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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迪克西精神”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拍摄手记
央视国际 (2005年03月16日 15:50)


  ■文:邓武

  第一次知道“美军延安观察组”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期《航空知识》杂志上,那篇回忆延安飞机场的文章提到了美军延安观察组,当时正上中学的我不禁好奇地想,怎么延安竟然还有一个美军观察组?美军为什么要把一个观察组派到延安?为什么这个观察组战后却绝少被人提起呢?实际上,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这段往事自二战后就在中美两国被同时尘封起来,即使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美正式建交后,也许是由于双边关系中历史和现实的大事件太多的缘故,这个二战后期被派到延安驻了不到三年的美军小组直到几年前仍很少被人忆及。

  1944年,当这个十八人的观察组飞向延安时,他们的代号是“迪克西使团”。“迪克西”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对南方各州的总称,考虑到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和美国南方一样都是造反的一方,美国人把这个派往延安的观察组也冠名“迪克西”,这无疑体现了一种美式幽默。

  当年,得知自己被选入这个敏感的小组,这群美国年轻人大都是非常兴奋的,这种兴奋缘于美国文化里对探险的热爱;随后,看到延安边区政府的清正廉洁和深入人心,他们无不深感钦佩。作为肩负着美国政府和军方使命的观察者和报告人,他们真实客观地把延安的各方面情况发回了华盛顿;在使命的后期,右翼的驻华大使赫尔利对谢伟思等主要观察组成员进行威逼利诱,禁止他们把不利于蒋介石的报告发回华盛顿,但他们仍顶住压力,大声呼吁美国政府支持朝气蓬勃的共产党政权。命运把这群美国年轻人放在了华盛顿、重庆和延安三方合作与斗争的旋涡中,但他们凭着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在中美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我想,如果把美军延安观察组所体现出的冲破意识形态的隔阂、努力增进理解和对话的精神称做是“迪克西精神”的话,这个精神应当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旋律。

  当我们迈进新世纪,交流方式日益现代化的同时,国与国之间的理解有时却可悲地倒退了。几年前,当我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时,曾经常有美国学生向我认真地问起这样的问题:

  “中国人仍然认为自己处在世界的中心吗?”

  “听说张艺谋的影片都被中国政府禁映了,所以你们在国内都看不到吧?”

  这些幼稚的问题总让我无奈。我最初常常感慨,为什么埃德加?斯诺母校的学生竟然这样闭塞。后来我渐渐意识到,应当承担责任的是误导他们的美国媒体,而当代的美国青年是无辜而正直的,假如能够通过时间机器将他们送到六十年前的延安,他们很可能会和谢伟思坚定地站在一起。后来的一件事更使我对自己的推理深信不疑,那一回,一个与达赖喇嘛合写了一本“西藏史”的美国人来到学院叫嚷西藏人权问题,我不顾自己刚到美国,口语还不太利落,当着一百多个师生和他争辩。出乎我的意料,散场后许多美国同学前来向我表示了敬意。

  尼克松总统三十多年前在中国访问时曾说,中国是伟大的民族,美国也是伟大的民族,如果这两个民族成为敌人的话,这个世界的前景肯定就不那么美妙了。那么怎样才能消除这两大民族间潜在的敌意呢,增进理解和对话,弘扬“迪克西精神”应当是必由之路。我们这些媒体人,如果能够为建造这样一架联结太平洋两岸的理解之桥添一块砖,也是非常荣幸的。

  回想起来,拍摄制作《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半年时光是紧张而有趣的,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人生经历。年过九旬的原国务院副总理黄华老人为接受我们的采访专门用了一个星期查阅中英文资料,在摄像机前,黄老思维之敏捷,言辞之犀利是我们这些后辈望尘莫及的;家住天津的李耀宇老人曾是观察组的接待员,我们在北京和天津采访了他两次,他的儿子和我们一起想了许多办法帮助李老回忆当时的故事,终于功夫不负苦心人。这次的采访对象大都地位较高,年事较高,有一定的思维和叙事定式,因此我们在充分尊重他们的同时,有时也不得不狠下心来,夺回谈话的主动权。一次,一位善良的老人在一口气谈完自己经历的美军观察组后说道:我看就这样吧。我马上硬着头皮说,不行,我还没有发问呢。事实证明,更多有趣的信息是这位老人回答我的提问时讲出来的。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我想大多数历史题材纪录片的编导都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因为我们往往可以利用许多已经出版的珍贵的文字和影像素材,还可以采访许多当事人和专家。在摄制《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过程中,我不仅从谢伟思、包瑞德、约翰?科林等观察组成员留下的回忆录中受益匪浅,也从几本中美作家撰写的有关报告文学以及上海台同仁拍摄的一部同题材纪录片中吸取了更全面的资料。总之,这些作品极大地都丰富了我对那段历史的了解,并给了我许多创作灵感,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责编:红立  来源: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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