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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商 之二《徽骆驼》(探索·发现2006-222)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6年11月15日 09:54 来源:CCTV.com

万历年间,《歙志》记载,徽商经商的方式共有五种,“走贩”排在了第一位,囤积、开张、质剂、回易,徽商是最精于此道的一群商人。

在过去的年代,中原望族迁徙进入徽州的道路十分艰难。

就陆路而言,“惟万山环绕,交通不便。大鄣、昱岭雄其东;浙岭、五岭峻其西;大鳙、白际互其南;黄山、武亭险其北。路皆鸟道,凿险缒幽”。

崇山峻岭的包围,造成了徽州自成一体、与世隔断的局面。在万山环绕中奔流而出的新安江,因此就成了通往江浙沿海的黄金水道。

山高水迅,石险浪激,在古老的新安江边上,至今还留有许多水码头,比如渔亭,比如万安,比如渔梁等等,这些都是明清年间徽商出没次数最多的村落或码头。

渔梁位于歙县古城之南,是古徽州著名的滚石坝,处练江下游。渔梁因其近城近水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商埠码头为主形成了沿江顺水的渔梁街。渔梁街蜿蜒弯曲,街面铺以鹅卵石,俗称“鱼鳞街”,以木板房为主的房屋分布于街道两侧,商店字号、招牌遗迹现在依然依稀可辨。旧时渔梁“梁上水过,有如平崖瀑布”,船只航行不能通过,上下游互运的商品货物,必须在渔梁运转才能达到目的地。坝下的龙船坞,徽商鼎盛时期曾停靠300余艘船只,樯桅如林,商贾如云,可谓盛极一时。

“一自渔梁坝,百里至街口;八十淳安县,茶园六十有;九十严州府,钓台桐庐守;潼梓关富阳,三浙垅江口;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

这首徽州商人自己创作的《路程歌》,描绘的就是商人从渔梁出发,沿新安江顺流而下至杭州的路线图。在历史上,徽州商人一次次地从这里别离家乡,一次次地在这里弃舟登岸,衣锦还乡。

从徽州商帮形成之日始,盐业、典当业、茶叶、木材等就是徽州商人热衷于经营的四大行业。其中,居“龙头”地位者,当首推盐业。就歙县而言,“歙之巨业,盐商而外,惟茶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获利颇赊”,茶叶是盐业之外的第二大经营行业;而婺源尤其注重木业,休宁商人则多从事典当业。

徽州人四海为家,足迹遍布全国,他们向东去便进入了浙江;向东北则达江苏;北上则奔波于长江沿岸;西向则去了江西……

在现代交通没有形成之前,河流不仅是古代经济的大通道,也是古代文明的大通道。尤其是南宋偏安杭州以后,“直把杭州作汴州”,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江南的经济开始活跃起来。

徽州地处江南,山区盛产杉木,每当冬季来临,徽商便组织徽民入山伐木,待至梅雨季节河水涨泛的时候,便利用水力运载出山,或由新安江运至杭州,然后转销各地,或由青弋江流入长江,至芜湖、南京等地,或由阊江流入鄱阳湖,进入江西境内。明清时期,这种经营方式虽然继续进行,但由于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徽州所产的木材已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于是习于经营木材贸易的徽人便远赴江西、湖广、四川开拓新的货源,扩大木材贩运活动。

在这种经营活动中,以徽州婺源人最为活跃。他们以南京的上新河、杭州的钱塘江作为经营贸易的中心,利用长江、新安江水运之便,把上游的木材运集于此,然后分销苏浙或北方各地。

贱买贵卖是商业的法则,徽商通过对木材等物资的异地贩运,实现了不等价交换,成功地获取了商业利润,这种长途商业贩运的形式,时人称之为“走贩”。万历年间,《歙志》记载,徽商经商的方式共有五种,“走贩”排在了第一位,这说明贩运商业在当时已经是徽商牟取厚利的最主要手段了。

此外,囤积、开张、质剂、回易也是徽商常用的商业手段。明代的文学作品中,就讲述过徽州商人利用“囤积”获取商业利润的故事。

明人蔡羽在《辽阳海神传》中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正德年间,徽人程宰远赴东北辽阳经商,因为经商不利而穷困潦倒。就在程宰灰心丧气、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明眸皓齿的女子不期而至,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与程宰春风一度。第二天,程宰容光焕发,时来运转。其实,这位神秘女子并非普通人,她是海神,辽阳海神。从此,程宰在辽阳海神的启示下,从事囤积居奇。正德十四年夏,有人贩药至辽阳,在其他药材脱手后,仅剩黄柏、大黄各千余斤无人收购,竟欲弃之而去。程宰便用自己的10余两银子,将二药全部买下。数日后,辽阳疫苈流行,急需黄柏、大黄治病。二药供不应求,价格猛涨。程宰急将二药抛售出去,连本带利共得纹银500余两。又有荆州商人贩运彩缎入辽,不幸彩缎在途中受潮,发霉生斑,难以销售。程宰遂以纹银500两乘贱购得彩缎400疋,一个多月后,宸濠在江西起兵造反,朝廷急调辽兵平叛。出征的队伍急需赶制军服旗帜,以便及时开拔,一时间,帛价大涨。程宰所囤积的彩缎竟获3倍之价。次年秋,有苏州商人贩布入辽,其布大部分已经脱手,仅余粗布6000疋无人问津,便以低价卖给程宰。正德十六年三月,明武宗“驾崩”,天下官民皆需服丧,粗布遂成紧俏商品。程宰用银千两买得的粗布,一下子就卖得纹银四千余两。他就如此这般地翻来覆去,竟然在短短的四五年内,由一个本钱不过10余两银子的小商人一跃而为腰缠数万的大富商。

虽为传奇故事,但在现实生活中,徽商利用囤积而牟利的事例并不罕见。

万历初,苏州发生灾荒,采购粮食的商船云集于江西,这其中以徽商最多。

万历四十八年,即1620年,苏州粮价大涨,饥民强借徽商之米,遭到官府的弹压,激起了上万人的闹衙事件,差一点酿成大乱。

这两件案例表明,当时从上江贩粮东下者主要是徽商,在苏州囤积粮食待价而沽者也主要是徽商。由此可见,囤积商品,利用天灾人祸牟取暴利,徽商是最精于此道的一群商人。

据记载,明朝中叶徽州的休宁、歙县、祁门等县已经是“服田者十三,贾者十七”,“十三本业,十七化居”了。这些记载虽不免有所夸张,但当时徽人经商者已经占当地人口很大一部分则是事实。

对于这一点,胡适深有体会,在他的回忆录里,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我家在150年前,原来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个叫做川沙的小镇,经营一家小茶叶店。根据家中记录,这小店的本钱原来只有银洋一百元,约合制钱十万文。这样的本钱实在是太小了。可是先祖和他的长兄通力合作,不但发展了本店,同时为防止别人在本埠竞争,他们居然在川沙镇上,又开了一家支店。

后来他们又从川沙本店拨款,在上海城区又开了另一家支店。在太平天国之乱时,上海城区被掳掠和焚毁;川沙镇亦部分受劫。先父对这场灾难,以及先祖和家人在受难期间和以后如何挣扎,并以最有限的资金复振上海和川沙两地店铺的故事,都有详尽的记录。这实在是一场很艰苦的奋斗。

据1880年,清光绪六年的估计,两家茶叶店的总值大致合当时制钱二百九十八万文,约合银元三千元左右。这两个铺子的收入便是我们一家四房,老幼二十余口衣食的来源。

作为徽州茶商的后裔,胡适对家乡人的商业活动当然了如指掌。胡适因此而说过,一般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逐渐努力发展,有的就变成富商大贾了。

胡适的先祖在上海经营的是茶叶,而且主要是家乡绩溪的名茶“金山时雨”。在徽商经营行业中,茶叶是四大支柱之一,究其原因,徽州是著名的产茶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它为徽州茶商提供了大量的优质茶叶能源,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祁红屯绿”,说的就是徽州祁门的红茶和黄山脚下的绿茶。

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记载:“歙州茶,且素质好。”

歙州是徽州的前身,是唐武德四年(621年)由原来的新安郡改名而来。陆羽是否到过歙州我们不知道,但他与歙州人有交往却是事实。“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一首优美的诗歌是徽州祁门人张志和所作,张志和就是陆羽的挚友。张志和祖居祁门西乡润田,史料记载唐肃宗曾赐他奴婢各一人,张志和将他们配为夫妇,名曰渔童和樵青。人问其故,他答道:“渔童使捧钓收纶,芦中鼓枻;樵青使苏兰薪桂,竹里煎茶。”后人以其“竹里煎茶”为茶坛佳话。

祁门茶由来已久,其西部旧属浮梁地。白居易写的《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诗句,说的也是祁门的茶事。

因为茶圣陆羽,因为张志和的“竹里煎茶”,更因为白居易的“浮梁买茶”,儒雅的徽州商人便让徽州茶香飘四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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