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铁路”在过去一个多月里已经快变成一个形容词了，无数赞美的言辞铺天盖地。像我这种在格尔木才呆过两天的人冒昧谈青藏铁路，万一被人笑话连藏身的地方都没有。但是我鼓励自己，要知道猪肉的味道，不必把整头猪都吃下去才有发言权。
党的生日那天，伴随着罗京情绪高昂的解说词，青藏铁路通车典礼的盛况充满着全国的电视机屏幕。各种媒体挖掘出的人物也都粉墨登场，我虽然也为这个300多亿的大工程激动不已，但是我们还在犹豫是否要做这方面的选题。《面对面》以往的经验是：这种情况下选题一般都很难找，既便是找到，一个星期的制作周期让新闻变旧闻，或者是人物过于高大，故事难以打动铁石心肠的观众。
制片人认为，青藏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首席科学家张鲁新有份量，应该可以。
我在网上百度一下，很多资料。虽然文章用力过猛，写得像给烈士送终一样，但是字里行间透着的细节还是感动着我。于是我在策划会不顾收视率的表白，这个人物我们做不仅适合，而且是太适合。
于是，摄制组上路了。
在可可西里无人区，艳阳高照，天空如洗，藏羚羊目中无人地奔跑，我们走在娇艳的嫩草上，我激动得不愿按下摄像机的关机按钮，张鲁新教授一再提醒，走路要慢，否则高原反应会让人受不了，奇怪的是我如履平川，一点反映也没有。空闲之间我给朋友打电话炫耀一下我看似糟糠一样的身体在高原却健壮如野牦牛一样奔跑的场景。朋友说，有什么稀奇的，别把自己当海边长大的，以为平时呼吸的氧气足，其实在北京这样人多车多得地方，如果扣除汽车尾气和屁之外，纯氧的含量和可可西里也差不多。
当然这是瞎说。
到了著名的风火山观测站，这里的简陋还是让我和同事有些吃惊。
风火山对于今天的青藏铁路来说，它是一座母亲之山，没有风火山就没有青藏线。它是中国乃至世界研究高原冻土的重要基地，过去未被世人认识。建于1960年的风火山定位观测站刚开始时连一间房子都没有，科研人员只有住在道班上，在这个海拔近5000米，气候寒冷，氧气只有平原一半的地方，科研人员住帐篷的时间就有一年多，他们经常是清晨醒来满身是雪。直到1966年观测站才修建了自己的房屋，冬天的高原天寒地冻，山上只有3--4名人员坚守，饮用水要到数公里之外的河沟里刨冰融化后饮用。
生活之艰辛，我无法想象。
张鲁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不仅努力工作，而且还学会了英语，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因为那时没有录音机，他靠一个小收音机听信号极差的印度电台练习发音，山上没电，就只有赶在天黑之前看书学习，偶尔有人来观测站，凡是碰到懂英语的人，他就缠着别人念一下课文以纠正自己的发音，他把单位每月特供的半条烟作为回报送给念书的人。英语为他看国外的资料提供了方便，因此在科研上他比别人多了一条腿走路。
张鲁新的个性还体现在几乎不敬情理的坚强之中，新婚七天，他就报名来到风火山，从此三年没有机会和妻子见面，年轻气盛的张鲁新内心的愿望就是要成为一个冻土专家，他为此吃尽苦头，多次遭遇生死考验。
无论生活多么艰苦，最让张鲁新感受深刻和难熬的是寂寞，他经常对着歌本在一间没有暖气的房间大声歌唱，唱了30多个冬天。
在寂寞的等待中，青藏铁路几上几下，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观测站最难的时候不是在物质匮乏的六七十年代，而是在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到1994年这十年。这十年里，人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处在大众视线之外又不能创造经济效益的观测站几乎被人遗忘。这个后来被人们评价为青藏铁路火种的观测站曾经一度没有任何科研经费，有人甚至建议撤了观测站，张鲁新和他的同伴四处求人留住这个火种。他们把求人得到的一点科研经费省吃俭用的用到了观测站的日常维护上，使得二十多年的观测数据得以连续，1200多万个数据成为了世界上同类项目中最完备的科学依据。
世界上伟大的工程就依靠了这群平凡的基础科学研究者，如果没有青藏铁路的建设，他们无人认识。就像高原上的植物，密密麻麻的绿叶中只有几朵可以让人注意的花，张鲁新有幸成为让人看到的花朵。
在荒芜人烟，看似枯燥的测量，计算，试验中张鲁新用30多年的时间成为了博士生导师，青藏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专家咨询组组长。
美国移民局曾寄信邀请张鲁新全家移民美国，他们认为张鲁新的专业知识和多年的冻土研究经验难能可贵，可以为美国做贡献，但是张鲁新拒绝了，他认为一个科学家的价值体现在为国家建设发挥作用，他的学问应该留在中国。
青藏铁路修建是张鲁新一生的梦想，他在一次发言中说：铁路通车并不意味着冻土问题就已经攻克。这句话让一些领导很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是，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怎么能说没攻克呢？没攻克就证明四十多年的劳动没有成绩，一定得说攻克。可是张鲁新说，科学就是科学，不能为了体现成绩就不顾科学，准确地说，中国只是在研究和控制冻土方面取得阶段性的成功。
张鲁新和他的同事们认为风火山留到现在简直是个奇迹。
以上就是我到过青藏铁路后的作文。感谢青藏铁路！感谢它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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