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之前就开始担心我的西藏之行，因为我感冒了。很多人都把感冒进藏说成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把我弄得心情抑郁。

　　在武汉开会时，清鼻涕咕咕地往外流，再加上不停地擤，所以鼻子生疼。台上的陈刚毅面容白皙，声音低弱，明显感觉到有些中气不足。这不是一个能侃的人，作为一个专访节目的编导，我本能地对他做了一下判断。不知道化疗之后的陈刚毅在决定进藏时有没有对自己的身体有所忌惮。

　　鼻头很快成了鲜红色，每个人见了我都会问：鼻子怎么了，可要注意，要到高原去。

　　我呵呵笑，陈刚毅都不怕，我还怕啥？于是，揣着大把的药，上路了。

　　然而到迪庆就不行了，鼻子像被狠狠地塞了两团棉花，无论如何无法通气。但鼻涕还是照样流，我真怀疑鼻涕们是怎么从那密不透风的鼻孔里钻出来的。

　　领导让大家早睡，而且连澡都不让洗，说是怕耗氧太大。我非常听话地没洗澡，但策划案却写到凌晨一点多，我必须要在那天写完发给王志让他准备陈刚毅到北京时的采访。因为我知道一旦坐上进藏的汽车就无法保证上网，更别提发邮件了。

　　但写完之后却无论如何睡不着觉，我只以为是写策划案写兴奋了，第二天才知道，这就是高原反应，好多人都这样。

　　医生又给我了一些感冒药，说这个劲大，好得快。我像领了圣旨一样服下，连眉头都没皱一皱。

　　上车前吃了一片晕车药，这是我从没吃过的东西，司机师傅还让我吃了一片螺旋藻，这也是我从没吃过的东西。两片没吃过的药让我感觉此行的艰难。

　　司机是专门从昆明过来的老司机，以前曾经在驾校当过教练，走了无数次滇藏公路，车开得相当好。但坐在车上不久，还是感觉胸部腹部左冲右突。山路弯弯，这边是高山，那边就是悬崖，前面又是一个急弯，每一寸路都不好应付，这就是传说中的茶马古道。

　　看到雪了，而且越来越厚。白茫雪山，海拔近5000米。越来越感觉呼吸急促，到了最高处，同一车里的摄像王扬说：“你的嘴唇怎么都是紫的？”我缓缓地做了一下深呼吸说：大概这是白雪衬的吧。

　　司机师傅让我吃了几粒红景天。后来在采访中，陈刚毅说每次过白茫雪山他都要吸氧。还好我还没到吸氧的地步，我能抗过，但却可以想像陈刚毅路经此地时的痛苦，再大再厚的雪于他也不是风景。

　　这就是西藏吗？从清晨到日暮，浑身酸沉着终于到了。在暮色里，盐井小学的同学们排成两排欢迎我们，场面让人动容。空气中没有任何杂质，晚霞真美。

　　第二天，终于到了我们具体的目的地：角笼坝大桥。真的像一条巨龙，尤其是橙色的悬索和蓝天相映衬的时候，更是壮美。在没有这座大桥之前，人们走的是一条随时有可能发生泥石流、车祸、死难的悬崖小道。俯下身去，仍然可以看到以前的小道，但几乎已经被山上落下的石块吞没完了。

　　无数的藏民自发赶来，脸上是纯朴的笑，在他们这一代，终于看到了天堑变通途。

　　陈刚毅要是能来多好，他可以再一次在大桥上走走，藏民们也可以见见那位“不怕死的建桥人”。

　　阳光无遮拦地照着，照得面部生疼，但我们仍然流连忘返，一是总想拍摄更多的画面，二是走在大桥上特别有脚踏实地的感觉。在大山深处，这种感觉不好有。后来发现，自己脸上被晒脱了皮。

　　只呆了一天，就要原路返回。越野车仍然颠簸，身子像是散了架，我又一次注意到了自己的感冒，还没好，都是高原给闹的。

　　不过，备感欣慰的是，归途中看到了梅里雪山，这座康巴藏族人民的圣山深深震撼了我。都说梅里雪山难得一见，见到的人会有福气降临，所以大家都很是兴奋，好像以后的日子都进了保险箱。

　　后来我问陈刚毅，见没见过梅里雪山，他说见多了，什么状态的都见过，因为这条路走得太多了。

　　怪不得陈刚毅大难不死，因为有神山庇佑。

　　我在这条路上走了一次，陈刚毅走了无数次。我是个感冒患者，陈刚毅是个癌症患者。梅里雪山作证：即使在他得了癌症七次化疗的间隙，仍然走了四个来回。

　　后来我把片子取名“生命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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