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民革命军88师班长张士荣，如今已经是90岁的老人了，他在1937年的南京沦陷时被俘，与大约2000名中国战俘一起，被日军押送到长江边屠杀，一个偶然，他成了幸存者，而他的同伴却惨死在日军的机枪扫射之中。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国遇难同胞30万人以上，其中战俘超过了9万人。
13岁参加红军的秦光，在1941年1月的反扫荡战斗中，率领两个连担负掩护主力部队、首脑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的重任，顽强阻击3000敌人飞机大炮的进攻。
也是90岁高龄的秦光老人了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敌人没办法，想叫我们投降，我们继续用子弹来回答他们，包围圈越来越小，日军的重武器施展不开，就施放毒气了，当时我和两个战友被日军堵在一间屋子里，我们在墙上挖出枪眼向敌人射击，而敌人则爬上房顶，在房上掏了个洞，往里面扔毒气弹，把我们3个人毒昏过去了，当时感觉像大石板压在心上一样。
醒来时，他们已被捆住了双手，恼羞成怒的日军把秦光和其他十几个战俘分批押解到村外麦田里，开始用刺刀屠杀战俘。
秦光见状大喊一声“快跑”，8个人四散奔跑，身后的几十个日军乱枪射击，他左臂和背部中弹，一头栽倒在地，日本兵追上来，冲着他的头部开了一枪。
日军撤走之后，秦光居然奇迹般地苏醒过来，后来被老百姓抢救脱险了，在这次战斗中，他的126名战友在日军的枪弹、毒气、屠刀之下壮烈牺牲。
什么人被称为战俘？应当怎样对待战俘呢？
1899年的海牙第二公约、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约以及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都明确规定：战俘是战争和武装冲突中落入敌方权力之下的武装部队人员以及构成此种武装部队之一部的民兵与志愿部队人员，其中包括自动拿起武器抵抗来侵军队的居民、伴随武装部队的商人、民工。对于这些人员，不论何时何地，都不得对生命与人身施以暴力，特别是如各种谋杀、残害肢体、虐待及酷刑，这是国际公约“最低限度”的规定之一。
日本却肆意践踏它所承诺履行的国际公约。
日本惠泉女子学院人间社会学部教授内海爱子认为：虽然他们说要遵守国际法，但对于亚洲的这些国家，特别是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居民与俘虏的虐杀经常发生，我认为这里存在着一个双重标准的问题。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9月的日本投降签字，历时14年之久，在这14个春秋中，中国军民伤亡总数在3500万人以上，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然而，19世纪末，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迅速走上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道路，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遭到严重破坏，睦仁天皇声称要“宣布国威于四方”，确定了用武力征服世界的国策，日本不断对外扩张，一次又一次地把侵略目标指向中国。
通过“甲午战争”，日本从中国勒索到2亿3000万两白银，折合当时日币约3.5亿元，等于它年财政收入的4.37倍，这是日本原始积累时期最大的一笔不义之财，正是利用从一次次侵略中国得到的巨额赔款，日本进一步扩充了军备，对外扩张的野心愈加膨胀。
1927年，日本内阁召开了由军事、外交主要头目参加的“东方会议”。会上详细讨论了中国时局，公然将中国领土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会议炮制的《对华政策纲要》确立了征服“满蒙”、侵略中国进而称霸世界的总方针。
历史学者、教授张宪文认为，中国从来没有派过一兵一卒到日本去，而日本则一步一步地对中国进行侵略，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精心策划和长期准备，为实现其并吞东北、进而灭亡中国的图谋所采取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由于蒋介石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日军仅仅用4个月零18天的时间，就占领了全东北。
第二年3月，在日本的卵翼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粉墨登场。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东北变成了它的殖民地，从而操纵了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一切大权，全面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奴役。
日本关东军不断以“治安肃正”为名进行残酷的军事讨伐，实施烧光所有的房屋、杀光所有的人、抢光所有的财物、彻底摧毁中国军民生命和生存条件的“三光作战”政策，制造了一起又一起令人发指的惨案。
白山黑水的广阔土地上，到处都响起抗日队伍的枪声。
从1931年10月起，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等各种形式的抗日队伍，进行武装抵抗，到1932年夏，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30多万人。
日军对遍及东北的抗日活动大为惊慌，向中国大举增兵。
1932年秋末，日军在东北的兵力已达4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加上空军和特种部队，共约14万人，是“九一八”事变时的近14倍。
为了孤立抗日力量，日军强迫大批老百姓迁徙到它们划定的变相集中营中，建立“集团部落”，使许多地方成为“无人区”，以此割断民众与抗日军队的联系。
日军悍然违反国际法，抓住俘虏就野蛮杀害。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2团政治委员赵一曼，在战斗中为掩护战友负伤昏迷被俘，敌人用尽各种酷刑，赵一曼坚贞不屈，1936年8月2日，她被日本关东军宪兵队枪杀于珠河县小北门外。
最近在哈尔滨发现了日伪当局悬赏通缉抗日联军将领赵尚志等人的布告，上面写着擒获其一者“赏金壹万圆”，“获其首级之一者赏金五千圆”。
1942年2月12日凌晨，在一次战斗中，赵尚志被混入队伍的日伪特务打成重伤被俘，随后壮烈殉国，刽子手锯下他的头颅去邀功请赏，而把他的躯体扔进了松花江。
现在，一些有识之士，正在锲而不舍地展开对中国战俘问题的研究，经过多年执著地钻研和实地考察，那些被人们渐渐淡忘的情景开始在何天义的眼前显现出来。
战俘劳工问题研究者何天义介绍说，一些当时的照片给我们提供了当年一些存留的遗迹，也是日本人在石家庄劳工训练所残害劳工的血证，这些照片就是后来在国内外被广泛刊登、选载、使用的照片。
平安公园是由原石家庄战俘集中营的一部分改造建设起来的，公园中的纪念碑，也似乎在时时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过去。
据不完全统计，日军曾经先后在中国建立了大小共计100多处战俘集中营。这些集中营实际上是日军对被俘的抗日军民进行奴化教育、策反利用、奴役使用、输送劳工的大本营，也是血腥镇压中国抗日军民的人间地狱。
仅在北平、太原、济南、石家庄的4个集中营里，就曾经关押过中国战俘13万5千人，其中竟然有7万7千人死亡，但如此之高的死亡率也只占日军虐杀中国战俘的一小部分。
原八路军干部、现在已86岁的老人袁苏忱回忆说，有一次突然让我们紧急集合，日军抓来一个人，说他要逃跑，日军把他捆上，叫我们站了一圈，让一个日本新兵拿刺刀，当着我们的面把他捅死了！
现在80岁的原八路军干部武心田告诉我们，我们去的时候是1300人，3个月死了800人，800人啊，一天多的时候死20个人！
日本军国主义从其险恶的军事政治目的出发，无视给予战俘以人道待遇的国际法基本准则，不仅直接大量虐杀中国战俘，而且将许多战俘强制改变为“劳工”，称之为“特殊工人”。
关东军问题研究者李茂杰介绍说，他们把战俘押解到东北，有的是在煤矿，有的是修公路，有的是到其它的矿山，有相当一部分人被送到军事要塞。
伪满时期，任成玺在矿上担任技术员，目睹了“特殊工人”的悲惨遭遇。
现年82岁的本溪矿物局原副矿长任成玺回忆说，当年的“特殊工人”上班的时候，由武装警察押运到坑口，山坡上就是狼狗圈，想要逃跑是很难的。
大批战俘在东北边境被迫修筑工事，他们的遭遇就更加骇人听闻了。
要塞问题研究者周艾民介绍说，日军在整个昔日伪满洲国，就是满苏、满蒙边界4700公里的国境地带，修筑了14个要塞阵地，8万个地下永备工事，有120万中国劳工，这些劳工大都在要塞工程结束之后就被秘密屠杀了。
有相当数量的战俘被强行押送到日本，去从事最为繁重、危险的劳动。
河北省正定县村民王小伏的父亲被捕时担任抗日民主政权的村长，在送往日本做劳工之前，日军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折磨。
父亲被捕时，王小伏已经4岁，那悲惨的情形已经成为她心灵上难以磨灭的烙印。她把家里的肥猪卖了，安装了电话，跟各地归国劳工联系，如今，她所联系过的原赴日中国劳工已有上万人。
王小伏手中有劳工花名册，是日本律师新美隆给送来的，是一本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名簿，在这本劳工花名册上，记载着相当数量的“特殊工人”也就是中国战俘的名字。
他们毕竟留下了名字，无论是死是生，终究还可以查找下落。然而，还有更多的战俘却没有留下姓名，没有留下任何资料。
因为在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前，侵华日军都在忙着同一件事。李茂杰介绍说，日本关东军下令，从关东军司令部一直到下边所属的军队，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一直到下边所属的宪兵，伪满洲国军事部，伪满洲国所有的各个部也都下令，各个系统全面销毁档案。伪满洲国皇宫也开始销毁档案。到目前为止，皇宫的档案销毁得比较彻底，目前所存的很少，而关东军司令部所存的档案，几乎没有见到。
同样的情况在日军占领的地方普遍发生，所以，要想寻找有关许多中国战俘的资料，如同大海捞针，极其困难。
但是，那段历史的大门毕竟还是被重新打开了。
每年的5月3日，泉城济南都会响起长达20分钟的警报声，这响彻长空的声音寄托着人们对“五三惨案”中遇难军民的哀思，表达了人们“强国雪耻”的愿望。
“五三惨案”又叫“济南惨案”，或者叫“山东惨祸”。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干涉。
5月1日，北伐军赶走了军阀张宗昌，进入济南，等待他们的是虎视眈眈的日军先头部队。
第二天，日军第3师团长福田彦助、参谋长谷寿夫率领重兵赶到济南。
5月3日，日军对北伐军发动突然袭击，恣意杀戮中国军民，他们捣毁国民党山东交涉使署，采用挖眼、割鼻等残暴手段，集体屠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外交处主任、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17人。
日军在攻占济南全城后，连续屠城十几日，根据1929年6月“济南惨案被难家属联合会”的粗略统计，在这场浩劫中，中国军民被杀害10000多人，财产损失达2亿3000万元以上。
中国的伤病员和战俘遭到日军肆无忌惮的虐杀：江家池和西门外前门医院的300多名伤病员及医生、护士，几乎全部被杀害。
5月8日以后，日军公布的中国战俘1700名，十几天后就少了650人，他们被日军秘密处死，毁尸灭迹，有的被投尸黄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蓄意挑起事端，向中国驻军发动攻击，第29军一部奋起抵抗。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抵抗日寇侵略，而国民党蒋介石也发表谈话，宣布准备抗战。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本营决定，从日本调3个师团、从朝鲜调1个师团前来中国。7月27日，又增加了第5师团、第6师团、第10师团。7月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31日，日军撤销中国驻屯军，组建了“华北派遣军”。
关东军在东北发明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被臭名昭著的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介绍给了“华北派遣军”，日本侵略者妄想用惨无人道的暴行，在华北军民心中制造极度的恐怖，在累累白骨上构造他们所谓的“王道乐土”。
裕仁天皇的叔父，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早就颁布了“杀尽华军俘虏”的密令。
有关日军残杀中国战俘的情形，从各部队各级指挥官以文书提交的《战斗详报》中可见一斑，各部队或是将战俘“在战场上就处理了”，或是“全部枪杀”，或是“就地枪杀”。
日军在大场拍摄的照片，他们惟恐屠杀战俘的行径败露，上面盖上了“不许可外传”的印记。
甚至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也屡屡成为日军的攻击目标。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救护队，在宝山罗店担任抢救医疗工作时，日军命令他们下跪，打死副队长和著名医师一人，队员3人，已救护的伤兵也遭枪杀。
“淞沪会战”以后，日军水陆并进，马不停蹄地扑向了南京。
日军沿途杀人放火，为所欲为，江南鱼米之乡转瞬变成了人间地狱。就在这血腥的进军途中，日军第16师团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展开了“砍杀百人大竞赛”，在无锡至常州间，他们分别砍杀了56人和25人……
民国首都南京，所谓的“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此时被日军重重包围，危在旦夕。
连续多日的轰炸，已经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伤痕累累，尸体纵横。
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进攻南京的命令。
10余万中国军队仓促应战，苦苦抵抗日军的猛烈炮火，南京外围阵地相继失守，12月10日，日军向南京发起总攻击，550年前构筑的城池，成了数十万南京生灵最后一道防线。
率先打开城墙缺口的日军，记下了这个让中国人难以忘却的时间：1937年12月13日。
日军在城内外横冲直撞，无恶不作，展开了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正如德国大使馆给其外交部的报告中所称：“他们是兽类的集团，是一群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原国民革命军88师班长张士荣回忆说，马路中间烧了一堆死人，大概有近200人，我们一直到4号码头，就是惠民桥往长江边走，在那里，日军在桥底下拉出来一个带伤的中国军人，就在马路边的台子上，一个日本海军伍长抽出刀来，一刀就把头给砍掉了。
杀人比赛还在日军中继续，新的“纪录”产生了：第6师团第45联队的中队长田中军吉，一连杀了中国俘虏及非战斗人员男女老幼300多人。
12月17日，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来到南京，这个所谓的“中国通”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参加过日俄战争，担任过驻华公使馆武官和台湾日军司令，正是这个战争狂人叫嚣“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必须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
济南“五三惨案”的主凶谷寿夫，此时已是第6师团长。
松井石根对纵兵烧杀淫掠最为突出的谷寿夫大加奖励，并且命令与第6师团同样残暴的第16师团为警备部队留驻南京。
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攻陷南京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由于方针是大体上不保留俘虏，故决定赶至一隅全部解决之。”在南京期间，只是为了“试刀”，他亲手砍杀了2名战俘。
日本侵略军的残暴行径使约翰·拉贝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约翰·拉贝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经理，二十几名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建立了国际安全区，拉贝被推举为“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
拉贝起初天真地以为日本军队会善待战俘和难民，12月13日，一部分接近国际安全区的中国军人经他劝说放下武器，结果被日军捆绑着强行拖走枪毙了。听到机关枪的扫射声，拉贝和国际安全委员会的委员们被惊呆了。
如果拉贝先生健在，也许还能认出一个日本人名叫东史郎，当时他是日军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的上等兵，曾经到国际安全区抓过战俘。
约翰·拉贝始终关注着中国人的命运，在他的日记里，有关日军屠杀、抢劫、强奸、纵火等暴行的记录比比皆是。
1938年1月2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人们也许会以为，日本军队都是由释放出来的囚犯组成的，正常的人不会做出这等事来！我们今天看到几辆装满中国士兵的卡车从南边开来，并朝下关驶去。我估计，他们都是在这里和芜湖之间被俘的战俘，要在扬子江岸边被处决。”
（CCTV《探索·发现》供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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