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23日，东史郎在下关码头见证了屠杀战俘的罪行：
“昭和13年，1938年1月23日，我们从这里乘船去大连。在码头上，我看得很清楚，我们进城40天后，仍然在码头杀人。我不清楚杀了多少人，是用卡车运来杀掉的。”
原国民革命军88师班长张士荣回忆说，屠杀一直到1938年4月份，每天两辆汽车或者三辆汽车，5个人归一堆， 然后从背后用两支“三八”式枪打，这5个人都打倒后就摔在长江里了，这是它的一个杀法。第二个就是把中国人从汽车上捆绑出来，到了码头边，“啪”就是一刀，管你死不死，砍你一刀就捅进了江里。还有一个杀法，就是把人捆绑着推在长江边上的码头边上，骨碌碌就推下江去，人冒出水面后，日本兵用枪瞄着来打，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中国人的残忍，他们杀人的办法是相当多的！
1942年8月2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我曾被当作活肉靶子》的文章，署名“培宪”，文中写道：“我们的同志被成群结队地抽出去了，名义上说是修路，实际上是给日寇新兵做了练习刺枪的‘活肉靶子’”
6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得知作为当年“日军活人劈刺事件”惟一幸存者的赵培宪尚在人世时，即刻飞往他生活的城市昆明……
赵培宪老人1986年从省级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由于年事已高，近来身体已大不如前，我们来到医院探望并向他提起当年那段往事时，老人激动不已。
如今已经85岁的赵培宪老人告诉我们，那个时候部队比较分散，不像现在这样，另外当时打仗主要是看具体情况，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打，就看他咋个打法。
与赵培宪相濡以沫近60年的老伴，也是一位八路军老战士，她向我们讲述了当年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现年80岁的赵夫人谭红放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回忆道：当时，他在北局党校学习，一次，他提着桶到河里取水去了，被日本鬼子俘虏了，鬼子当时没有绳子，就用干粮袋把他捆了起来。日本鬼子招了一批新兵，为了训练它的新兵，就用中国俘虏兵当活靶子，把中国俘虏兵排起队来，一排一排的，日本鬼子用刺刀来捅。当时，赵培宪排在后排，他当时身体比较好，力气也比较大，从背后一下子挣断了捆绑，前面正在捅着人呢，他就从后边跑了，两个日本鬼子拿着枪，一面打枪一面追，追得超过了他躲的地方，最后没有找到他。
惊闻日寇这一暴行，八路军政治部当即做出决定，沉痛悼念牺牲在日本军队刺刀下的200多名指战员，并强烈谴责日军的法西斯暴行。
同年9月，《晋察冀日报》也发表文章，向全世界控诉了日军犯下的罪恶。
中条山，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它横亘在黄河北岸、山西南部，既是华北的南大门，又是晋、豫、陕三省的屏障，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中条山山高林密，关隘险固。抗战爆发后至1941年5月，这里已是中国军队正面战场在华北仅存的一块根据地，日军曾10余次进犯该地，均被击溃。中条山防线因此被誉为坚如磐石。
但是，到了1941年初夏，情况发生了变化。
5月7日下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调集日军6个师团及3个旅团共10余万人，在航空兵的支援下，由东、北、西三个方向向中条山地区发起了大规模进攻，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率主力7个军约18万人仓促应战，战况空前惨烈，日军集中优势兵力，首先实施中央突破，激战至8日，占领垣曲，然后分两路向东西扩张，将中国守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中国军队损失惨重，至5月 27日，会战结束。
5月9日，一支中国军队退到垣曲县五福涧准备渡河南撤，在兑山附近被包围，全体官兵遇难，日军由此拉开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序幕。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杨圣清介绍说，“土崖遗址”是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中日军残杀中国战俘的地方，当时日军占领这个地方并俘虏了几百名中国战俘，日军把他们关在一个窑洞里边，用机枪把他们全部射死，然后从窑顶上推下干柴，又点着火，将尸体烧毁，中国抗日战士的鲜血，从窑洞里流向坡下有几十米长！
屠杀中国战俘的还有“碾盘沟遗址”：64年前，一条十几里长的小山沟变成了屠场，到处都是抗日将士的尸体。
“韩堰遗址”：在这里，日军将数百名中国军人关在几个窑洞内，然后逐个拉出来砍头，将尸体推到堰下。
“虎庙岭遗址”：中国被俘官兵数百人，被日军带到黄河边的虎庙岭山头上，全部用机枪扫射杀死，当地人把这里叫做“死人疙瘩”。
杨圣清教授介绍说，毛主席在1941年6月9日，给周恩来的一个电报里面讲，此次战役损失为上海战役以来最大的损失。蒋介石在中条山战役的检讨里说，中条山战役是我最大的耻辱。
“中条山”战役后，国民党军队退至黄河以南，惨遭浩劫的中条山上，除了大量遗留的尸体外，那35000名被俘中国官兵的命运，又将是怎样的呢？
由于中国军民的浴血抗战，日本军方企图快速解决中国问题的美梦彻底落空，日本最高当局不得不做好打长期战争的准备。
就在中条山激战正酣之际，日本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签署了一项“战时劳工入满”协议，对在战斗中被俘的中国官兵，以“特殊工人”的身份，在集中营稍加训练后，可就地或往东北输送至矿山、工厂、港口等从事重体力劳动，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中条山战役的战俘，就成了这一协议的最早实践者。
自此以后，由于战俘数量的急剧增加，各集中营的规模不断扩大，太原集中营则成了有组织输送战俘的重要集结地。
几位当年集中营的幸存者相约来到了故地，这是他们60多年后在这一地点的首次聚会。
现年85岁的肖平是原八路军的干部，他回忆说，在集中营里，俘虏的基本上是军人，也有一些老百姓，那是少数，大部分都是部队的，有中央军的，有阎锡山部队的，还有八路军。
王丕绪，1938年参加抗日决死队，后任八路军谍报参谋，1941年初在日军大扫荡时不幸被俘，被押至太原集中营。
现年85岁的王丕绪回忆说，我们到太原工程队的时候，太原工程队那个时候人不算是很多，大概有千八百人，以后山西又发生了一个“中条山”战役，那就俘虏得多了。
我们一路颠簸来到新绛县三泉镇清风庄，探访一位叫赵子清的老人。当年，他曾是阎锡山晋绥军的士兵，1943年在战斗中被俘，饱受折磨后被关进太原集中营，他向我们诉说了日寇一桩令人震惊而又鲜为人知的罪恶。
现年85岁的赵子清告诉我们：当时把我们从侯马往太原运的，从侯马坐“闷子车”，有72个人 ，运到太原时就闷死了39个人，还有那虱子，玻璃瓶里的虱子，在你身上吸了血，日本人又把它放到瓶里拿走了。
王丕绪回忆说，当时日本人还抽战俘的血，他们专门拣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把你养活起来，让你吃得好一点，用他们抽血，隔上一段时间就抽血，直到把那个人抽死了，不行了，再换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继续抽。
王丕绪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兵源缺乏了，就来了一部分新兵，这一部分新兵不敢杀人，他们就练你杀人的胆子，看你敢不敢杀人，就在现在的小东门外的赛马场，日本人把俘虏排好队，让日本兵上上刺刀往前刺，刺得越多，说明你的胆子越大。据我知道的，抗大就有一批学生在那儿牺牲了。
1942年7月26日，有100多名八路军战俘就这样被残酷地杀害了，其中有50名还是抗大学生的八路军女战俘！
日军教官住冈义一直接指挥了这次屠杀行动。
现年79岁的原八路军战士张开明回忆说，这个地方是赛马场，过去这地方没有房子，日本鬼子占了以后，就经常在这里打靶，训练新兵，他们押解俘虏到这儿，就在这儿拿刺刀刺死了，一次刺了120人，又一次刺了100人，两次共刺了200多人，最后只有一个人跑了出去。
赵培宪九死一生，终于逃脱了，他成了日寇“活人劈刺”事件的惟一幸存者。辗转回到部队后，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八路军作了控诉，向全世界揭露了日寇惨无人道的暴行。
1956年，在太原日本战犯审判中，直接参与屠杀活动的住冈义一被送上了军事法庭。据住冈义一交待：“1942年7月26日清晨，根据陆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少将旅团长津田守弥的密令，大队长宣布，这次受检课中的假靶刺杀训练，改为活靶刺杀训练，以中国俘虏为对象。我很同意这个决定……我身为教官，命令一班接一班地继续下去，我还掏出手枪，对那些奄奄一息的人们，瞄准他们的脑袋，使他们脑浆迸裂。”
初夏时节，我们来到了沈阳空军的一个干休所，寻访一位当年北京西苑集中营的幸存者。
老人名叫袁苏忱，今年86岁，他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2年因情报工作失误不幸被俘，后辗转被关押在北京西苑集中营，半年后又被押往日本长野做劳工，1945年日本投降后返回祖国。为了把当年那段屈辱而痛苦的经历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他顽强地写下了10余万字的回忆录，他想让人们永远不要忘记日本侵略者的罪恶。
日寇占领北平后，对沦陷区人民实施“治安强化”的高压统治，随意对他们搜查盘问、逮捕关押和施以酷刑。日军通常将被抓获的中国战俘和群众，在清华园火车站中转、下车，然后送往西苑集中营。
袁苏忱回忆说：北京西苑这一段，我在这里呆了四、五个月，大体算了一下，死了四、五百人。人死了以后，一个席子卷起，两个草绳把他捆起来，两人抬，一个杠子一穿，一次最少死五、六个人，抬到外面埋起来，抬走的时候，有两个日本人押着。
现年80岁的原八路军战士武心田回忆说：有间房子半掩着一个门，我一看有一米多深，满屋子都是白色的、像牛鞅一样弯弯的，中间还有一条缝，我不知是干什么的。第二天，我碰到一个国民党的中条山战役的战俘，他比我来得早，我问他那个白的是干什么的，他说这是敌人在过去不组织劳工的时候把人的胳膊整残，打上石膏，几个月之后，这个石膏割一个缝把它拿下来，人的关节就变成死的，再也不能打仗、不能用枪了。我一共看了两遍，毛骨悚然，头发茬都直起来了，就觉得太残忍了，活活地把好人变成残疾人。
据一名当年西苑集中营的日军管理人员上村喜赖交代，在集中营里，毒打、酷刑和枪杀是家常便饭，有时甚至还放出狼狗来撕咬战俘。看看此人交代材料上那满是“枪杀”之类的字眼，我们不难想象这里的恐怖。
袁苏忱回忆说：在我被俘的整个过程当中，北京西苑这段是最痛苦的，日军就是要用一套精神控制、身体折磨，把你折磨死。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副会长林伯承介绍说，北平特别苏生队是侵华日军对西苑集中营的另一种称呼。最先关押在这里的，就是坚决抗日的中国第29军被俘官兵，随着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中国战俘数量急剧增多，这里就真正成为了一座人间地狱。
石家庄，古称石门，华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兵分三路进击华北，其中路由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担当。他们沿平汉线南下，于1937年10月10日占领石家庄，从此，这里便成为日军在华北的军事重镇，驻屯了大量军队。为了军事集结和外出扫荡的需要，日军在不长的时间内，分别在石家庄构建了东、西、南、北、中五大兵营。
1938年春，正值油菜扬花小麦灌浆之际，在石家庄东南方的农田里，突然开来了几辆满载日军的卡车，车没停稳，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就跳了下来，他们挖坑埋桩，围起铁丝网，一下子圈了几百亩地……不久，一座兵营在这里建成，就是南兵营。1939年，随着日军第一军移防太原，南兵营逐渐成为战俘收容所。
姜化民，河北广宗县抗日区长，1943年底，因遭奸细暗算被俘，20天后被押解至石家庄集中营。
现年89岁的姜化民老人回忆说：我是1944年1月被捕的，敌人把我们7人押到石家庄劳工教习所，进第一道栅门，日本人把我们身上的衣服全脱光，赤身露体跳到冷水缸里洗澡，冻得浑身发抖，最后喷药，身上都起泡了。那一天是1943年的腊月29日，正是我的生日，那个生日我永远不会忘记。
有一张根据幸存者的回忆绘出来的石家庄集中营的概貌图，从图中我们不难看出，该集中营的机构十分完备。战俘们经审讯后，被编入各个小队，他们住的房子是木板搭起来的，拥挤不堪，几乎就是人挨人地睡在一起，吃的是发了霉的高粱、小米和很少一点咸菜，一般情况下，战俘只能在指定的房间和区域活动，否则就要遭到毒打，平日里，战俘们都要服劳役，大都在粮厂、仓库、车站、兵营等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非常情况下，战俘们还会遭到酷刑的折磨和杀戮。
武心田回忆说：1942年底，我被敌人押到石家庄集中营，在那儿待了将近3个月，石家庄集中营是一个苦难的场所，我们的同志在那里天天死七 、八个人，难友一丝不挂，没有衣服，往乱石岗子扔，天天这样。因为是12月，是冬天，又冷，尸体都很白，惨白惨白的。
张忠民，1938年8月参加革命，1941年转为八路军担任卫生员，同年在战斗中不幸被俘，被日寇押至石家庄集中营。
现年87岁的张忠民回忆说：在那里死的人是不少，每天差不多都有十几个人被抬出去，我在那儿的时候，死了可能有100多人，都是用大马车拉走的。
在战俘劳工问题研究者何天义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石家庄日报》社，看到了发表在1951年《石家庄日报》署名“风风”的那篇文章，正是这篇文章，揭露了当年石家庄集中营2万多名战俘的最后归宿地。
43年后的1994年，在一个施工工地上，一次不经意的挖掘，解开了这一萦绕人们心头多年的历史谜团，大量不规则排列的尸骨，随着挖掘不断地呈现出来，不久，又找到一位当年被日军胁迫负责运尸的人，从而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确认这里就是石家庄集中营万人坑。
在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曾对此作了报道：在抗战时期，日军总共在这里关押过5万多中国的抗日军民，而这5万多人当中，有2万多人被日军折磨而死……
石家庄老人赵菊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那天我们3个人去拉尸体，我被一个活着的人拉住，他拽住我胳膊，我想这是个活的，屋里还有一个腐烂的尸体，我把发臭的尸体搁在那个活人上面，尸体就拉出来了，拉出来后就把他给送出去了。
在石门集中营关押的众多战俘中，有着一批为数不多的女性战俘，她们凭借着对信念的忠贞不渝，谱就出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感人篇章。
战俘劳工问题研究者何天义介绍说，在80年代的时候，我正在工作，来了一位老太太，她说她叫梅欧，在集中营时叫赵玉英，原来是《晋察冀日报》的记者，后来因为怀孕流产休息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然后到石家庄集中营。她给我们介绍了石家庄集中营女战俘的情况，我们希望她写个材料给我们，把这些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揭露出去，后来，第二次我们到北京找她去的时候，她搬家了，没找到，第三次我又到她家里去，她已经去世了。她的老伴刘平把她当年写的回忆材料交给了我们。
（CCTV《探索·发现》供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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