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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三通》第六集 求同存异 早日“三通”
央视国际 2003年10月06日 17:52
“世人都知“三通”好，不通的难处真不少。近道不走绕远道，舍近求远你不怕累坏了。多少的青春就这样溜走了。”
这是一位网络爱好者在新浪网上发表的一部作品，以风趣、幽默的方式表达了对“三通”的期待之情。
2001年1月7日，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报》等报纸发表了题为《从当前困境谈纾解之道》的万言文章。文章指出，台湾经济已经呈现明显颓势，若要解除台湾的经济危机，当局必须从两岸政治和解着手，承认一个中国，同时尽快开放两岸“三通”。同年9月4日，再次发表长达四万字的文章，倡议两岸尽早实现直接“三通”。
文章的作者是在台湾有“经营之神”之称的台湾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先生。
台湾台塑集团董事长 王永庆：台湾今天假如台湾没有大陆的工作，没有市场、各种机会的话，你想想看，实事求是嘛，你会变成什么样子？要到哪里去呢？几十万人在大陆工作，来来往往是必然的，假如开放“三通”的话，他们就方便了。
在台湾，感受到“三通”迫切性的远不止企业家们，因为“三通”不仅仅关系到台湾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关系到台湾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甚至关系到他们的信仰。
湄州岛是福建湄州湾的一个小岛，与台湾隔海相望，由于它的地形宛如娥眉，所以得名湄州。湄州闻名海内外，是因为它是“海上女神”妈祖林默娘的故乡，建于宋朝的北天后宫是祀奉妈祖的庙宇，也是世界各地妈祖庙的祖庙。从湄州祖庙分灵出去的妈祖庙宇，在台湾就有800多座。每年来湄州进香祭祀的台胞超过10万人次。
虽然，湄州岛离台湾的台中港只有72海里，但台湾信众却不能直接渡海来这里进香祭祀，而是要绕道香港或者澳门。
台湾同胞：希望直航比较好。
台湾同胞：直航的话，人数会更多。如果从台中港直航来这边的话，应该会上万人。
台湾同胞：从台中港直接到湄州岛的话，只要3个小时。但是因为不能够宗教直航，我们必须从香港再转道厦门，厦门再一路过来这边。光是时间的浪费，还有所有进香客体力的浪费、金钱的浪费更是难以计数。
近年来，尽快实现两岸直接“三通”已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台湾学术界、舆论界、工商界和一般民众，普遍认为两岸“三通”有利于台湾经济的发展。台湾民间相继成立了两岸直航促进会、台中港直航促进会、布袋港两岸直航促进会等促进“三通”的民间团体。从2001年开始，有多个台湾“三通”参访团先后来到北京与大陆相关主管部门商谈“三通”事宜。台湾的民意调查也多次显示，台湾同胞赞成立即实现“三通”的比例超过七成以上。
2001年1月4日下午，由台湾立法机构国民党党团书记长何智辉先生率领的国民党“三通”访问团一行40人率先来到北京。同机到达的是由台湾知名人士冯沪祥先生率领的新党“三通”参访团。4月1日，以刘松藩为团长的台湾亲民党“三通”参访团也来到大陆。单是2002年6月23日这一天，台湾就有三个“三通”参访团来到大陆。
亲民党参访团 团长 傅昆萁：希望能够透过经常性的联络方式，能够打破僵局，能够早日促进两岸的大“三通”，为两岸人民、老百姓谋取最高的福祉。
国民党参访团 团长 何智辉：我们希望借这次的参访，能够了解我们大陆方面对未来大“三通”所做的准备。
台湾主要在野党国民党、新党、亲民党相继以“三通”名义参访大陆，与有关主管部门交换意见，并达成多项共识。台湾民间团体也纷纷以不同的方式组团前来。一时间，在北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台湾政商人物络绎来访谈“三通”的热闹场景。
“三通”话题在岛内不断升温，而在大陆，它同样是百姓关注的问题，企业界对“三通”也有着深切的期盼。
实力雄厚的中远集团，参与两岸试点直航已经有5年多了，不能直航极大地影响了两岸航运业务的开展。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总裁 魏家福：一旦两岸直航的障碍解除了，那我就迅猛发展。我到台湾就讲，只要“三通”直航了，我愿意、有兴趣在台湾的港口参与投资，投资它的码头，因为码头投资是我“中远”主业战略的一部分。我在大陆的所有主要港口几乎都有我的码头投资。在海外像日本、美国都有我的投资。
两岸互动，“三通”最热，这热度本身已经明确地向世人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三通”是岛内的现实需要，“三通”是民众的利益要求，“三通”是两岸民心之所向。
台湾宏碁集团 董事长 施振荣：当然是希望在短期内能够“三通”，对台湾的地位、长期在亚太营运中心的地位，它能够确保，这个是在经济利益来讲都是互惠的，当然对台商、对台湾绝对是有利的。
台湾长荣集团 副总裁 林省三：我们在商言商，我们是希望早一点开，因为这是两岸的海运市场，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市场，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享受，交给外国人享受，那是一个不合理的事情。
当前，台湾经济正在向后工业化经济迈进，祖国大陆也正在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两岸同为转型经济，但由于发展梯度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产业发展取向和要素、市场需求，这就为两岸经济提供了互动发展的空间，而两岸间固有的比较经济利益和初现端倪的产业互补分工结构，又为两岸经济互动奠定了相当的物质基础，并进而推动了台湾产业结构的升级。但在两岸间接“三通”的情况下，台湾产业结构的调整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如果两岸直接“三通”，台湾产业结构的提速一定能加快。
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 所长 刘震涛：“三通”之后，可以使现在已经形成的两岸产业分工的格局和资源配置中的不合理状况得到改变，创造了一个有利于两岸产业合作、资源配置合理的新的空间，有利于台湾产业结构调整和增强企业竞争力。
“三通”不仅对台湾经济有好处，对大陆经济也是利多的因素，互利、双赢是两岸中国人都乐见的现实。能否实现“三通”，已经成为影响两岸在二十一世纪发展前景的重要因素。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国家，中国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园。实现直接“三通”是两岸同胞利益所在，也是两岸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真正动力。两岸“三通”不应受到任何政治因素阻碍，应当采取实际步骤加速实现，以开创两岸经济合作新局面，造福于两岸人民。
合则两利，分则两害，通则双赢。时不我待，形势逼人，“三通”协商的问题已经不容回避，现实地摆在了两岸中国人面前。然而，在“台独”势力猖獗、两岸缺乏政治互信的情况下，以民间方式进行的“三通”协商要谈哪些具体内容？可以用什么方式来谈？达成的协议如何得到确认？这些都是重要而严肃的课题。
中国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 辛旗：在处理“三通”问题上，我们提出可以暂时搁置某些政治争议，把它作为一个经济议题来看。
回首20多年的“三通”历程，不难发现，在漫长的协商过程中，两岸中国人运用自己的智慧，曾经开创性地达成了诸多协议，这些成功的案例，至今仍有借鉴的价值。
1990年7月至8月间，台湾有关方面在遣返私渡入台的福建沿海居民时，接连发生两起惨案，46名被遣返者命丧黄泉，造成令人震惊的“闽平渔事件”。
在舆论的压力下，台湾当局不得不同意就海上遣返相关人员事宜举行商谈。不过，由谁来谈，是当时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时任国台办交往局 副局长 乐美真：当时一个背景下，以红十字会组织的名义来谈，一个是顺理成章，因为红十字组织是保持中立，当时红十字组织本身它们之间有业务上的交流。所以当时我以红十字会理事的名义，在同行的协助之下，我们坐船直接到了金门。
“闽平渔事件”使得两岸红十字组织的代表进行面对面的协商，这是两岸继1986年“两航谈判”以后，第二次针对具体事务进行接触。两天之后，双方达成了“金门协议”，这项协议至今仍在执行。
时任国台办交往局 副局长 乐美真：台湾当时在谈判过程中提供的文本很多都是管辖权的问题，哪些属于我管辖，哪些属于你管辖，所以始终达不成一致的意见。最后你看这个条文上是这么写的，就是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的居民，大家都能接受，而且大家都知道是讲什么，很明确。
“金门协议”的顺利达成，促成了台湾海基会和大陆海协的相继成立，两岸各自授权的这两个民间组织，在以后的事务性协商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
时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常务副会长 唐树备：当时邱进益先生到北京来，我作为“海协”的常务副会长，我们提出来的问题，一个就是建立两岸的授权的民间经济会议的制度，这样子就使得两岸的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可以在这样的民间形式下进行讨论，如何来使两岸的经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两岸协商需要适当的谈判主体，才能避免政治因素的干扰。在两会的事务性商谈中，“三通”问题也曾被列入议程，但遗憾的是，由于李登辉提出“两国论”，破坏了两会协商的政治基础，使得两会协商机制陷入停滞状态。
两会协商没能谈下去，而与“三通”有关的两岸行业间的商谈与接触却一直没有中断过。但是，台湾当局又以民间、行业、公司之间的协商会危及“公权力”为理由，对这种协商方式不予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所长 余克礼：我们提出来，在目前政治僵局难以突破的情况下，以民间对民间、公司对公司、行业对行业的方式，由业者去谈。谈出结果之后，由双方加以确认，这就自然解决了所谓“公权力”的问题。
解决谈判主体的定位、也就是“谁来谈”的问题，是开启两岸“三通”协商大门的第一步。“对等”、“尊严”是台湾民众较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如何在商谈中体现这一点，得到大陆方面的高度重视，为此，有关方面进行了许多细致周到的工作，这一点在著名的1993年 “汪辜会谈”中不难找到印证。
时任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 秘书长 邱进益：在谈判的桌子上来讲，我们中国人讲法，对门的是大位，所以一个长桌子谈判的时候，到底是谁坐在对门这个位置。今天上午你坐对门的位置，下午我们就坐对门的位置。
除了细节的安排这些形式上的事务之外，从“汪辜会谈”的准备过程到协议的签订等实质性的内容，也都体现了平等协商的特点。
时任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 秘书长 邱进益：四个协议签的时候，两个协议签完之后，互换位置，因为这里头就牵涉到谁大谁小的问题、左边右边的问题。所以很多很多细节，当时我们签协议的时候，所有的镁光灯统统照到协议上面的时候，记者都哄堂大笑，当我们换位置的时候，他们充分了解这是一个相当对等、平等的谈判。
平等协商，体现了大陆充分的善意和推动两岸“三通”的决心。那么，两岸协商中难免会遇到敏感的政治问题，又如何处理呢？关于两岸之间的航线定位问题首先被提了出来。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主任 陈云林：我们提出了海上直航和空中直飞是两岸间的事情，它是一个经济问题。
1995年4月29日，香港国泰航空公司与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每五年续签一次的“港台航约”即将到期，如何处理跨越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的港台通航问题受到各方面关注。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指出，根据一个中国的原则，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台湾地区的空中航线和海上航线按照地区特殊航线管理。
按照这一原则，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艰苦谈判，香港的国泰、港龙航空公司与台湾的“华航”、长荣航空公司终于在1996年6月13日签署了由两家航空公司对两家航空公司的《港台航空运输商务安排》，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港台航约模式”。
在续约谈判中，台湾当局曾经试图用官方主导来改变公司对公司商谈的形式，但在两岸和香港业界的共同努力下，新航约成功续签，两地的空中交通得以维系并发展。
香港港龙航空公司 执行总裁 许汉忠：几家企业谈下来，还是能把事情解决掉。这一点我想是比较实事求是。
2003年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纪念江泽民八项主张发表八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进一步阐明了祖国大陆对两岸“三通”的态度和政策。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钱其琛：以民为本、为民谋利，应当是解决“三通”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三通”是两岸之间的事，是经济问题，“三通”商谈，并不是政治谈判，可以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为早日通起来，协商方式可以尽量灵活，解决办法应当简单易行，在两岸的民间行业组织就“三通”的技术性、业务性问题达成共识后，由各方自行取得确认，就可以通起来。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 所长 刘国深：不能以政治问题去影响、去干扰两岸民间关系的发展，所以大陆方面就提出说，能不能用“两岸航线”这种方式来定位两岸之间的“三通”问题，这是非常务实的一个提法，避开了台湾方面所忧虑的问题。
在通航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带有明显政治含义的旗帜、标识和证件，如何处理才能使两岸都能接受？
台湾知名人士李庆华先生至今还记得，在1993年亚运会期间，他曾向江泽民主席提出两岸航运应该挂什么旗帜的问题。
台湾知名人士 李庆华：我记得江泽民先生答得非常地爽朗，喔，他说，这个旗帜很好办，一个就是说挂大家商量好的旗帜，或者各挂各的公司旗帜。他说，也可以就不挂旗。然后我记得他很幽默地讲，他说我们通航，不论是飞机还是船，就是我们两岸的事，这跟国际没关，我们讲怎么挂就怎么挂。
大陆领导人的一番话高瞻远瞩，不仅化解了台湾民众心中的疑虑，更为这些敏感、复杂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从此，人们纷纷提出了各种具体操作的设想。
1997年5月24，“海协”授权香港船东协会与台湾方面的航运代表，共同签署了《港台海运商谈纪要》，解决了香港回归后，港台之间海上运输安排中船舶的旗帜问题，确保了香港的航运中心地位和港台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
时任香港船东会 主席 赵世光：最主要的是挂旗的问题，台湾不能接受五星旗，香港没办法接受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那么这个怎么办呢？香港区旗就不敏感了嘛，那么他们没有同一类、等于我们香港区旗的，没有办法当时就不挂旗了。
过去，台湾的飞机机身往往喷涂一些有明显政治含义的标识，给两岸通航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为了让两岸早日实现空中直航，两岸民航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业界频繁互访，切磋商议，使彼此的互信增加了，敌意减少了。时任大陆民航总局副局长的李钊在台湾参访期间，经历了这样的场景。
时任民航总局 副局长 李钊：我们到（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去访问的时候，他说，李会长，我们让你看一样东西，然后他就把一个台湾“华航”原来喷的标志、是台湾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结果那个时候已经换成梅花了。
多年之后的2003年春节，当印有梅花标志的“华航”民航航班第一次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时候，也许，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一段闪耀着中国人智慧光芒的故事。
船舶通航，会涉及一些例行的文件交换，但由于两岸特殊的政治关系，这一问题曾带来诸多困扰。
2001年1月，在大陆方面的大力推动下，台湾同意金马地区与福建直接往来“鼓浪屿号”成为第一艘开往金门的大陆船只。
海峡两岸航运交流协会 理事长 胡汉湘：回来我问船长，我说那边怎么样，你们准备的那些文件都检查了没有？他说，船一到，根本就没人到船上来检查这些，五分钟的时间都把所有的手续都办完了。整个码头上搭着两个门，一个象征金门，一个象征厦门，两门对开，到处是载歌载舞，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整个地倾城出动。
两岸民众盼“三通”的心情溢于言表，金门方面派来的人不是上船检查，而是送上了金门特产的高粱酒，以表达深切的同胞之情。
“两门”、“两马”的船舶实现了良性互动，在通航的带动下，以发展两岸经贸为主轴的“两马协议”和“两门协议”正式签署，使两岸民众受益匪浅。它表明，只要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求同，就是为了两岸民众的共同利益，存异，就是搁置政治分歧，就会使“三通”问题柳暗花明。
“三通”的好处众所周知，“三通”的道路却坎坷崎岖。20多年前，祖国大陆发出的两岸“三通”的呼吁振聋发聩、犹在耳边，20多年来，祖国大陆坚定务实地推动着“三通”进程，造福着两岸人民。虽然“三通”之路走得艰难，但是每一次协商、每一点进展，都凝聚着祖国大陆的诚意和苦心，都离不开两岸民众的支持和努力。
2002年11月，江泽民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中指出，大陆方面将坚持不以政治分歧，影响和干扰两岸经贸往来和“三通”。
江泽民：实现两岸直接通邮、通航和通商，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所在，完全应该采取实际步骤积极推进，开创两岸经济合作的新局面。
2003年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讲话，再次表达了祖国大陆推动两岸“三通”的主张。
中共中央 总书记 胡锦涛：大力推动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为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继续奋斗。
两位领导人的声音，穿越海峡，代表了两岸同胞的心声。回首两岸在“三通”问题上走过的步伐，人们不难看出，实现两岸“三通”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福祉，是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项交流的需要，是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需要，也是台湾自身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一句话，两岸“三通”，是两岸的主流民意。因此，两岸“三通”必将实现。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主任 陈云林：我们的态度是，我们相信，两岸“三通”一定要实现，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凡是得到广大民众、尤其是两岸民众都拥护、都支持的事情，我们就相信它一定能够办成。
24年来，在两岸民众和业者的共同努力推动下，形成了两岸间接、局部“三通”的局面。但是，这与日益增长的两岸人员往来和大量的经贸交流极不适应。实现两岸全面直接“三通”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台湾同胞以及所有主张发展两岸关系的政党和各界人士，与我们一道共同努力，为推动两岸全面直接“三通”，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两岸同胞团结合作，必将为两岸关系打开新的局面，开辟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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