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日本东条英机内阁通过了《关于向国内移入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随即，日本外务省及相关部门迅速制定了一系列移入中国劳工的具体计划……
1944年10月的一天，山东高密农民刘连仁被日寇掳走，成了数万名被迫移入日本的中国劳工的一员，由于不堪忍受繁重的劳役和非人的折磨，刘连仁于1945年7月30日和难友拼死逃脱，竟至人迹罕至的冰天雪地山洞中穴居13年。
他的这一非人经历，轰动了全世界。
38年后的1996年，当刘连仁以耄耋之躯亲赴日本，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的时候，他再次为世人所关注。
1942年11月27日，日本东条英机内阁通过了《关于向国内移入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鉴于日本国内劳动供需关系日益紧张，尤其是重体力劳动部门劳力显著不足，故要求将华人劳工移入内地。
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平汉线南段，占领洛阳等地区，调集了15万兵力分三路向豫中进攻，中国第一战区约30万兵力，依托黄河防线和纵深地带抗击日军，战况激烈而反复。5月22日，右路日军集中兵力猛攻洛阳，中国军队拼死抵抗，战至25日，守军被迫抛弃城突围，洛阳遂为日军占领。
这场战役，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有上万名官兵被俘。
现年92岁的洛阳战役亲历者、原国民革命军连长耿谆回忆说：我们得到的命令是与阵地共存亡，人在阵地在，结果是3个师全军覆没，血战了15个日夜，到最后，洛阳沦陷。
耿谆说，我们大部分人被俘虏了，我被俘虏的时候，我的士兵、号兵搀着我，随着其他战俘一起被关押到战俘营。
就这样，“豫中会战”的战俘成了所谓“移入日本华人劳工”的重要来源，他们被短暂关押到洛阳、开封和郑州的战俘营中，然后分批北上，经石家庄南兵营和北平西苑等地集中后，被分别发往塘沽和青岛。
战俘劳工问题研究者张树枫介绍说，在青岛港的2号码头和1号码头，在20世纪的30年代和40年代，有大量的中国劳工被日军掠夺到了东北和日本国内从事苦役活动。到40年代，有许多中国的战俘也被日军充作劳工，强制押送到了东北和日本去，当时的劳工就在这个码头登上了通往日本和东北的货船。
现年84岁的原抗日游击队员李铁锤回忆说：1944年 7月27日，我们到青岛上的船，在船上待了8天8夜，8月5日到了日本下关。后来，我们又上了火车，上了“闷子车”，一块到了秋田县花冈，中山寮。
现年89岁的原抗日游击队员朱文斌回忆说：300人到了日本的下关，在船上就死了4个人，这4个人的尸体被投入到海里。
经过一个星期左右的风浪颠簸，苦难的劳工们终于踏上了日本的国土。
日本龙谷大学田中宏教授介绍说，战争时期全部大约有4万人，从中国被强制带到日本。具体地说，使用中国劳工的公司共有35个，每个公司都会有若干个劳动场所，共有大约135个劳动场所。
中国劳工就这样被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全国各地，南至九州、北至北海道，到处都有中国劳工的身影，那些承载着中国劳工的火车，不是将他们带往所谓的“王道乐土”，而是将他们带向苦役、饥饿、疾病和死亡。
现年89岁的河北原广宗县抗日区长姜化民回忆说：我们这一批是300人，干的活是平地、推土、拉车、平山。干重活，每天十几个钟头的劳动。
现年89岁的原抗日游击队员朱文斌回忆说：一天劳动正式时间是12个小时，24个小时两班倒，加上来回的路，一天每个人就是13个小时，一天吃的饭不是两个小窝头就是一个大窝头，什么东西呢？是橡子面、豆饼，豆饼还吃不饱。
现年78岁的洛阳战役亲历者、原国民革命军士兵陈玉川回忆说：我们都是夜盲症，人缺乏营养，天黑了就不能走路，看不着一点道儿。
现年79岁的原八路军战士王子安回忆说：每抓回一个人，七、八个日本鬼子就围着打得是死去活来的，有当时就打死的，然后扒光衣服，吊在劳工房子的那个柱子上，不给吃也不给喝。6个月的时间，391名劳工被治死了115名。
2005年6月30日，是花冈起义60周年纪念日。日本各界进步人士及花冈事件的幸存者代表齐聚这里，向当年花冈的400多名死难者致哀。
1944年8月，第一批300名包括“洛阳战役”战俘在内的劳工来到这里，开始了他们艰辛的劳作，随后，在不长的时间里，又有两批600余人的战俘劳工前来，总计约1000人，在这里，劳工们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饥寒交迫。
耿谆老人回忆说：他们虐待我们，太狠了，给的吃的太少，生叫我们饿死，工作量太大，早晨天不亮就得吃饭，吃了早饭上工，到中午的时候，饭送到工地吃，晚上出满天星星了才收工。
耿谆说，不暴动不行了，这到最后了！
李铁锤说，暴动， 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俩赚一个！
1945年6月30日夜，花冈中国劳工的反抗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数百名手执铁镐、圆锹的劳工，在大队长耿谆率领下，冲入日本监工宿舍，他们打死了日本监工，吃了一顿饱饭后，开始向海边逃亡。
但起义开始不久就被人发现报警了，结果引来了大批日本宪兵，日本军警将在起义中抓获的几百名中国劳工全部押至共乐馆，并迫其跪下。有100多名劳工因不堪毒打和折磨死在这里。耿谆、李铁锤等骨干被投入监狱，直至盟军进驻秋田，方才获释。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1945年后，中、美、苏等盟军在亚洲及太平洋战场展开大规模的反攻，日本败局已定。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全国发表投降诏书，日本军国主义的大厦终于彻底坍塌了！
至此，历经整整14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完全的胜利。
1952年，美军在日本的钵卷山下挖掘出大批中国劳工的遗骨，令世人震惊！ 1954年在日本的室兰，又有大批人体遗骸被发现。经查证，这些都是当年在日中国劳工的遗骨，仅仅3天时间，就挖出遗骨125具之多。
从遗骨的入土姿势来看，他们是被胡乱抛弃到这里的，有的当时甚至还没有断气。
1953年7月，在天津塘沽码头，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和天津社会各界代表庄严地接下了劳工们的最后的遗物，在日本的中国劳工遗骨终于回到了祖国。他们被安置在天津烈士陵园内，在这英烈纪念馆里，也有着一块属于他们的最后归宿地。
自1943年3月至1945年5月，日本政府强掳中国劳工169批，有38935人，加上劫运途中已死亡的2823人，日本政府实际强掳中国劳工41758人，其中有许多人冤死他乡。
中国政府严格遵照《波茨坦公告》和国际公约，在战后短短的一年里将128万日本战俘全部遣送回国。中国军民“不念旧恶，以德报怨”的民族风范，得到国际上的一致肯定。
1942年8月15日，在巍巍宝塔山下，日本人民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及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隆重开幕。
出席会议的代表1000多人，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日军战俘和投诚人员。他们转变立场，站到了中国人民的一边，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反对屠杀掠夺中国民众。
早在全国抗战初期，八路军总部就向所属部队发布命令，要求把穷凶极恶的日本军阀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严格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三、在火线上之负伤者，应医治之。四、愿回故乡者，应给路费。”
现年80岁的原八路军干部武心田回忆说：1940年的12月，我们打河北省尧山，在隆尧县的杨庄据点抓到了一个日本鬼子，和我们队伍一起回到驻地，他要回去，我们送回去了，过不久就听说他被日本人杀死了。
1945年7月，在柏林附近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以美、中、英3国名义发布了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但日本大本营还在叫嚣“一亿玉碎”，妄想纠集日本残存的军事力量顽抗到底。7月28日，日本政府表示，对《波茨坦公告》不予理睬。后来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在公开发表时，不仅要求“尽量用小字”，而且删去了非常关键的两段话：“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我们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罪犯，包括虐待我们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推进，已经决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命运。
又一个8月15日——1945年8月15日，东京时间12时整，天皇裕仁宣读的“终战诏书”录音播放，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
由于强烈的台风连续数日袭击日本列岛，原定于1945年8月31日举行的盟军受降签字仪式，延迟到9月2日才在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
关于战俘问题，日本投降书中这样保证：“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立即解放现在日本控制之下之一切联合国战俘及被拘平民，并负责采取对彼等之保护、照顾、给养及即速运输至指定地点之措置。”
同样的内容也出现在中国战区日军向中国政府投降书上：“日本陆海空军所俘联合国战俘及拘留之人民应立即释放，并保护送至指定地点。”
从9月11日到10月中旬，缴械投降的侵华日军战俘约128万多人。中国政府严格遵照《波茨坦公告》和国际公约，在战后短短的一年，将这些日本战俘全部遣送回国。
石美瑜，当年的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曾经为审判做了大量调查取证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人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死了30万以上，但是，我们并没有采取报复主义。”
东史郎说：“战败后，我把弹药从宁波运到上海。押解我们的中国军人对我说：我在下关时，遭到日本机关枪扫射，遭到屠杀。我被覆盖在战友尸体下得以生存。如果按我个人意志，真想把你杀掉扔进黄浦江，但是上级命令说对你们要以德报怨，我现在放你一条生路。对这样深重的情义，我不能忘记。在日本说以怨报怨，复仇是一种美德，但是中国人却能以以德报怨的态度来对待我。我非常感动。我当时把生母送的那把作为护身符的单刀扔进了黄浦江里，我想战争已经结束了，一切到此为止吧，以后再也不需要它了。”
就在日本战俘被积极遣送回国的时候，14年来，那些落入日军魔掌的中国战俘在什么地方呢？尽管日本投降书中一再保证“立即释放”他们，“并保护送至指定地点”，但是，能够幸存下来的中国战俘，又有多少呢？
战争已经结束，对于战争罪犯，对于他们犯下的包括屠杀、虐待俘虏在内的种种罪恶，到了用“法律之裁判”的时候了。依据《波茨坦公告》的有关条款，中国政府从1945年12月中旬开始，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沈阳、广州、徐州、济南、太原、台北等十座城市设立了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凶手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济南“五三惨案”的主谋酒井隆……相继在南京受审。
这些战犯被判处死刑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在东京，由中美英苏等11国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被押上被告席。
英语判决书长达1312页，从1948年8月4日开始，7天才宣读完毕。判决书指出，日本暴行的证据为数众多，不可能一一列举，杀戮与虐待战俘是其中主要的罪状之一。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松井石根、武藤章等７名罪魁祸首被判处绞刑。
根据1956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开庭，先后有45名在押日本战犯被公开审判。
一些幸存者出庭作证。周花珍与丈夫都曾是战俘，他们受到过日军的严刑摧残。中国战俘周花珍回忆说：日本人拿着烧得通红的铁钳子，就夹着我丈夫的肉了，烙得“吱啦啦”的响，当钳子扎进去的时候，肉都掉下来了。
据统计，仅仅这些战犯就杀害中国被俘人员和无辜百姓94万9814人。并屯、驱逐居民401万人，掠夺粮食2700万吨，掠夺煤炭22亿吨，掠夺钢铁2000万吨……
1950年7月19日，一列由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开来的列车，给中国送来了969名日本战犯，负责移交的苏军代表说：“这些战犯，都是极端反动、顽固不化的坏蛋，是不可教化的一群恶棍。”
抚顺市内、浑河北岸、高尔山下，原先是日本侵略者为关押残害中国抗日志士和爱国同胞而兴建的“抚顺典狱”，已经改为战犯管理所。
这里似乎是抗日战争的又一个战场，这些日本战犯一进管理所就大喊大叫自己是战俘而不是战犯，他们清楚地知道有关战俘的国际法。由此更加证明，在侵略中国期间，日军是公然无视法理，肆意妄为的兽类。
战犯鹿毛繁太谈到这次参观体会时说：“广阔的中国大地，到处都流下了被我们杀害的中国爱国志士们的鲜血，当我重新踏上这块土地时，我痛切地反省自己的罪行，更加憎恨日本军国主义。”
先后有56名日本在押战犯的亲属前来探视。
铃木启久对妻子说：“我虽被判刑，但我有信心，争取提前释放，健康地回去，为和平反战而奋斗。”
面对妻子和女儿，城野宏说：“我们过去走错了道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如果我不承认罪恶便是肯定了战争。”
在中国的抚顺和太原的管理所共关押过1062名日本战犯，其中的1017名战犯因认罪态度较好，中国政府于1956年夏天分3次对这些人宣布免予起诉，释放回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名义判刑的45名战犯，到1964年也全部释放回国。
经过中国政府和平的、人道主义的教育，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回到日本后都热心于日中友好，成了和平反战的斗士。上个世纪90年代，他们自发地在曾经接受改造的地方树起了“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
战争的双方，都不该忘却那段血腥而惨烈的历史。
（CCTV《探索·发现》供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责编：红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