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治平经常会往返于香港和北京这两座城市之间，然而50年前的1965年，对于当时只有五岁的程治平来说北京还是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但是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他的父亲程思远的行踪开始变得神秘莫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离开定居的香港出门远行。父亲究竟去了哪里？年幼的程治平从来没有得到过答案。直到若干年后，这个谜底才被揭开。

　　1998年是程思远90大寿，他的朋友谢善骁又一次提出要他出一本传记，将他的一生记录下来，面对朋友的多次要求，程思远终于答应找试一试，于是做了多年新华通讯社时政记者的薛建华走进了程思远的生活。

　　在薛建华为程思远写传记的几个月里，程思远跌宕起伏的经历让他着迷，从国民党代总统的第一政治秘书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导致这个被认为是天方夜谭一样的转变的契机究竟是什么？薛建华多次听到程思远说这样的话：“如果没有1956年的回来，我这一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转变了。”那么，程思远所说的1956年的回来究竟指的是什么？

　　故事还得从这张照拍摄于1948年5月20日的照片说起，这一天是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和副总统就职的日子，站在前面的是总统蒋介石，站在后面的是新当选的副总统李宗仁。

　　薛建华：

	薛建华

　　当时是国民党竞选总统副总统，蒋介石当时是肯定想当总统的，但是做副总统的人选他是看好孙科，就是孙中山的儿子，但是其他派系的军阀是不赞成这样的安排的，所有军阀就推举他们军阀里面比较有名气的就是李宗仁。48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解放战争已经快到尾声了，蒋介石在各个战场上都是处于败局，那么谁丢失了中国成为当时大家都在议论纷纷的话题，美国就觉得蒋介石太腐败了，给了他那么多美元，给了他那么多军用，为什么还会丢失中国，就希望有一个新的形象，或者有号召力的人出来拯救中国，美国就推举了李宗仁，蒋介石看到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就怀恨在心，就一直跟他过不去，其中有一个很小的插曲，很说明这个问题，当时蒋介石的侍从使通知李宗仁，说明天什么时候举行就职大典，说蒋主席说大家都穿军装，本来李宗仁定了西装，赶快换成军装，第二天赶着去了，结果蒋介石第二天穿的是马褂，中式服装，然后李宗仁穿着军装，副总统穿个军装在他旁边好象是他的卫兵一样，就耍了人家一趟，所以李宗仁当时出席完典礼回来以后很生气，这一笔在他们桂系上下层都记忆犹深，所以说蒋李的关系在那时候就种下一些芥蒂。

　　李宗仁是国民党元老，也是国民党中桂系的掌门人。抗战时期李宗仁领导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威震中外。在1948年国民党举行的“行宪国大”上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

　　在《李宗仁回忆录》第六十三章中有两段话，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位副总统的生活。

　　1949年国民党溃败，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国民党“代总统”，主持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但蒋介石名义上下野，实际上仍牢牢掌握着党权和军事大权，李宗仁依旧是虚位的“代总统”。

　　荣维木：

　　沈醉曾经有一个回忆，他就说在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之前，蒋介石还曾经制定过，命令沈醉、毛人凤等人啊，制定过暗杀李宗仁的这么一个计划，而且沈醉回忆当时蒋介石有一个想法，别人透露的有一个想法，和共产党斗很重要，但是呢最危险的还是我们内部出现这个异己的力量，据沈醉的回忆，就是李宗仁当了代总统以后，李宗仁在南京的住宅完全被监视起来，如果李宗仁有异动的话刺杀方案有三个，一个呢就是当李宗仁坐飞机离开南京的时候，在途中有情报人员马上通知有关的人员，两架战斗机升空把李宗仁的座机打下来，这是一个方案，那么第二个方案，是在南京到机场之间设一个埋伏点，李宗仁的坐车路过的时候伏击，那么第三个方案就是派人化装成修理工等等到李宗仁官邸去刺杀李宗仁，那么这个刺杀命令呢据沈醉回忆他是在1949年1月20号撤销的，因为21号李宗仁就任代总统了，就是说这个时候蒋介石和李宗仁这个矛盾已经到了就是说蒋介石要杀死李宗仁这么一个程度了。

　　1949年12月，蒋介石乘坐美龄号专机逃往台湾，李宗仁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到台湾又不会容于蒋介石，于是以治病为名，带着家人到了美国，此后长期寓居美国，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流亡生涯。但是令许多人都奇怪的是，李宗仁在离开大陆的时候，一直在他身边几乎形影不离的政治秘书程思远却没有留在他的身边，而且在这之后的很多年都看不到有关他的任何消息，他究竟去了哪里？

　　程治平：

	程治平

　　李宗仁出走到美国之后，我父亲就到了香港，那么我父亲到香港就是李宗仁派他去的，让他留在香港作为这个跟李宗仁联络的一个联络点。那时候我记得学校也要填父亲的职业，所以就赶快回家问，爸爸说就填作家，而且我们平时在家里看到父亲也是主要的时间都是在那里伏案写作。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恢复了“总统”职务。1954年3月，正式罢免了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

　　虽然人在异乡，李宗仁却没有放弃自己曾经的理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一个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外的“第三势力”成为李宗仁重返政治舞台的希望。

　　荣维木：

　　李宗仁到了美国以后，他是在纽约附近租了一个房子，和郭德洁就是他的夫人一块儿居住，在美国还有他的养子幼子两个人，应该说他在美国的生活，虽然受到他的家人亲人的一些照顾，生活是很不好的，经济上他没有什么生活的来源。在政治方面，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刚到美国的时候，曾经有桂系他的老部下也在美国的，就劝他是否要成立一个第三势力，第三势力就是说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外在海外成立一个第三势力。

　　薛建华：

　　李宗仁他在竞选副总统的时候，他看出来了美国对他很有希望，美国认为他是国民党中间进步的开明的力量的代表，尤其是美国民主党，就是民主党这个派系特别支持他，而当时民主党在美国执政已经有连续两届了，李宗仁继续看好，结果他刚到美国，共和党上台了，结果李宗仁感到很失望。

　　民主党人的失败和国民党蒋介石的报复，使李宗仁一度处于情绪的最低点，他只好拾起他历来的法宝，保持沉默，静观其变。

　　不久，新的机会就出现了。

　　1955年4月，周恩来不顾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威胁，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团结会议，他在会上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轰动了世界。

　　周恩来在会上还有一项轰动之举，这就是发表了第一份改善中美关系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还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问题。”

　　周恩来的声明震动了整个世界，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但是让周恩来也意想不到的是这份声明会让一位远在异国他乡的人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住在美国纽约的城郊，李宗仁因为语言不同，平时他很少与当地的居民往来，日常阅读书报杂志成为他消磨时间的最好办法。这天他从报上看到周恩来的声明，立即写信给远在香港的他的前任政治秘书程思远。

　　程思远：

	程思远

　　他说我准备对台湾问题发表个声明，请你同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谈谈，当时我就把意见写信给他了，他在1955年8月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对台湾问题的建议》，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共进行合作。

　　薛建华：

　　李宗仁他就像，说他是第三种势力，其实他说我是中立立场，只要对国家对民族好，只要维护民族统一的他就赞成，他就认为总理这个讲话很好。

　　1955年8月，李宗仁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在美国发表了，这一建议是李宗仁经过反复思索做出的决定，那么他是否会因为这个决定而改变自己以往的理想，从国民党的营垒里分裂出来倾向共产党呢？

　　但是不管结果最终会如何，中国共产党人对李宗仁这一转变给予了高度重视。周恩来亲自运筹帷幄，第一个提出要争取的对象，就是李宗仁的高级幕僚，前政治秘书程思远。

　　薛建华：

　　总理就在一次跟民族党派高级负责人座谈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了一下，这其中有一个民革的中央负责人李济深，他就跟李老说，说你能不能通过你的关系给在香港的程思远打个招呼，邀请他回来看看，就这么说了一句，在场的，中央统战部的，还有民族党派的负责人，有些人在场都知道这个，大部分人的感觉都是总理说说而已。

　　但是不久以后，这个被人们认为总理只是说说而已的一句话却成为了现实。

　　定居香港的程思远一家住在位于香港九龙荔枝角九华新村的一栋靠山面海的白色寓所里。

　　2006年初春的一天，程治平又一次回到了儿时居住过的地方，虽然房子还在，但因为几易其手，只能隐约看出当年的轮廓。

　　程治平：

　　我三四岁的时候就随着全家搬到这儿来了，这里是九华新村，这个地方是当时离市区很近的村子里。

　　当年程思远的工作就是为香港的《正午报》写专栏。起初的几年，一家人都在悠闲和平静中度过，直到1956年宁静的生活慢慢被打破。

　　1956年，是新中国诞生的第六个年头，程思远的白色寓所不断出现一批批来造访的人影。这与过去六年里“门前零落车马稀”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而这些频繁的来访者不禁会使人联想起周恩来曾经被认为只是说说而已的那句话上。

　　薛建华：

	薛建华

　　总理跟李济深说，能够通过他的关系给在香港的程思远发个邀请，请他回来看看，他就通过在香港的报社的一个老总，就到程思远家去，就慢慢的接触，第一次去就是聊天，因为程思远也在给报社投稿，大家互相聊一聊，第二次去就拿了一篇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拿给程思远，说请你给提提意见，程思远我哪里敢当，但是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感觉不错，好，慢慢地进行这样的关系，第三次大概是第四次，这个总编就跟程思远说，北京方面，李济深希望你去一次，所有我们都安排好了，你愿不愿意去，这是很突然的。

　　寻常的客人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问题，虽然意识中似乎已有这种打算或者憧憬，但程思远仍然觉得太突然了，他略略停顿了一会儿，说：“请允许我考虑一天如何？”

　　第二天，双方如约来到九龙太子道一件偏僻的咖啡馆会面。

　　今天，这间咖啡馆所在的位置已经成为香港著名的花卉一条街，而这间太子餐厅的位置就是当年咖啡馆的所在地。就是在这里，程思远答应了那位神秘客人的邀请，决定动身前往北京。

　　薛建华：

　　这就是程思远第一次到北京，现在呢很多民主党派的一些人士他们回忆，最知道程思远行踪的就是总理，总理当时告诉了他们其中一个人说，思远今天到北京，他们所有人都不知道，因为这都是很秘密进行的，到了北京以后，这是程思远第一次去，总理有一次就约见，其实是一个公开场合，有很多人在场，但是他是很特殊的人物，总理就专门过来跟他一一握了手，说欢迎你啊，总理悄悄跟他说，改天我们再详谈，这时候程思远才知道这次邀请的主角根本不是李济深是周恩来。

　　其实，不仅程思远选择了历史，历史也在选择他，事隔多年以后，他才知道，他的北京之行为何这样“十万火急”。

　　1955年，蒋介石在台湾搞了几次清党运动，这一举动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强烈不满。

　　薛建华：

　　美国人一看到蒋介石这样独裁这样专横，准备提出一个方案，支持李宗仁为代表的回到台湾，然后重新取得政权把蒋介石赶下台有这样一个方案，如果是美国人在背后插手，把台湾局势改过来，领导权改过来之后，美国对台湾的控制干预他就会更深入，所以就觉得很不好，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信息，然后总理才下决心赶快启动，跟李宗仁建立联系，争取最大的可能让李宗仁回来。

　　1956年5月11日早上，程思远接到通知，说周恩来中午在中南海紫光阁请他吃饭，宴会后，周恩来从国际形势谈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最后谈到国共合作的问题。

　　程思远：

	程思远

　　我们主张和为贵，爱国一家，过去国民党和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一次呢是 战争，一次呢是抗日战争，这两次合作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所以我们希望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他跟我讲希望国民党人来国内观光、访问、探亲、访友，特别也希望李宗仁先生也能够回来看看。

　　第二天，程思远的一位密友约程思远到新侨饭店饮茶，他对程思远说：“你此来得到周总理这样的重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几天以后，程思远怀着一颗难以平静的心，回到了香港荃湾他的那座海滨石屋，他兴奋地向夫人石泓讲述了在大陆看到听到的一切，并立即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写信告诉了远在美国的李宗仁。

　　薛建华：

　　结果李宗仁看到这个以后就勃然大怒，李宗仁就写了一段给程思远发过来说如此重大的事件，事前你不跟我商量，真是他说十分遗憾。

　　程思远没想到自己的一腔热情，召来的却是李宗仁的“冲天怒气”。此后，程思远虽几经解释，但李宗仁仍然对此耿耿于怀，但是，程思远是李宗仁几十年的至交，他知道李宗仁的怒气并非冲他而来，其中显现出李宗仁一种万般无奈、犹豫彷徨的复杂心态。

　　果然，程思远猜对了，过了一段时间，李宗仁就迫不及待做出了比程思远更“轻率”的举动。

　　程治平：

	程治平

　　那就是在1958年的秋天，李宗仁先生写了一封信给当时在北京的李济深先生，那么在这封信里面，李宗仁先生就很明确的提出来，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他就很明确地提出来这一点，那么李济深先生就收到这个信之后，就把这个信的内容跟周总理报告了。

　　这是整整两年后，李宗仁在深思熟虑后的重要抉择。

　　正在北京研究这封李宗仁来信的时候，从海外又传来了一个消息：李宗仁托程思远转往北京一封信，表示愿将毕生收藏的价值11万美元的历代名画献给国家。

　　1959年10月，程思远被邀参加了港澳地区庆祝国庆10周年活动的代表团，第二次从香港到了北京。参观了国庆盛大庆祝集会和游行活动之后，他随代表团到东北各地参观访问。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令他们耳目一新。

　　10月25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又一次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并宴请了程思远，宴会最终的话题又转到李宗仁归国的问题上。

　　程治平：

　　这一次周总理很明确的让我爸转告李宗仁先生，很感谢他这个捐献的想法，然后就同时也对李宗仁先生要落叶归根这些想法做了肯定。

　　薛建华：

　　总理他知道李宗仁回来这个牵动很大的，如果他一动不光是台湾的国民党会有一些异动，美国方面也会有异动，就说不要急着回来，可以先到欧洲去走走。

　　周恩来最后嘱咐程思远，转告李宗仁先生，欧洲之行，要紧的是“必须按时回到美国去。”

　　回到香港后，程思远把自己的想法和总理的叮嘱写信告诉远在美国的李宗仁。

　　但是，周恩来在1959年10月所说的那番话的深远涵义，直到6年之后，程思远陪同李宗仁回归祖国之际，才真正理解。

　　程治平：

　　到60年的9月，李宗仁先生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就从美国秘密的到了香港，然后就把一些李宗仁先生收藏的字画，文物带到香港来，然后就交给了我父亲，然后由我父亲带到北京。

　　薛建华：

　　周恩来就委托他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就鉴定地看一下，看完以后专家说哪里是真的古董，大部分是赝品，假的比较多，或者是仿制的，真正的价值就值三千美元，后来总理那算了吧，不要说三千美元，我们就给他三万美元支票，那么这个事情就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说哎呀这是人家投石问路啊，他说11万美元，我们给12万美元，后来总理说还是主席高明，后来就给了一个12万美元的支票就汇到香港的帐户。

　　宋堃：

	宋昆

　　因为李先生这么一种试探，如果我们做反应不强烈不积极，这个对李先生会有影响，而且事实上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给李先生在海外生活有一笔经费.

　　薛建华：

　　李宗仁他拿到12万美元之后，其实他心里也清楚，他知道那个肯定不值11万美元，他周围也有些高人，他拿到12万美元他认为祖国，共产党是认可他的，至少是对他还是，怎么说呢，还是接受的，对他下一步要真正实施他回归祖国大陆这个进程他就坚定了信心。

　　回归祖国的决心在李宗仁心里更加坚定了，但是，不曾料想的是，迎接他的是一条充满生死危情的归国路，而且这条路一走就是漫长的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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