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处的社会对待很多灾难性的纪念日，都是节日般的呈现出来。比如，艾滋病，媒体在12月1号之前就像赶制礼品一样制作出有关艾滋病的各种信息，铺天盖地的撒出去，热闹过后，灾难就像雪片一样溶化在人们的视线之外。

　　人们又开始歌舞升平，勾心斗角，欺下瞒上。

　　2005年7月，我在杂志上见到朱力亚，她的脸躲在一朵花的后面，那是一张经过处理的照片，笑容可掬。但是花朵挡住了她的面容却遮不住她悲惨的命运。因为艾滋病，她注定要用掩饰和躲藏才能和正常人取得共同生活的权利和自由。

　　艾滋病人总是用各种方式保护着自己，因此寻找朱力亚的过程并不容易，经过多方联系，杂志的记者并没有告诉我朱力亚的联系方式，但是好在文章中说到她和桂希恩教授保持着联系，而桂教授曾经是《面对面》的嘉宾。当我怀着一线希望拨通桂希恩教授电话的时候，得知两个小时前朱力亚才刚刚从桂教授的办公室离开，好在她和桂教授还相约在几天后见面，于是我在约定的时间打电话过去，终于听到了那个在花朵后面藏着的面孔发出的声音，我胆怯地告诉了她我想采访她的理由，我担心她会拒绝我，事实和我想象的一样，她不愿接受电视采访。她担心一旦上了电视，她的家人将无法承受这种痛。

　　我给她说明了我们通过技术手段可以把她的声音和画面处理到她的家人无法辨认的程度，她不相信，有一种天然的怀疑，她认为媒体总是会骗人，为了片面追求片子的影响力会不顾采访对象的真实感受，得到好处翻脸不认人，这样的事在她身上发生过。

　　我态度诚恳，动之以情，通话近一个小时，她答应我让她考虑几天再回答我。

　　第二天，我手机上显示出朱利亚的电话号码，是她主动打来的，同意接受采访，条件是，电视屏幕上她不露面，声音要做特殊处理，不允许拍她全身的镜头。我手摸胸膛向她保证，绝不食言。

　　对于《面对面》来说，答应她的条件无形中是一种挑战，因为《面对面》的形态一直都是一对一、面对面地交流，而四十分钟都不出现采访嘉宾的面貌，观众有这样的耐心看下去吗？声音处理过了、脸也挡上了，那么新闻的真实性如何体现？这对于《面对面》来讲无疑是有风险的。

　　制片人和主编共同商量后，觉得可以尝试这种冒险，因为早在一年之前，《新闻调查》已经做过这种尝试，当时采访上海的一名艾滋病人黎加名就用过这种方法，播出效果也很好。况且，对于目前艾滋病正在大学生和民工的蔓延的事实，媒体有责任告诉观众。大家商量了之后还是决定接受这个挑战，采访地点定在武汉。

　　我们如约来到武汉，朱力亚还给我们买来葡萄，西瓜，她亲自给我们洗好，送到房间。在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过程中我们相谈甚欢，彼此建立了信任。

　　她并不是想象中那种漂亮的女孩。从与她交流的过程中我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她内心的矛盾，她有时格外坚强而有时又脆如蝉翼、有时乐观有时又极为悲观。她这种矛盾的处境，我们健康人永远无法彻底地体会。

　　把朱力亚隐藏到黑暗中在技术上并不难实现，但是我还是决定将她的手打亮，因为这可能是朱利亚呈现在荧幕上惟一真实的部分，我认为手上的动作也是一种表情。

　　回到北京，解说词全部写好，我开始了空镜的拍摄。

　　为了不给她的生活带来不便，我没有拍她现在生活状态的任何镜头。既不能用纪录的手法也不能用再现的手法来描述朱力亚目前的境况，如何填满14分钟解说词所需要的画面，这是最难的一件事。

　　我带着摄像机在西单、在中国传媒大学，北京二外的校园内捕捉能够体现片子意境的镜头，这只能从真实的生活中去寻找吻合的场景，而这种吻合也只是心理上的、感觉上的，从专业的角度上讲叫做影像制造。直到今天我都很迷惑，在中国有一种叫做“意境”的东西可以运用，而在国外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如果让一个美国人来做这个片子，他会怎么处理影像？

　　片子顺利播出，朱利亚告诉我她一切平安，没人认出她，很满意。但是我并不满意，影像制造得不够有魅力，也许用更多一点时间来拍摄空镜会有更好的效果（也许再多的时间也不可能有突破），在声音处理上有些没把握好，没有亲切感。

　　节目播完，但是悲剧还没有结束，ＨＩＶ病毒还会像幽灵一样徘徊在我们周围，不会像雪片一样溶化。周而复始，明年这个时候，人们又开始呼吁，关注，貌似诚实。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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