但和异国的流亡生活相比，澳门却有着更多的亲情和宁静，家里也开始不断“添丁进口”，先后有6个孩子在澳门出生，尽管日子拮据，但这段日子却是叶挺坎坷人生中最安定的一段日子。
叶挺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他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看图识字，领他们去去钓鱼，还通过言传身教，要求他们要好学上进，不要怕吃苦，谁不爱学习，谁耍娇气，都会受到批评，但他从来不板面孔训斥人。从德国回来时，爱好摄影的叶挺买了一架莱卡相机，有空闲的时候，他会带着孩子们外出游玩，给他们照相，带他们去游泳。
失去了和共产党的联系，叶挺只好暂时安居澳门，静观发展，等待机遇。
他常常阅读、研究那套在德国省吃俭用买回来的德文百科全书。
这期间，陈诚、陈济棠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得知叶挺回到澳门的消息后，纷纷以同窗或老友的身份与他联系，邀他前去“协力共事”，并许以高官厚禄。但叶挺明白，他们要么是拥蒋剿共，要么是武装割据，所以一概予以回绝。
1935年中秋节的前几天，中共中央特派员潘汉年在香港弥敦酒店约见叶挺，在这里，叶挺惊喜地看到了北伐时的老战友、广东同乡柯麟。从此，叶挺一家和柯麟结下了不解之缘。
叶华明：“柯麟医师其实是我们地下党的党员。当时他在镜湖医院是个主任医师，我们接生都是请柯麟医生，有的在镜湖医院，有的干脆在家里接生。一般我们有伤风感冒，都由柯麟医生来负责，所以我们跟柯林医生全家都比较亲密。父亲在家的时间不是很多，经常活动，跑来跑去，有时到香港做些什么事，基本上他都不告诉我，我们当时太小，又在葡萄牙统治的环境下，政治环境不是很宽松，当时也有很多国民党的特务，所以父亲的事他从来不告诉我们，我们也不去问。”
在这次见面以后，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地下党员柯麟举家迁往澳门，并在澳门板樟堂街开设诊所，负责和叶挺的联络和照顾叶挺家庭。
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城东的华清池，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对蒋介石发动兵谏。经过周恩来的斡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漫长的10年内战，总算在国家最为危亡的时刻结束了。
1937年春节过后，叶挺听从张云逸的建议，举家自澳门迁往上海，在上海静安寺路租了一座小楼住了下来。在这段时间里，叶挺频繁与国民党和共产党方面的将领交往、接触，不断了解抗日的战况发展。
这一年，日军先后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对上海的进攻。叶挺再也无法按捺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马上找到正在上海指挥抗战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要求参加改编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并建议命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