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

　　今天，只要提及西南联大，人们就会说出一长串的名字，因为新中国的许多科学家、院士都出自西南联大的门下，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所战时草创的大学，究竟凭借什么，能在短短九年时间里，结出了如此硕果呢？

　　解说：

　　在动荡中求生存的高等教育，面临的必定是同祖国一样的命运。1940年，在日军凌厉的进攻下，中国战场丢掉了越来越多的土地，越南的失陷，日军切断了战时中国唯一的海上运输通道，中国后方为之震动。对于西南联大的负责人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战争的威胁一刻也没有离开，而办学的物质条件又极其匮乏。

　　同期：沈克琦

	沈克琦

　　好在我们几位校领导，几位校长都是教育家。这些人都深懂教育，深知培养学生、培养人才需要什么。因此在西南联大刚宣布要成立，8月20几号教育部才正式宣布成立西南联大，九月份开临时大学第一次校务委员会，就决定要成立一个图书设计委员会，就是规划怎么能够购买图书，解决图书问题。又成立了一个仪器设备、设计委员会。

　　解说：

　　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馆里，我们查到了关于这次会议的原始文件，这是一份用铅笔所作的记录，主要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如何解决战时图书设备的问题。说到图书，我们不禁想起在1935年的那个冬夜，清华大学出于对时局的考虑，从北平偷偷运到武汉的那批珍贵的图书，此刻究竟流落在了何方？

　　同期：唐绍明

　　原来计划这些书是要运到长沙的，可这时一看这个战局不是很快会结束。日本在进攻，武汉行将不保。因此那时决定再西撤，政府撤到重庆，那么，临时大学，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建立的临时大学就迁往昆明。学校当局就派我父亲和一位董树屏先生，一共四个人，去汉口接应这批图书和仪器，想把它运到西南去。

　　解说：

　　1938年的春天，这批书从武汉坐船运到了宜昌，就准备进三峡了。而此时，迫于中国战场的形势，大量人口开始西迁。湖北宜昌，是扼守长江的重要门户，一夜之间，西迁的移民和物资就把这座古镇撑得爆满。

　　同期：唐绍明

　　可那个时候，宜昌已经是一个瓶颈，怎么说呢，因为国民政府要搬家，机关人员要撤退，往那边撤。上海、江浙一带的工厂、工业、厂房设备要往那边撤，更多的是难民潮，汹涌而去，因此一下堵在那儿，成了个瓶口。而这时候，日本飞机不断的轰炸，情况很危急、很困难。这个事情多亏民生公司的经理卢作孚，他的运筹策划，做了很多工作，这个事情当时被称为东方的“敦克尔克”。

　　解说：

　　长江三峡号称“鬼门关”，大型船只不能通航，必须换成小型船只，所以速度非常慢。头顶着敌机的密集轰炸，长江纤夫以血肉之躯，一步一步拉着船只前行，在这次大迁徙中，数百名船夫倒在了弹火硝烟中。

　　同期：唐绍明

	唐绍明

　　走不了了，书箱都卸下来了，就在码头上放着，就准备等船，排队吧，什么时候有船什么时候走，于是他成天就穿上个雨衣，带上一个工具箱，一个工具袋，拿着钉锤，巡视、检查、遮盖、加固。整天就在那巡视，还得不断地躲避飞机，还随时要逃难，在那儿足足等了四个月。

　　解说：

　　这批书终于越过三峡，到达了重庆。然而，在日军轰炸重庆时，又遭到北碚大火的毁坏，几经坎坷，来到昆明时的书籍已不足原来的十分之一。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战时的联合办学，使中国高等教育的济济人才得以在昆明汇聚一堂。

　　同期：沈克琦

　　本来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学校就是办得比较好的学校。在国内是办得比较好的学校。师资阵容就比较强，合到一块儿以后呢，（三校）加到一块儿，教授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是全国少有的。我曾经看过一下，因为写西南联大校史，我参与工作，调查一下，西南联大的教授大多数都是出自欧美的名校，比如说，美国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等等，英国的名校，牛津、剑桥这些学校，还有德国的柏林大学，这些老师都是在这些名校拿的学位，有的是博士学位，回来的。

　　解说：

　　这是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其中既有国学大师陈寅恪、哲学家汤用彤、经济学家陈岱孙、社会学家潘光旦、物理学家吴有训、叶企孙这些久负盛名的学者；又有吴大猷、费孝通、华罗庚这样一批在战火中回到祖国的年轻学者；在西南联大条件最简陋的实验室里，却工作着中国最负盛名的老师。西南边陲，因为有了这样一批文化的守望者而孕育着希望。

	申泮文

　　同期：申泮文

　　这些老教授呢，他们的文化水平、道德水平，为人师表，不说出来，自然就表现，就感染学生了，所以梅贻琦说：“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第一个优点，就在于大师云集，老师好。

　　解说：

　　联大学生无疑是幸运的，在战时的中国，能够拥有中国最著名的三所高校的师资，领受到这样一份精神与学术的双重熏陶。

　　同期：李曦沐

	李曦沐

　　教基础课的老师，都是名教授。像政治学概论，张奚若老师教的，经济学概论，教的是陈岱孙老师，哲学概论是贺麟老师，都是名师教基础课。

　　解说：

　　粗略地统计，西南联大前后九年间，有300多教授先后在此任教。北大、清华、南开这三条在不同河流里行驶的船组成的联合舰队，在荆棘丛生的特殊历史时期，又将怎样面对未来？

　　联大的三位当家人，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原定每人轮流任两年主席。因为张、蒋两位均在重庆另外任职，实际上，清华校长梅贻琦一直主管学校的日常事务。

　　同期：申泮文

　　张伯苓也特别推荐他（梅贻琦），我们自己不去。一个是他（梅贻琦）的为人，一个是他的工作能力，一个是他对高等教育的学识，都是高水平的。所以他才能领导这样一个学校，你想，这么多的老师，这么些教授，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脾气呀，校长能把各式各样的人都弄好，一起团结合作，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首先是团结人的工作。尊师重教，这个能够做到，很了不起。

　　解说：

　　三位常委中，梅贻琦最为年轻，时年四十八岁。他因为处事公正，负责，而受到教授广泛的尊重。而他常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吾从众”。

　　同期：宗璞

	宗璞

　　校务常务委员会主要的管事的是梅贻琦先生，什么事情，大的事情，都由教授会来决定。教授会议这个做法是清华的传统，这是种民主，对团结有个保证。——比如我父亲在清华担任了18年的文学院的院长，这个18年的文学院的院长，并不是上头派的，是教授会推选的。两年选一次，两年还选他，两年还选他，教授会推选的。我想要保证团结就是要民主。

　　解说：

　　“教授治校”的民主传统，不仅体现了对高级知识分子人格的充分尊重，也最大程度的实现了他们对教育事业的参与。

　　解说：

　　在日军侵占大半个中国并进逼大西南的时侯，对于这批知识分子来说，安定的学术环境并不存在，但人才的培养不能中断。

　　1939年，北大和清华的文科研究所相继恢复招生，地址就在昆明北郊龙泉镇。同时，在西郊的大普吉，清华建立了五个特种研究所，进行针对性的科学研究。

	民居“一颗印”

　　就是在冯友兰居住的那座破败的弥陀寺厢房里，在费孝通栖身的呈贡县城的魁星阁中，在闻一多租住的传统民居“一颗印”的院落里，在躲避轰炸与忍受饥饿的时候，联大的教授们怀着以文化化解苦难的心情，殚精竭虑的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这期间，许多人的研究发生了转向。

　　同期：郑克晟

　　他对清史确实有兴趣，同时他的造诣非常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和当时抗战有关系。当时日本人侵占东三省，后来是东四省，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可是当时海内外学者对这个并不特别清楚。特别是对“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个一直不是特别清楚，我父亲他那个时候，写得一些文章，都是侧重于这个，“满汉蒙无论从血种、民族都是一家人，都是中华的一个民族。”

　　解说：

　　就在郑天挺，这位著名的清史专家写作《清史探微》的时候，冯友兰正栖身于司家营那座破败的寺庙里，撰写他的哲学著作《贞元六书》。

　　同期：宗璞

	菜油灯

　　城里是有电灯的，后来因为跑警报，搬到乡下，有的时候有煤油，就用煤油灯，那个还可以。有时候，没有煤油，就用菜油灯，菜油灯是一个小碟子，放在一个木架子上，很好看的，点上两根灯草，如果浪费一点，就点三根灯草。我父亲常常伏案写作，就在菜油灯下，夜晚写作得很晚，也不洗脸了，早晨起来呢，第二天看见呢，脸上都是黑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了他的《贞元六书》，凝聚了他对国家、民族的这种深厚的感情。

　　解说：

　　《贞元六书》开始于1937年抗战爆发之时，完成于1946年抗战胜利北返之际。在总序中，冯友兰这样写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

　　同期：宗璞

　　说明他（我父亲）是要把这些书是为建设国家来添一砖一瓦。虽然他说他的哲学是最哲学的哲学，而他的哲学，他又总是牵扯、关心到国家、民族的命运。

　　解说：

　　此刻，个人的学术研究已经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在思想的王国里，不论是史学家运用史料的严谨，还是哲学家以形而上的纯粹，都希望为灾难的中国寻找文化的脉络，探寻可能的出路。

　　解说：

　　联大在昆明时期，许多学科因为条件有限，只能因陋就简的作一些工作。而对于社会学、植物学来说，云南是一片广阔的土地，不仅接纳了他们，也成就了他们的事业。

　　同期：吴征镒

	吴征镒

　　我非常惊异，在昆明周围的一个县里，还不是现在的大昆明市，有2000多种植物，差不多跟河北省一（个）省的丰富程度差不多。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又回到昆明接着做植物工作几十年的一个根本原因。

　　解说：

　　这一点让风尘仆仆的吴征镒兴奋不已，也让他与昆明这座城市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昆明从此成为他学术道路上一个新的起点。

　　解说：

　　20世纪40年代，云南因为战争的缘故，地理位置显得重要起来。当时云南要修一条石佛铁路，正是这条铁路的修建引出了一次重要的社会学的活动。

　　同期：梁吉生

　　石佛铁路，要调查石佛铁路沿线的社会情况、民族风情、经济发展的情况。它就需要学术机关来承担这个事情。南开认为这是南开直接为云南人民服务的一个机会，因此承揽了这个工作，就成立了边疆人文研究室。主要是调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社会情况，他的经济状况，民族风情，这个工作，这对促进边疆的发展，边疆少数民族的团结和融合，起了很好的作用。

　　解说：

　　1942年6月，南开大学根据实际条件，成立了边疆人文研究室，著名的人类学家陶云奎先生担任研究室主任。

　　同期：梁吉生

　　当时的云南的边疆，可不是我们现在去的什么西双版纳、丽江，这样风景优美的。当时是非常的艰难的。调查人员如果不跟一个马帮相结伴，或是不雇用当地的军人护送，就不可能深入到那个地方去。土匪、野兽非常多。第二，当时的医疗条件，瘴气和流行病很多，如果没有一种忘我的学术献身精神，没有一种为云南人民服务的精神，很多的科学工作者是望而生畏的。

　　解说：

　　当时的昆明，聚集了多位著名的社会学家，陈序经、费孝通、吴文藻、陈达。在1940年的前后，这些人类学、社会学研究者，已经深入到边疆地区开展调查，中国许多成功的社会学模式的探索，就是这样起步的。

　　边疆人文一成立，陶云奎等人就投入到边疆地区的考察之中，近距离的接触到了少数民族。写出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学术文章。不久，又创办了学术刊物《边疆人文》。

　　同期：梁吉生

	梁吉生

　　《边疆人文》那个刊物，是一个32 开大小，是那个绵纸油印的一个薄薄的本子，是这些工作人员，是陶云奎、冯文潜、邢公畹这些先生，他们这些人在菜油灯下，刻钢板刻出来的。是这样的。这个反映了当时的学人非常好的一种学术敬业精神。这里头发表了许多著名的学者的文章，包括闻一多的《说鱼》，包括其他的一些，像罗常培呀，等等一些人的重要文章，都是在这儿发表的，它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资料。

　　解说：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边疆人文》油印了三刊三卷。18期。这些用西南地区最廉价的毛边纸装订成的刊物，保留下了抗战期间闪烁着科学光芒的学术成果。

　　1944年，《边疆人文》登出一则启事，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陶云奎因为在考察中感染热带病离开了人世。

　　解说：

　　今天，我们没有找到陶云逵先生的照片，只有那些悼文中点滴的回忆构成他模糊的背影，在冯文潜先生的日记里，记录下了他人生最后的时光。作为边疆人文研究室的筹划人和积极推动人之一，冯文潜参与并见证了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全过程。

　　同期：冯承柏

　　我父亲的日记上那点儿记得很生动，陶云奎本来是生命力旺盛的人。希望在事业上多做些事儿，可是那么年轻，我估计30出头，多一点，就撒手而去。强烈的求生欲望，我父亲的日记上都有记载，那是非常的惨，做学问非常投入，学术上非常有成就，那肯定是南开大学的一个社会学家。

　　解说：

　　众所周知的是，西南联大是新中国科学家的起步之所，一批年轻的学人就是从这个外形简陋而内在深厚的西南一隅起步，开始日后不同凡响的人生轨迹。

　　同期：任继愈

	任继愈

　　有个总的动力，就是爱国主义。“我们不能当亡国奴”。我们国家一定打胜日本，有个共同的信念。历史系的钱穆教授写的《国史大纲》就是在那时出版，扉页上写的是，把它“献给前线抗日的百万将士”，他不是献给他的爱人、朋友，什么的。汤用彤先生的书也是那个时候出版的，《中国佛教史》，这些书都是学术价值很高的，直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以后，还是受到重视，并没有过时。可见北大、清华，包括南开，这三个学校有个好传统，学术的底子也比较厚，这些老师们，实心实意地作学问，拿生命来投入做学问的。

　　解说：

　　今天，透过人们对西南联大的各种叙述，我们发现了一份梅贻琦写于1940年的文章，这是他在“为清华服务25周年公祝会”上的答词，他说：“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他的责任，虽然此时使人有漫漫长夜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才能向同仁校友敢告无罪，”这是其内心深处的告白，唯有在此种场合可以真诚地说出来。

　　梅贻琦是勇敢的，又是谦逊的。他没有说，在他驾驶的这艘船上，有着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群体；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在风雨飘摇的祖国，他的这艘船留下了那样一条清晰的航线，使得早已完成使命的西南联大，倍获殊荣，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还被人们屡屡提及。

　　西南联大时期的部分成果：

　　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汤用彤 《中国佛教史》

　　钱穆 《国史大纲》

　　郑天挺 《清史探微》

　　冯友兰 《贞元六书》

　　金岳霖 《知识论》、《论道》

　　陈序经 《文化学系统》

　　吴征镒 《滇南草本集》

　　潘光旦 《优生原理》、《性心理学》（著译）

　　罗庸 《鸭池十讲》

　　朱自清 《诗言志辨》、《经典常谈》、《新诗杂谈》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

　　冯至 《歌德论述》、《杜甫传》

　　沈从文 《湘西》、《长河》

　　华罗庚 《堆垒素数论》

　　吴大猷 《多原子分子的机构及其振动光谱

　　周培源 湍流理论

责编：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