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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非典"心理阴影

央视国际 (2003年08月22日 13:37)

  主持人:当一名心理医生走进“非典”隔离病区的时候,他除了面对SARS病毒之外,还将面临什么样的问题?而首次面对媒体的两位刚刚出院的康复者,他们又有着什么样的特殊的心理感受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出“非典”心理阴影》。

  解说:眼前的这位姑娘名叫张海英,毕业于清华大学,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双学位学士,刚被分配到北京一家机关工作,然而正当美好的生活刚刚开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降临在她头上。

  张海英:我就4月9号的时候,突然就发烧了,根本就控制不住的直哆嗦,然后操作电脑的时候,那个手也是哆嗦的,推自行车的时候,连上车的力气,你都觉得没有了,然后我就打车回来,然后一回家以后,盖上被子,一量体温就已经三十九度多了。

  解说:和小张一样,李先生的病情也来的异常突然。

  李先生:就是浑身难受,没劲,有点发烧,我说身体怎么不舒服呀,就上那个洗浴,我说蒸蒸桑拿去,蒸完了也没觉得怎么样,晚上就开始发烧。

  解说:当小张和李先生纷纷被确诊为“非典”患者的时候,社会上也在以极快的速度流传着关于“非典”的恐怖消息,一时间人心惶惶,心理恐惧达到了极点。

  记者:得知自己是非典,你心里是怎么想?害怕吗?

  张:说不害怕是假的,当时社会上传的很厉害,就说得上就死啊,或者说治不好啊,因为我知道没有专门治非典的药,而且它根本就没有专门治非典的药,因为我在里面住院几天我也发现了,就说没有人去告诉你说,这是治非典的不是,他是说你有什么症状,我就给你开什么药,是这样,所以刚开始也挺害怕的。

  解说:面对“非典”小张却无法不使自己担心,她甚至想到了最坏的打算。

  张:万一治不好只能是死了,真的,我真的想过了,我记得护士给我盖了三层被子,我都冻的哆嗦的那种感觉,就抱在被子里面就哆嗦,就那样,然后后来发烧以后,就给我打退烧药,退烧药,然后就上强激素,挂了一天点滴就开始拉肚子,拉肚子就是那种,就是记不清的那种拉肚子,非常非常厉害,然后就是晚上根本没法睡觉,然后就是拉肚子,拉完肚子以后,就开始咳嗽,咳嗽完就觉得憋气,就这一段就觉得憋气,呼吸困难,喘不上来气,当时我就是一是害怕,第二比较紧张,然后第三就觉得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治这个病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问医生,我说你们能不能治,我当时就记得特别清楚,我就说你们能不能治,我说你们是不是医生,为什么我越治越差,然后医生说这个病就是这样的,就是它这个发展过程就是这样,你只能等着。

  解说:就在北京市第一批像小张和李先生这样被送进“非典”隔离病区的时候,大批的医护人员也纷纷开赴“前线”,其中北京安定医院的向应强大夫作为心理医生被派驻到“非典”定点医院的北京长辛店医院。

  记者:第一次接触他们的时候,感觉他们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

  向:在第一次的时候,我看这些患者,绝大部分患者,大概90%左右的患者,对这个病还是比较焦虑,还是担心害怕,因为刚刚SARS流行初期的话,大家把SARS看成是那个,感染上SARS的话,基本上就跟死亡啊,就很接近了,他们出现那种反应也是很正常的反应,很正常的反应。

  解说:住在医院的小张,身体和精神已经达到了承受的极限。

  张:可能是这个病闹的吧,我到最后真的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每天要报告体温,一天要量四次体温,我连那个体温表甩下去的力气都没有。

  我平时就是在运动会上,我是推铅球的,所以我右手的力气应该是比较大,但是当时我拿那暖瓶我根本就拿不起来,然后我喝水的话,我把杯子放在旁边,我拿那个勺子去挖完水以后,把它转过来,倒在嘴里,就是那样。

  记者:那个时候就会处在一种孤立无援,心里一点依靠都没有

  张:对,当时唯一的依靠就是打电话,因为当时我父亲也已经住院,父亲和母亲都住院了,然后只是给我叔叔打电话,给我弟弟打电话,然后给我叔叔打电话,基本上一拿起电话来,我就跟我叔叔哭,因为我难受啊,我喘不上来气,我一点气都喘不上来。

  记者:非典SARS病人他在住院的时候处于一种被隔离的状态,那么他是不是非常渴望一种亲情,家人朋友的关怀,得到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安慰?

  向:对对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平常他们都是跟家人在一起,跟同事在一起,可以自由活动,现在突然被隔离起来了,这时非常需要家人的支持,朋友的支持,需要医护人员的支持,也需要出去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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