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仍然有人为科学而奋斗。当年，吴大猷先生的物理实验室就设在永丰寺，大型色谱仪边躺着他重病的太太。

　　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装出这么一件仪器来，吴大猷自己也说，这恐怕在世界上找不出第二台，这个色谱仪就装在他卧室的旁边一个屋子里头，他卧室里躺着他重病的太太，学生看了以后都很感动。

　　西南联大物理系培养出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了著名的专家学者，他们一辈子都在感激自己的恩师。

　　说起西南联大，有两个人是无法越过的，他们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

　　深秋的一个中午，一位中学生模样的少年，踏进了永丰寺的山门，正在整理书籍的吴大猷，看完他带来的介绍信才知道，这位满脸稚气的学生叫李政道。

　　来自贵州湄潭的李政道，已是浙江大学一年级学生。他中途转学，投奔联大，是出于对吴先生学术名望的仰慕。吴大猷递给他一本书，试他的解题能力，不料李政道连破数道难关，让一旁的老师惊讶不已，吴大猷自认发现了一名物理奇才。

　　从上海到昆明，一路求学的李政道，用了三年时间才走完这漫长的流亡之旅。李振道感慨：在战争带来的残酷现实中，命运之舟，被狂风裹挟着前进，至于走向何方，谁也顾不上去想，更无法预测。

　　三年的残酷景象对于李政道来说是刻骨铭心的。1937年，不满16岁的李振道流落到贵州一家茶楼当差。他说“当时日本飞机每隔三四个钟点来一次，茶馆的人都要到城外防空洞去，我就跟那个茶馆老板说我来给你打扫茶馆，你不用管，你只管逃跑隐退，一切由我负责。我唯一的要求是人家吃剩的东西让我吃。老板听了很高兴，后来其他茶馆的老板也让我来打扫，我的生活就是靠冒死为别人打扫茶馆来维持。

　　贵州有句话叫“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贵州地形险峻，行路危险，当时乘车来贵州的人们，经过娄山关、吊石台，七十二道拐时，据说下面掉下去的车不少，很多人因此丧命。西去贵州遵义的路上，急于到浙江大学读书的李政道托人帮忙，坐上了一辆免费邮车。开到半路，在翻越一道山梁时出事了。

　　车后的一个轮子飞掉，因为车上有些棍子，像窗户一样，向李政道脸上打过来，很快就被打昏过去。醒来时，车子已经翻在沟里。他一个人躺着，脸已经完全肿了。

　　谁也无法说清楚西迁路上的经历，对这位上海滩的富家子弟产生了多大影响，只知道这位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对人生有一种特别的体验。

　　和许多后方城市一样，春城的上空也不宁静。

　　一有空袭警报大家都纷纷拿着贵重的东西躲防空洞，做衣服的师傅，扛着缝纫机跑，老板的货搬不走，就带着账本跑，教授们带着书稿跑，如汤用彤带着禅与佛教史的稿子跑；金岳霖带着《论道》和《知识论》跑。

　　一天，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将梅贻琦校长的办公室连同旁边的一幢宿舍都震塌了。生与死对于书斋中的联大人来说，仅在咫尺之间。

　　华罗庚一家出事了，炸弹炸到他们家里，幸好华罗庚当时在防空洞不在家里。但是防空洞也被震塌了，把华罗庚埋了大半截。

　　“投弹百余枚，雾烟大起，火光迸铄，响震山谷，较上两次惨重多多”，吴宓教授将这天的惨状写在了日记里。

　　炸弹炸过的土由于空气的压缩，特别紧，一时不好刨，也不能用工具，最后大家硬是用手抠，把华罗庚救出来了。然而他们已经无家可归了。

　　正当这位数学教授，为一家人的去处犯愁的时候，诗人学者闻一多伸出了援助的手。

　　闻一多跟华罗庚同样是清华的教授，但是过去因为华罗庚搞数学，闻一多搞文学，两个人没有什么往来，但是看到这么种情况，闻一多答应了：就住我们家吧。

　　陈家营，昆明郊外的一个小村子，一年前，闻家八口住进了村东头的一间院落。自打华罗庚一家六口来此落脚后，三间平房更显拥挤。

　　闻一多先生教书之余，便挂牌治印，这份“金石润例”上面三位校长和诸多学者的联合签名，是这批教育精英们“以文化战胜苦难”的人生写照。

　　从1941年秋天起，人们明显发现跑警报的日子少了，一架架涂着鲨鱼巨齿的飞机随陈纳德将军进驻昆明机场。

　　美军来昆明参战了！当时，需要很多翻译员，于是就跟学校商量，要征募一批翻译员，学校先是很为难，不过国家的大事是最重要的，所以就征调了三年级、四年级的学生。

　　为了配合盟军作战，西南联大先后有八百学生投笔从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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