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

　　1938年的秋天，伴随着日本飞机在昆明投下第一颗炸弹，昆明从此不再宁静。刚刚落脚昆明的联大师生在炮火的洗礼中，拉开了战时昆明生活的篇章。

　　解说：

	日军空袭

　　在日本飞机空袭最频繁的时候，为着安全，联大教授携家带口疏散到昆明郊外各处。

　　同期：张友仁

　　后来因为飞机经常轰炸，昆明城里住不下去了,就搬到昆明城北边十里地的岗头村，在那个村上盖起一个北大的临时宿舍。土墙，两排茅草屋，没有玻璃，窗户上糊着纸，有的教授连纸也没有，拿些教授做留学生时的试卷贴在窗户上，我看，留学生的考试卷儿。

　　解说：

　　更多的教授是租用农民的房子。一个时期，在昆明城西北郊20多里的龙泉镇，聚集了一大批联大的教授，散落在龙院村、司家营、麦地村、大河埂这些村落里。清华图书馆的唐冠芳先生一家也搬到了龙院村，让少年唐绍明兴奋的是，他的邻居是梅贻琦校长。

　　同期：唐绍明

	唐绍明

　　这个事情在思想上当时还是有很大震动的。校长对我们来说，距离还是很远的，很高的。在清华园的时候，是住在甲所，很漂亮的。我们的房子也还行，但还是有距离的。没想到，我们成了邻居了。大家成了邻居了。

　　解说：

　　战争迫使人们远离尘嚣，也使人们彼此间拉近了距离。

　　同期：唐绍明

　　有一天我们家中午吃饭，吃完饭，我母亲照常规的收拾收拾桌椅，扫扫地，谁知正在这时候，听见楼下的梅家的三姑娘在喊：“唐太太，你别扫地了，我们在吃饭。”原来，楼板非常稀疏，上面走不但震，上面扫地还会从缝里漏下去。等于撒了胡椒面了。

　　解说：

　　躲到乡下的人们，体味着生活的艰辛，也感到久违的一点平静。在昆明城里，日本飞机一如既往地光顾着。

　　同期：闻立雕

　　这有一天，敌机又来轰炸，华罗庚一家躲的那个防空洞震塌了，把华先生几乎大半身都埋在土里，爆炸之后，土特别瓷实，空气的压力把疏松的土压得特别瓷实，华先生在里面，大家很快来救他，但是不能用工具，弄不好铲住他的胳膊了，腿了，只能拿手抠，手抠了半天，才能把华先生救出来。不能住了，赶快找房搬家。

　　解说：

　　华罗庚开始奔波在昆明郊区的村落里，在昆明城的住户纷纷外迁的时候，郊区民房已经变得供不应求。这一天，在陈家营，华罗庚偶然遇到了闻一多。他也刚刚搬到这里不久。

	闻立雕

　　同期：闻立雕

　　华先生来到周围的农村找房子的时候， 碰到我父亲了。我父亲说，这样吧，先到我们家，跟我一块住吧。——怎么办呢？我们就中间拉了个帘子。他们住在里头，我们住在外头。刚好我就在那儿住着，每次进去，都要经过 。

　　解说：

　　就这样，闻一多八口之家与华罗庚五口之家在这不足15平方米的房子里开始了共同的生活。

　　同期：闻立雕

　　那个房子条件也不好，是农村的房子，当时在昆明附近一般的房子是两层，底下是牲口圈，放草，养牛马，养猪。楼上住人，我们就住在这个楼上，后来华罗庚给人家介绍，牛羊在底下蹭痒痒，都能感到。

　　解说：

　　隔帘而居的生活持续了半年之久。那段时间，闻一多沉浸在考古文字的研究中，而华罗庚正在进行他最重要的著作《堆垒素数论》的写作。素来并无交往的数学家和文学家共同营造了一种芬芳而苦涩的学术氛围。几年后，闻一多遇难，数学家华罗庚用诗的语言回忆自己的诗人朋友，“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西考古布东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解说：

　　和联大教师一起向郊外疏散的，还有联大的许多研究机构。清华文科研究所、北大文科研究所相继搬到昆明北郊龙泉镇。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昆明郊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两个文化中心，在东郊区是龙泉镇，在西郊区是大普吉。这个文化中心当然不同于我们今天的概念，虽然文化人云集，却地处穷乡僻壤。文化娱乐，也只是难得的放一部科教片，带来一阵短暂的欢快。

　　同期：唐绍明

　　在村子北头的打谷场上，搭了一块布幔，就开始放电影了，我们搬了小椅子来看，反正也就二三十人，大人小孩都看，一放，傻了眼了，为什么呢，英文的，谁也不懂，后来也不知哪位太太，说“把老大找来， 把杨老大找来。”一会儿，杨振宁来了，他是他们家的老大。

　　解说：

　　杨振宁时为联大1941级学生，他的父亲是联大教授杨武之先生。

　　同期：唐绍明

　　还记得，他瘦瘦的，高高的个儿，穿了一件草绿色的、浅绿色的美军夹克，手还插着。他就在旁边给我们讲，演一段，讲一段。讲得清清楚楚。特别是讲水，现在还有印象，讲水有硬水，软水，这和水里的矿物质有关系。有矿物质，肥皂不能溶解，洗衣裳洗不干净。杨太太说，是这样吗，跟旁边的人说，把井水热了再拿肥皂搓啊。大家说对对对。

　　解说：

　　正是这种特殊的局面，使人与人的交往，在战时的昆明郊区，日渐频繁起来。每天的清晨与黄昏，在联大通往郊区的那些乡间小路上，便可以看得见一些学者匆匆而行的背影。

　　同期：唐绍明

　　那时最普遍的一个工具是马车，由梨园村（龙院村）到大西门，一车大概坐七八个人，可能一两毛钱，我记不得了，因为我从来没坐过马车，那时没那么多钱，家里也很困难的。从来没坐过马车。潘光旦先生一条腿，坐过马车，我见过，潘光旦先生住在大河埂，从那里出来，到大石桥，才能坐上马车。

	沈克琦

　　同期：沈克琦

　　周培源先生住在西山，离城10几里路，将近20几里。如果走来上课太费时间，他就养了一匹马，从西山骑马到学校，来了在教室附近就遛一圈马 ，马下下汗，把马拴在树上，进教室上课，一分钟都不会差，就是不会迟到一分钟。

　　解说：

　　1939年暑假之后，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了，大后方的经济开始出现问题，困扰着这批远道而来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工资发不全，另一方面是物价的不断上涨。

　　同期：唐绍明

　　我记得我父亲那时候，常常隔一段，就把我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拉到身边，看看我们，脸都是白刷刷的，说“面有菜色，面有菜色。”然后就叫我母亲买点肉吧，改善改善生活。

　　同期：闻立雕

　　我们八口之家的生活怎么办？全靠我父亲一个人工作。这个生活就越来越感觉到捉襟见肘，比较困难。我父亲开始的时候就是节约，少花几个钱，生活水平降低，只有这一条路，最初是这么的。我们家到了晋宁的时候，吃面自己磨。我父亲抽纸烟，改成抽自己做的烟丝。等于是抽旱烟。衣服不买新的，大孩子穿完小孩子穿。最后成了破布，撕了之后做鞋衬子。

　　解说：

　　教师有积蓄尚且如此，学生身无分文，主要依靠政府发给的救济金维持生计和学业。

　　同期：李曦沐

　　学校发的贷金，发给学生，学生自己组织膳团办伙食，这个钱只够吃两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饭。早饭是没有的。这还是同学自己到外地去买粮食买菜，这样才办起来的。早饭没有，像我这样的，完全和家里断绝联系了，一个钱没有，还没有做家庭教师之前，我一个钱没有，早晨就没有饭吃。喝一碗水，上四堂课，像我这样的就不止我一个。相当一部分人是这样的。

　　解说：

　　或许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昆明特有的气候,温暖湿润，减少了许多麻烦。

　　同期：沈克琦

　　昆明四季如春。这一点帮了大家很大的忙，我就是只有一件毛衣，没有棉衣。1936年上高一的时候，做了一套呢制服，一直穿到毕业，1936年高中毕业一直穿到1943年（大学）毕业回家，呢制服比一般衣服暖和一点，没买过席子，好在四季如春，再热的天气到晚上就凉下来了。

　　解说：

　　解决生活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越来越多的同学想尽办法寻求工作的机会。甚至不得已先休学，到外县打工谋求生路。

　　同期：李曦沐

	李曦沐

　　很多人都在外面兼职。做什么的都有，可以说。女同学有做护士的，做护工，给洗那个脏的东西，有的大夫不忍心让他们做这个护士工作，男同学，卖报的，有在邮局工作的，当家庭教师的，甚至于有放午炮的，什么叫放午炮呢？昆明的城楼上，中午12点要放炮，起一个标准钟的作用。放午炮的都是联大的同学，那么大量的是做教师，教师有时候找不到啊。比较好的机会是做教师。

　　解说：

　　当学生想方设法地寻找生计时，拖家带口的教师正逐步地陷入贫困的境地，昆明物价水平的上涨，仅次于位居首位的贵阳。

　　同期：任继愈

　　物价涨了，工资是固定的，添不饱肚子，发点儿实物，补充物价的涨，先解决吃饭的问题。每月发一次，与工资一起发，发的米比较粗，碾一碾。游国恩替余冠英，还有几个人和在一块，要下乡，我给带回去吧，雇了个挑夫挑，过城门的时候，一辆卡车经过，把游国恩和挑夫冲到两边去了，汽车一过，有一些尘土，汽车过去了，找不着那个挑夫了。游国恩空手就回去了。

　　同期：张友仁

　　有一天我做学生膳团的监厨，带着厨工一起去买菜。膳团的钱，该买就买回来了。这是吴晗先生，我亲眼看见的一次，绕了一圈，什么也没买，他指指空菜篮，菜还是挺贵的。吴大猷，上课带来一根秤，就放在讲台底下，准备下了课去买菜。拿那个秤幺一幺，免得受骗。好几家的米都没有了。

　　同期：闻立雕

　　陈家营是我们家生活的最谷底，深谷之底。那个时候吃什么，吃豆腐渣，长年没有油，没有肉，最好是吃点豆腐渣，吃豆腐时，跟我们说，这个营养最大，你们要吃白肉，你们就要吃白肉。最困难的时候，连菜都没有，很少。云南盛产红辣椒，晒干了，烤的焦黄焦黄的，下饭，腌咸菜。

　　解说：

　　即便如此，仍然不能保证基本的生活。许多人家开始靠典当维持生活。

　　同期：闻立雕

　　不到实在没有辙的时候，不会动他的书。最后怎么办呢？ 日子不能过了。节约不能增加收入，吃差一点，大衣不穿，帽子不戴，最后卖书。

　　解说：

　　终于，在1941年的12月，西南联大的54位知名教授联名发起了一封信,共同为难以为继的生活寻求帮助。

　　同期：李曦沐

　　当时呢，有54位教授，像张奚若等，都列名的，给教育部写报告，生活困难，“始以积蓄补贴，拿我们过去的积蓄补贴。继以典质接济，积蓄没有了，把东西当了，终以告贷。最后的话，东西都当光了，借钱没地方可借。”要求改善生活。后来稍有改善，杯水车薪，根本不行。

　　解说：

　　这时候，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42年，教育部决定给大学里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放一笔“特别办公费”。在极度窘迫的生活中，这无异于雪中送炭。然而，联大25位兼任行政职务的名教授却联名致函校领导，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最终拒绝了这项特别补助。

　　解说：

　　在过去的四年里，昆明的天空失去了原有的美丽与宁静，蛰居在乡下的人们已经熟悉了那些呼啸而来，凌厉投弹的日军飞机了。仰望天空的姿势，带着一点漠然。而这一天，兴奋却长久地刺激着他们。

　　同期：冯承柏

　　最精彩的一次是我们有一次在山顶上，当时我觉得就是最多的架数，日本飞机27架，它是编队来的，三三三、三三三的编队，——当时呢，美国飞机就是穿梭，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日本飞机始终保持队形。可是一会儿你就看到，啪，掉下来一架，——那一次打下七架。我的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一次以后，日本飞机再也不敢来了。它伤得太厉害了。

　　解说：

　　让日军闻风丧胆的是美国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从1941年开始，“飞虎队”在中国的上空作战数百次，成为令日军胆寒的“空中猛虎”，而这一次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使日本飞机最终从昆明上空销声匿迹了。时间是1943年的秋天。此后，联大教师陆续搬回到城里居住，但是中国战场的情况并不让人乐观。1944年，中国军队在战场上一溃千里，大批外来人口又一次涌入昆明，人口的激增导致了昆明城物价的再次飞涨。

　　同期：张友仁

　　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唐家花园，还有个花园，已经几十年荒废了。他们在那儿开荒种地，把花园改成菜园。生物系主任李继侗当种菜组组长，生物系有个讲师沈同的，当他的助理。所有的教授就出力，劳动呀，浇水呀，这样，昆明的天气非常温和，一种，菜倒长得挺好。做自己的伙食吃。

　　解说：

	梅贻琦夫妇

　　在那个艰难时期，连联大常委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也走上街头，推销自己制作的点心。

　　同期：李曦沐

　　梅校长，梅贻琦，他都有困难。他的夫人，与另外两位名教授的夫人，袁复礼教授夫人，潘光旦教授夫人，共同作了一种点心，送到冠生园去寄卖。这种点心她们起个名字叫定胜糕，表示抗战一定胜利。我们校长家里都困难到这种程度。靠夫人作点心寄卖。

　　同期：宗璞

　　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每一位先生都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他的家。她们身上都表现出中国妇女的美德，最柔软的、也是最坚韧的品性。就像孟子说的几句话，“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在这些人的身上，我觉得是表现出来了。

　　解说：

　　抗战胜利的前夕，也是人们贫困的边缘。

　　同期：张祖道

	张祖道

　　就在1945年的三月，几乎有30多个老师，就是云南大学的、西南联大的，贴出一个什么声明呢？ 里边有朱自请、闻一多，他说：“我们现在受人家的邀请，去写稿子、讲演干什么，给的那个稿酬，微薄得很。他说，现在我们已经供不应求了。我们也不要多了，他的意思，一千字的稿费要一斗米吧。”一斗米是三斤，是老秤，按现在的新秤是四五斤吧。可见老师们这样，并不是我要钱，而是我要活。

　　解说：

　　一份广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的奇特之处在于，发广告的是闻一多教授，而为这份广告联名推荐的是十几位教授，其中包括梅贻琦、蒋梦麟两位常委。或许闻一多从来没有想到过，刻印作为文人的一种雅趣，在此时竟然成为一家老小谋生的重要手段。

　　同期：闻立雕

　　就像吴晗说得，图章太多了，他也着急，怕刻不完，太少也着急，怕没饭吃。有，就能保证一天的生活。后来我们家三分之二的生活，一个月20天的生活，都是靠我父亲，就是靠这个。占到了2/3。一个月20天的生活就是靠这个。

　　解说：

	闻一多雕像

　　这枚印是1946年6月30日，闻一多为当时联大中文系的学生张怀瑾所刻，仅仅在半个月后，闻一多先生就遇害，这枚印也就成了永远的一个纪念。

　　解说：

　　然而，形势又让人生出希望与渴盼，1943年，在欧洲，盟军已经开始反攻，1944年，在太平洋，美国对日本的宣战使敌我力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胜利已经有一线曙光，正是这点微亮支持着人们熬过去，挺过去，这无法预测的未来，让人们倾注了多少热切的心血？

责编：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