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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三通》第三集 两岸通商
央视国际 2003年10月03日 17:40
昆曲《牡丹亭》片段 “姹紫嫣红”
这是在中华大地上传唱了已经有400多年的昆曲中最著名的一段唱，《牡丹亭-游园》，唱戏的是江苏昆山一所小学昆曲班的学员。江苏昆山，是中国“百戏之祖”昆曲的发祥地，但知道这一点的人并不多。更多的人知道昆山却是在最近，因为用了不到十年时间，昆山完成了从一个典型的江南农村到全国著名的制造中心的转变，书写了中国城市发展史的新传奇。
而在台湾，它的知名度更高，这是因为在这个不大的昆山城里，台湾1000多家企业在这里投资赚钱，大陆1/10的台资份额在这里云集升值，1万名台企精英们在这里生活立业，这里又被人们称为“小台湾”。
江苏昆山市副市长 汪国桢 ：台湾100大企业中间，在昆山有108家企业上市公司，在大陆投资的前十位，赢利最好的前十位七位在昆山，原来来（投资）的时候可能只有500万（人民币），后来就搞到5000万（人民币），原来来的时候是5000万（人民币），现在搞到1亿多（人民币），说明它对这个地区有信心，说明他在这里有赢利。
顶新集团在台湾原本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企业，1988年他们拿出3000多万元人民币开始投资大陆，没想到的是，他们在大陆红火的生意却从一碗“康师傅”方便面开始的，如今，十几年过去了，顶新集团拥有了120亿人民币的资产总额，在大陆建立了一个食品王国，其产品开始返销台湾。
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滕鸿年：第一碗的“康师傅”方便面，就是在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天津的这个地方所生产的，我们从第一条的生产线，现在经过了将近11年的时间，我们在大陆已经有108条的方便面的生产线，我们一年在方便面的这个领域也已经可以销售到将近65亿包的方便面。
上面提到的昆山和顶新集团，都只是台商投资大陆的一个缩影。在大陆，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地方，如福建的厦门、广东的东莞、上海的浦东，等等，都是台商投资的风水宝地。1979年以后，特别是1987年以来，两岸经贸关系逐步发展，已基本形成以间接贸易和台商投资大陆为主体，包括以兴办实业、科技交流、金融交流、人员培训等为内容的多种形式并存的发展格局；两岸经济关系依存度逐步增强，互利互补的局面正在形成。
国台办经济局局长 何世忠 ：台商到祖国大陆投资方面，这些年来，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截止到2002年底的时候，台商到祖国大陆的投资项目数已经达到了56000多项，合同台资已经达到600多亿美元，实际到资已经达到了300多亿美元。
两岸经贸往来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规模，是祖国大陆一直秉持开放、务实的积极态度，坚定推进两岸经贸发展的结果。早在1979年1月1日《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1月12日，原外贸部负责人就发表谈话指出：“做生意是大家共同的需要，有话好商量。”随后，外贸部门开始积极落实对台贸易的各项措施。
商务部副部长 安民：从我们发出通商号召以后,我们80年赶上一个绝好的机会,就是日本政府当时给我们祖国大陆一个市场物资采购的贷款。当时老外贸部就决定用这笔钱打开对台通商的第一炮,比较响亮的一炮,所以就派了一个庞大的采购团到香港。事先发了广告,欢迎号召台商过来,到香港。你不是不敢进大陆吗？香港没问题，到那儿咱们洽谈。没想到台商来的非常踊跃，在二十七 、八个大品种当中，我们一共采购了将近2亿美元的台湾商品。
此后，原外经贸部开始在广交会期间邀请台商前来洽谈贸易，而随着两岸贸易的快速增长，也带动了投资大陆的台资企业数量、规模和技术含量的增加，广交会又开始接待台资企业参展。从1997年开始，原外经贸部还授权两岸相关团体会同厦门市政府，每年在厦门举办“对台出口商品交易会”。极大地促进了两岸的经贸发展。
在对台贸易管理方面，为了鼓励和规范海峡两岸的民间小额贸易，1993年9月25日，原外经贸部发布了《对台湾地区小额贸易的管理办法》；2000年12月29日，又发布了《对台湾地区贸易管理办法》，起到了维护海峡两岸正常的贸易秩序，促进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的作用。
国台办经济局局长 何世忠：截止到2002年底，两岸贸易的总量，已经达到2600多亿美元，台湾方面取得贸易顺差，1800多亿（美元）虽然我们有这么大的贸易逆差，但是我们认为我们两岸都是骨肉同胞，两岸都是中国人，我们还是继续鼓励两岸贸易继续发展。
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切身福祉、骨肉亲情的体现，也与祖国大陆一系列的积极鼓励措施紧密相关。为了鼓励台商到大陆进行投资与贸易等商务活动，促进两岸的经济技术交流，大陆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规与措施。1988年7月6日，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以法规形式保障台商投资的合法权益，并给予台商较大的优惠和便利。之后，为有效吸引台资，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批准设立了4个台商投资区、4个两岸科技园区和6个农业合作试验区，对台商投资从咨询、投产到产后的全过程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体系，为台资企业提供金融支持、设立台商投诉协调机构、为台商出入境提供方便、成立台资企业协会并制定《管理办法》，等等。正是这些积极措施，使台商投资的环境日趋完善，两岸经贸交流不断发展。
商务部副部长 安民：现在两岸的经贸交流规模，可以这么讲，贸易、劳务合作、投资各个方面，越来越广阔，而且层次越来越高，台湾是我们祖国大陆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进口的市场。
对于两岸经贸发展具有阶段性意义的要算 1994年3月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这是第一部涉台专门法律，它的颁布将台商投资纳入了法制化轨道。
国台办常务副主任 李炳才：实际上我们在贯彻和落实《保护法》和《实施细则》的过程中，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各地的人大和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都根据这个保护法实施细则，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和行政部门的规章。
立法的保障，极大地推进了两岸经贸的发展进程，台商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领域不断深入。为了帮助台商发展，大陆各级政府一方面加大改善投资环境的力度，同时也相继制订了一系列的配套服务措施，为了加强台资企业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联系和沟通，在各地陆续成立了60多家台资企业协会，在台商密集的广东东莞和江苏昆山，相继成立了台商子弟学校，为台商们解决了后顾之忧。
以90万美元起家，短短10多年间由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公司迅速成长为国际著名的小家电厂商，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成长经历，可以说是台商在祖国大陆写下的一部传奇。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戴惠源：公司从1988年建厂初期，当时出口是50万美元，50万到60万美元，到当时1992年已经4000多万美元整个出口量是几倍在增长，整个资金需求量，包括固定资产投入资金量是蛮大的。
1993年，厦门灿坤在深圳B股挂牌，成为祖国大陆首家台商独资上市公司。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戴惠源：这个设想提出来也得到整个厦门市政府跟经贸部的批准，他们也蛮支持，最后就批准我们在1993年批准我们可以上市4000万股上市完了以后，我们就从资本市场融资了一亿八千万左右的港币，给企业注入了相当大的活力。
祖国大陆已于2000年即制定政策允许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A股，最近，台资企业浙江国祥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已获准发行A股，不久将挂牌上市，此举将有利于解决台资企业在大陆的融资问题。
一条窄窄的海峡，将台湾与大陆隔开，但两岸货物的流通，人员的往来却没有因此被阻断，每年两岸都有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数千家台资企业、数百万人次、数千万吨的贸易货物和数百万个集装箱通过中转或过境等方式相互流动。
这庞大的人流、物流的背后，带动的是巨大的资金流。但让人遗憾的是，这些资金的流动都必须通过第三地、第三方的众多中间环节来实现，不仅费力、费时，还造成企业超额费用的支出。
台湾“中国信托商业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 陈荣坊：以速度来讲的话，因为经过转汇，所以大陆这方面收到款的时间会比较慢，通常可以慢到可能两天、三天、甚至更长的时间，以费用来讲，估计一下当然每一家情况不一样，每一笔汇款基本上费用会多30块美金。
企业要发展，资金是最重要的保障。台商们需要资金，当时只有两种选择，一是靠中转，费时费钱，另外的话，只有壮起胆子走地下钱庄，偷偷地干。台商们在大声疾呼，两岸业界在焦急等待，实现两岸直接通汇呼之欲出。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李若谷：我们甚至跟台湾银行界的同行讲过这样的话，就是在双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如果台湾的银行要来大陆发展，我们愿意按大陆当地的一些机构、银行设立金融机构的条件，批准台资设立银行，或者银行的分支机构。
2002年7月3日，台湾“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与中国农业银行完成了两岸银行之间首次信用证密押交换作业；中国工商银行厦门市分行也第一次受理了从台湾汇往大陆的汇款；从7月11日起，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开始受理公司和个人与台湾地区的通汇业务，标志着两岸银行已经实现直接通汇。
两岸初步实现了直接通汇，民众汇款手续费就可节省二至三成，汇款时间缩短一半以上。但台湾当局附带的一些条件却让人不解，如规定汇款额度，企业每年结汇金额不得超过5000万美元，个人则不得超过500万美元，而且业务只能在台湾银行的国际业务分行和大陆银行之间进行。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李若谷：从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来看，台湾当局实际上是被商人推着走，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不会同意台湾的金融机构来大陆发展的。
对于两岸银行来说，实现通汇是走出了第一步。能互设分行，直接为两岸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是他们长期以来的诉求。2002年4月，台湾彰化银行在江苏昆山设立了代表处，这是第一家台湾银行在大陆设立的机构。
彰化银行昆山代表处首席代表 施建安：从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来看，台湾当局实际上是被商人推着走，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它是不会同意台湾的金融机构，到大陆来发展的我们单位的客户群，一向以中小型企业为主，所以我们在台湾的考量的时候是客户在什么地方，我们尽量就在它眼前的地方提供服务，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银行本身也有这种需求因为厂商移到这边来，我们银行业务自然多多少少就流失。
截止到目前，大陆已经批准了成立了2家台资银行在大陆经营业务，并允许7家台湾银行、12家台湾保险经纪公司、14家台湾证券公司在大陆设立了代表处。而相比之下，台湾没有允许大陆的一家金融机构在台湾设立代表处、分支机构、或开展任何业务。
中国保监会 国际部主任 孟昭义：这边关键是政策允许也支持，我们也欢迎他们，亲自到这里设机构来更深地了解大陆的情况，促进两岸的交流，我想如果台湾方面允许大陆的保险公司，到那边去设代表机构甚至营业机构，我想更有利于两岸业界交流。
50年来，祖国大陆为促进两岸的经贸交流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近年来两岸关系风云变幻，但祖国大陆始终坚持不以政治分歧干扰两岸经济合作。相比之下台湾当局却始终在两岸经贸上采取拖延、阻碍的政策，让两岸民众备感失望。
1994年，当时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提出了“南向政策”。然而，由于投资环境不理想，大多数企业在东南亚等国转悠了几年后，纷纷扫兴而回，有的甚至是血本无归。当年，宏基电脑是南向大军中的一员，曾在菲律宾苏比克湾有过大笔投资，但随后，宏基将目光转到了大陆。集团总裁施振荣说，台湾制造业要走自己的路，布局还是要到大陆。
台湾宏基集团总裁 施振荣：整个台湾市场不到世界的1%，我讲的是消费市场。大陆的市场应该有相当的部分是10倍以上，不管像个人电脑，甚至手机已经超过10倍以上。我想整个大陆市场变成一个所有跨国企业兵家必争之地，非常非常重要。
在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的东殿，悬挂着这样一块匾额，上面写着“戒急用忍”四个字。这个匾是当年康熙皇帝提给性情急躁的雍正，提醒他做人要有“涵养德行”。
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讲解员 杨莹：“戒急用忍”这四个字，取自于苏轼《留侯论》中，“卒然临之而不惊 无故加之而不怒”的意思，后来咸丰皇帝，在1860年之时到热河避难，在这里他重题了这块匾，当时因为这块匾已经破烂不堪，咸丰皇帝到这里来避难内忧外患之时，重题这块匾的时候也非常地复杂。
一百多年后，这御笔亲书的四个字，却被演绎成了一个政治名词，当时的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赋予了它完全不同的含义。
1996年9月，李登辉在台商们云集的第三届经营者大会上说：“我们必须秉持‘戒急、用忍’的大原则，来因应两岸当前的关系。”
自此，“戒急用忍”成为两岸关系上一个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也争议最多的政策之一。
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之初，“戒急用忍”仍是其两岸经贸政策的主轴。但此时，这项政策已经成为强弩之末、名存实亡了。到大陆去投资，被台湾工商企业界视为挽救日益下滑的台湾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机。2001年8月，经过长达1年的争论，由岛内各界组成的“经发会”终于达成了322项共识，“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取代了“戒急用忍”。
然而不久，台湾经济部门负责人又提出将用“投资比例”来对台商投资大陆行为进行限制，提出了“在台湾须投资100元，方可到大陆投资20-30元”的政策，以此来确保“根留台湾”。“积极开放”变成了“部分开放”；“有效管理”却只是“继续限制”。
厦门大学台研所教授 李非：台湾方面对大陆经贸政策上也有所放宽，但这都是我经常比喻说是小脚女人在走路步子迈得很小。
晶圆厂，在大陆称为芯片厂，是台湾具有优势的高科技行业，到大陆来发展，被人们视为保持其优势的制胜法宝。然而晶圆厂到大陆投资的申请却迟迟没有得到当局的批准，情急之下，有的企业采用变通办法偷偷地跑来了，然而“要严厉追查处罚”的放话，又让许多厂商望而却步。
台积电作为行业的领头企业，因为怕树大招风，错失过许多商机。2001年9月，被誉为台湾半导体之父的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在沉默、犹豫了多年之后，再也坐不住了。
台湾台积电董事长 张忠谋：假如台积电在几年之内，不利用这些资源而我们的竞争者利用这种资源，那台积电将会失去它的竞争优势。
由于台湾当局的限制，两岸经济关系表现出单向性、间接性与不平衡性的突出特点。
商务部台港澳司司长 王辽平：产生贸易逆差的原因大体上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贸易方式问题，第二个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台湾当局的限制政策，至今仍有2500多种商品，达到台湾进口商品总数的25%商品是台湾当局限制进口的，包括家用电器、包括钢材、建材以及各种农产品。
国台办常务副主任 李炳才：作为大陆方面来讲，我们一个总的政策就是说，要直接双向 互惠互利，但是由于各方面原因，特别是台湾当局现在采取的限制措施，目前仍然处于一种间接、不平衡的状态，我想这种状态，应该尽快地得到改变。
间接、不平衡的状态，一方面给台商带来不便，另一方面也为想进入岛内的大陆企业带来了不利因素。
就台商的不便而言，我们还是以在昆山投资的台商为例。台商们在这里赚了钱，也付出了艰辛，这是常理。但在这艰辛的背后，又有着多少本不应属于他们的，那些因为人为的障碍而带来的困惑？
12年前，台湾的一家生产多层印刷线路板的高科技上市公司沪士电子，决定来昆山投资。李明贵先生受总公司指派来到了昆山，当时带来的只有3000万美元，这个数目对于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企业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只能用于租用土地、修建厂房。尽管如此，能拿出这笔钱，董事长个人也费了一番心思。
沪士电子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李明贵：那个时候对印刷线路板是列为管制的，禁止到祖国来投资的董事长具有香港公民的身份，他先以个人的名义到昆山来投资，然后接着在1995年的时候母公司再正式地向台湾当局报备。
90年代初，到昆山投资的台资企业，与沪士公司大多有相似的经历。绕道第三地，用外国的名义是他们采用最多的办法。香港、澳门、东南亚，甚至毛里求斯、百慕大、巴拿马等等这些他们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都是当初他们申报的投资地。
名分上的困扰，直接影响了企业的投资规模，除此而外，对于沪士电子来说，当初，让他们最为头疼的是，原料不能够及时运到，会耽误大笔定单。97年的一次经历就让李先生至今仍然心有余悸。当时世界最大的电脑芯片厂商INTEL公司发来了一笔价值5000万美元的定单，这是公司接到的最大一笔生意，对方要求20天内交货。
沪士电子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李明贵：因为没有“三通”，光是从台湾转运这个材料到昆山，到我们厂内大概花到七到十天左右，只有剩下十天不到的时间，我们是肯定做不出来了Inter就把这个单子抽掉，给台湾我们的同业做了这一笔定单，意味着我们全年的利润，少掉两三千万人民币。
这一事件的结果直接导致了100多人的失业和长达一年的沉寂。痛定思痛，公司向提供原料的下游企业提出了必须跟进的要求。
与沪士公司经历相似，以生产箱包和服装为主的台湾富贵集团，也被三通问题困扰了多年。当年，由于许多原料必须从台湾进，运输时间太长而且没有保障，董事长陈灿堂要求所有台籍干部在返乡时，必须为企业义务运送原料，甚至有时候自己还亲自去坐飞机，肩扛手提、大包小包地往回运。但即便是这样，也比走绕道的货运还要划算。
富贵集团董事长 陈灿堂：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我们有一些五金，因为赶着要，五金你知道很重，我们只能够用提的所以每一次回去就当做是搬运工一样，可能我提100公斤过来，100公斤飞机上允许你，随身行李不限制，当时不限制你拿多少，因为我们五金比较小，可能一袋有20公斤，你提两袋的话，提40公斤进来，我想那个时候，应该每个人，都可以练就一身的功力。
开放的大陆张开臂膀，迎接着台湾企业的到来；而大陆的众多企业却在翘首期望，对岸的大门能够早一天向他们敞开。虽然已经有大陆企业迈出了在台湾发展的第一步，但一扇人为的大门，只开了一条小缝，仍然将许多大陆企业挡在了海峡对岸。如果说，在大陆，5万家台资企业已经遍地开花，那么，在台湾，大陆企业的状况只能用寥若晨星来形容。不平衡的两岸经贸局面，何时能够改变？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１日，中国获准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2002年元旦，台湾也以中国的一个"单独关税区"的身份加入世贸组织。两岸先后入世，为两岸经贸合作提供了发展的契机。时光荏苒，机遇难得，把握还是蹉跎？是摆在台湾当局面前必须做出的历史选择。
作为联系两岸关系最重要的纽带之一，两岸经贸交流带给两岸的，将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巨大利益，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将造福千秋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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