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CCTV.com
01-16-2008 09:54
近两天我与一位名叫大运河的网友在我自己的博文中互留帖子, 就形式逻辑, 国情, 制度建设和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匆忙整理, 以飨读者。拼写错误在所难免, 唯希望得其意而忘其形。善莫大焉。)
(这是本人几个月前的回帖, 权当作一段别开生面的序吧)大运河说得好，没有尊重平等的自觉意识就谈不上起点的公正，而国家要责无旁贷地以宪法和机制来保证起点和结果的公正。康德的绝对精神非常丰富和庞杂也绝对晦涩，没有完全吃透西方绝对精神的伊朗和塔利班主张政教合一，以精神领袖和古兰经替代宪法，并与西方的世俗文明相对抗，这可能就是亨廷顿所担心的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他也同时论证了儒家文明是否可能与伊斯兰文明联手对抗西方，那是他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持有基督教的原教旨的偏见和毫无疑问的无知所致。
公元184年却为甲子年，是张角领导的黄巾军起义，不满横征暴敛，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从毛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以及他所领导的秋收起义来看，我们的人民军队早先就是农民军，旧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农民起义在20世纪初的版本，所以大运河说得对，老人家很清楚自己的出身，所以三大战役之后，他与常委们进京赶考前誓言不能学李自成。
感谢你和我的同事陆梅先后提到《简爱》中那一段著名的醒世恒言。《简爱》的英文原著是我在80年上外大一自选的精读范本。有两点补充：笃信上帝的小海伦患肺病子指自己将不久人世，临别前与简爱同床而卧，那一段心灵的独白让我如沐春风和雨露：我先走一步，那里是我幸福的归宿。另一点是，简爱追求的爱情是绝对平等基础上的爱，这个要求简单，率真，但对于罗切斯特先生来说太过苛刻，只有当原配的精神病太太与庄园玉石俱焚，罗切斯特先生几乎双目失明的时候，远在天边的简爱竟以第六感官了解到先生对自己的呼唤，电影《简爱》中罗切斯特先生撕心裂肺的呼唤跨越了时空，他终于完全获得了简爱的芳心。电影主题曲的抒情极为浪漫，他率先由简爱当家教时教阿黛勒弹钢琴时低眉信手续续弹时从指尖飘然而出的。简爱为了得到这份真挚的爱（它起点并不平等从财富到婚姻的契约），让罗切斯特先生倾家荡产，从零开始，在废墟上重建，回到了所谓起点的平等。这绝对像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此中有真意，与君共商榷。
大运河(9月6日 16:27) : 中午看了杨锐采访匈亚利总理的节目：奥匈帝国皇储访问萨拉热窝被刺杀引起了二战，吓了我一跳，不过杨先生很快就纠正了。我想杨是否还在深思抗日战争的事啊？言归正传，从谈吐中能感受到匈亚利总理对中国取得年10%的经济增长率是很羡慕的，因为据我所知九十年代，匈GDP增长率是下降10%以上，可能还是原社会主义东欧国家中经济最好的一个。61年出生的年轻总理，他可能烦透了国内无止休的辩论后说：中国不争论不是照样往前走么。说到政治，他长叹了一口气，选战的胜利要靠迅速抓住民意，也就是迎合选民的口味。我想：正如匈总理不再迷信民选一样，但也别太把中国神话当回事。我们走的灰色市场、模糊产权、回避政改的精英主义路线，在改革初期却有其合理性，因为它符合大众传统儒家文化的社会心理，但面对现代化的目标却也成了包袱。
我为什么强调形式逻辑，其实不是我个人偏好，而是通过研究先秦诸子发现我们最缺的就是形式逻辑，但并非没有萌芽，墨家是例外，但为何没有发达起来？原因很多，但汉语很多词语的模糊特性（形容词、无时态概念等）与逻辑思维的精确性存在对立关系是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原因。关于转型经济，正是因为我国劳资缺乏足够的谈判，而匈亚利虽然一开始快速、大规模地私有化，但讨价还价的过程很长，到不是很激进的，我们的一些国企却过早地“休克”了，产生了大量不满的下岗工人，造成严重的信任危机。我其实蛮期待节目中能听到匈亚利总理阐述劳资谈判的经验故事的。
大运河(9月10日, 12:23)：读完博文(<<总理外长开下流玩笑>>)，想起杨在节目中常说的，什么叫 win-win 呢？我更愿意看到国内官民间也双赢。什么叫下流？比较一下中西方对这词的理解就很趣，比如对人刻薄，就说明此君太下流。正因为国人传统上把道德（内学）放在绝对高的地位，所以把真“性”情也比下去了。我们往往只谈抽象的生、死、爱和真善美，但面对具象生活中的这些玩意儿却缺乏行动的依据，即形式逻辑（包括适度的辩证逻辑）强有力的支持。我不是giant panda，所以我不期望人见人爱，也不太在意“选民”或食客是什么口味，因为这个灶台连当公共厨师的氛围都没。
还是说说杨有一期关于外贸摩擦的节目吧：节目中谈到我国市场经济身份地位，这个问题早已解决，否则我们何成WTO成员？我总结的灰色市场，比做小买卖当黑市投机倒把打击的时候是白了，但与西方交易高透明度而言，我们又是黑市，即供应面政府垄断太多这是毫无疑问存在的问题。商务部王司长的回答是滴水不漏的，但杨没有追问而转向了。除了市场化透明度问题外，模糊产权问题，如历史上东印度公司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但英王授予它很多特权，包括武装权，为后来政府发动鸦片战争奠定了基础。中国现在主要是以国有企业的形式跨国投资贸易的，据我所知，管理模式还是老样子，只是开个境外账户，弄下外汇汇兑什么的。国内民营企业的发展长期被政府压制，这是后患无穷的事。目前公有产权比重太高到不合理状态，也意味着太多的责没法清晰地问。有点逻辑常识，公私边界是很容易划清楚的。
杨：头几句，大运河似乎欲言又止。这使我想起八十年代末理论界一段公案。刘再复与那位中年学者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理论的争论。刘的学术对立面把文章放到了《求是》杂志上，结果学界一片骂声，说他一头扎进官方的怀抱寻找保护伞，就差用下流来形容此君的行为。后来我细看了一下他的文章，认为他非常实事求是，十分了解中国的国情，他没有简单地套用形式逻辑，而是很诚实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这成了学阀们讨伐他的罪证。是是非非历史自有公论，我感到敢于从实际出发解读官方政治立场的理论勇气和道德勇气都令人尊敬。民主的三原则是：多数原则，程序原则和少数人的原则。多数人的暴政（其实是暴民政治）和多数人的沉默一样都是对公民社会和人类政治文明的伤害，是麻木。少数人的观点遭到批判，是不正常的。所以尽管我认为大运河的形式逻辑属于少数人的真理，在现实面前比较苍白，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他持不同观点的网友同样应当受到尊敬，因为他信奉实践的科学性和复杂性，他更相信历史的逻辑。
三十年改革开放要解决三千年积贫积弱的受传统文化保护的愚昧和落后，在不牺牲体制的情况下，我们能走到今天举世瞩目的发展阶段，一定有它历史的合理性，但它不一定合乎形式逻辑的推理。马克思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提到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理论，已经为十月革命的提前到来所否定。而老人家的形式逻辑从其三大理论体系（政经，科社和辨唯历唯）来看，具有世界大师的水准，但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国际共运跌入历史最低谷。俄罗斯似乎返回到马列的经典著作中描绘的历史阶段，即私有制阶段，而休克疗法的弊端举世惊愕，现在的俄罗斯也令人欲说还休，但是却很符合该国国情。屈原的橘论发人深省。理论永远是苍白的，逻辑呢，狭义的逻辑当然是人类的思维特点，但是广义的逻辑的合理性在现实面前真的太苍白了，与大运河兄商榷。
大运河：关于大革命，我个人的看法一开始国共（更确切地说是和第三国际）合作的目标是反帝（KMT是护国护法，而苏联是反别的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制复辟，但后来CPC和KMT在土地问题上存在不可调和的政见，一直发展到兵戎相见。具体史实我就不说了，够写长文的。凭心而论，抢了旧军阀军官家里的田地分了，能指望他们不动肝火？！今天我们能因为社会上存在很多不公、腐败和剥削就容忍抢劫、杀富吗？！不能吧，要通过土地改革合法性地解决问题。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简言之，主观见之于客观，实践的结果与主观的目标的符合度来论证理论的真实程度，但问题是：为什么社会只能有一个共同目标？社会是多元的，所以这种理论远远不是终极性的回答。
至于二论，老兄对我提到东印度公司的理解完全曲解了我的原意：我否认的是国有公司这种公-私-公的程序正义。关于行政垄断，你细看一下我的帖子，我强调的是供给面政府垄断太多到了不合理状态。中午看了杨支持的关于中欧贸易争端的节目，说到IPR保护，欧盟商会会长提到执法的问题。中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不公等问题是具有普遍性、旷日持久性且比较突出，一有制度安排上的原因，也有价值观上的问题，特别是国人重归纳、轻（无）演绎的思维方式，这便是我反复呼吁重视逻辑的深层原因。至于逻辑、产业政策方面问题，以后你节目中提到的话，我跟帖时再说吧。
杨:非政府组织在今天的合理性不是本贴要论证的,东印度公司是早期殖民统治在亚洲的版本,充满了血腥和种族迫害,是不折不扣的应了那一句:"当资本来到世间,它的每一个毛细血孔都渗透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今天,西方在指责中国的工业化影响了他们的空气质量,他们傲慢地忘记了当年他们原始积累对中国百姓的掠夺和鸦片对国人身心上的摧残;此外,后发展国家的窘境即在于,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无法跨越加工工业劳动密集型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阶段性的不可持续的现代化的障碍和陷阱。但是,若按照形式逻辑,这十恶不赦。于是,中国只能继续在自行车王国的环保的光环下实行朴素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这是荒唐的。但是批评这种发展模式的人理论上,从某种角度来看,甚至从实践上说都是靠得住的,只是判断的国情标准值得深思:拿现在的西方已经工业化的环保标准来衡量还是尊重实际情况,以非形式逻辑的但是比较可行的方式来渐进式地进行环保。
中国改革的两难境地在于首先解决温饱,解决十三亿人的生存,告别物质的短缺。形式逻辑的道义性掷地有声,但是,现实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比如,劳动密集型工业可以解决就业,而就业与社会稳定相关,是政治逻辑,是政治家的意志,和人道的体现。再比如,就地取材如山西煤矿,那是自杀性的私挖乱采,但是,中国百分之七十的能源消耗只能来自于烧媒。石油和天然气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的和巨大的需求。不让他们采矿可以,但是快速发展的中国不可能一步到位提供服务型的清洁产业,和替补型的生路,不让阿富汗人种植鸦片,但是要有替代农作物,可是,那里的土地十分贫瘠,只适合种植罂粟。这一切都是形式逻辑的理想主义者们所批判的。非常理性,但是是经院式的形而上的价值判断。我不想辩解黑格尔的一切合理的即为现实的命题,但是,我想说的是,他的<<精神现象学>>巨著,他的<<大逻辑>>和<<小逻辑>>却是形式逻辑的经典教科书。大运河先生可以思考一下,这是什么现象,为什么。
我在访谈中没有追问行政垄断的原因我判断，是因为有常识经验并且上一期同样的话题中嘉宾已经解答了，我已经知道答案，再追问就有些造作。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渐进式的，我曾质疑过这种改革的思路（见搏主先前文章《渐进式改革的夹生与嚼蜡》），但这不意味着我否定它的合理性。形式逻辑的支持者认为，行政垄断是荒唐的，因为它是一党执政下的必然产物，《反垄断法》怎么可能与虎谋皮？但是，八十年代以前的英国宏观经济管理中充满行政垄断，比如英国的航空公司，石油公司，电讯和铁路东是国营的垄断，虽然不是一党制垄断，但是行政垄断的性质无人可否。按照大运河的形式逻辑，英国人太专制，太荒唐，太不讲逻辑，可是英国人经验主义的严谨不亚于德意志的思辨哲学，它们都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先驱者，两国涌现了无数哲学大师，出色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因此，形式逻辑有时苍白得似乎只剩下它的形式了。早些时候一位网友帖子中所谓“为逻辑所奴役”，就是这种尴尬。这话不昏，它太清醒了。但我决不否认形式逻辑存在的合理性，它适合某些情况，这取决于判断的前提和标准，需要用历史唯物史观进行分析。大运河可敬，但是有些学究即在于此。
大运河：我认为与制度相比，政策与主义的关系更近，为了达到一个共同目标，在行政的过程中路线往往需要经常变换，政策具有灵活性，但逻辑与制度的关系更紧密，也更固定和原则。我们现在是一锅煮，对主义、路线的不同主张视为你死我活的制度之争，造成不必要的内耗。制度要有大多数国民的共识为基础，但主义体现了党派或个人诉求，我反感强迫认同某种色彩的意识形态，要承认人与人之间客观上在认识上有先有后的差别，即分开对物的本体与属性的认识。我们谈“和而不同”，但我们的“和”只知通融，不知本体，我们也是讲“理”的，但你仔细考察一下国人的“理”就会发现，是杨振宁先生说的唯象理论，即对现象的归纳，官民都一样，只不过官员的经验多，所以就可以统治民而已。
演绎思维不是人脑固有，因古希腊几何学而发展起来，所以我们要通过后天的学习获得。这样一讲就能明白，美国对外政策辩论，不管你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斗而不破，因为斗争行为是受共识制约的，即合法斗争。现在国人鄙视“理想”到了荒唐的地步，有我们政策导向的缘故，也有国人重实用的历史传统心态，目的性、功利性太强，陶醉在对物的属性认识中，对物的本体认识兴趣全无。我在实际的经济管理工作中有切身体会：上级热衷于出台政策，甚至好专权，不关心制度建设，不管官方真诚地出台什么政策，老百姓就是不满，因为管治的基础丧失了。说到美国对伊战争，确实感情用事多于论证，牛仔风格充分展示了，不用回避政策感性的一面，但同时它有纠错机制，民主党在一旁抽鞭呢。这个制度优势，我们没有。如何看待国情？下帖再说。
杨：毋庸置疑，我们都鼓励在讨论中学习和增进了解。我认为,逻辑的主体和制度的设计者都是人,而人是有价值取向和政治意志的，他或她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价值有人类普适价值和符合本国国情的价值。
回到上世纪初中国产生第一个共和制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完成反封建任务,共产党夺取政权还是没有彻底解决封建主义及其体制的历史问题,关键是中国没有成熟的产业工人大军和理性的中产阶级, 没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和保护它的宪政精神。这些我们今天正在由宪法和法律来促成和保护（比如我们的修宪以及《物权法》的通过，三个代表的理论以及和谐共建）。而且马科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还进一步探讨了宗教在制度设计中的作用。中国缺乏文艺复兴和德国宗教改革的铺垫,更没有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国大革命那样一步到位的共和精神, 有的只是夹生的洋务改良和苏俄式的暴力革命,和共产国际扭曲的脱离实际的指导,军事意义上没有解决的长征被正在进行的现代化长征所取而代之。
中国人的制度创新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但是,它不是简单的抄袭西方形式逻辑,或是西方的制度设计,就连西方都有内阁代议制和总统制之分,皇室在英国和日本的政治生活中的精神与文化传统的地位和象征意义都不可低估,政治制度的多样性除了普适性之外,就是历史的逻辑,政治的意志和文化传统的主导,这些制度设计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分析对象。主义是理论,不是简单的客观再现,而是基于实践总结的由概念推理而成的理论体系,尽管流派纷呈。制度的设计是基于理论和信仰基础上的实践。自由主义就是西方共和制的的理论基础。
JUDY说逻辑没有前提指的是辩证思维的纯理论性,但是,我认为形式逻辑是更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一种思维方式并服务于制度设计。形式逻辑在西方顺乎人性,顺乎其经济发展和宗教精神的情况下实现了现代政治制度的设计,但是那是有历史前提的,而我所谓的采用逻辑的标准也是有文化和宗教含义的。
上述已经分析，过分强调任何情况下都采取一种模式的制度设计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从结论到结论的苍白的形式逻辑。用马克思的话讲就是庸俗哲学,用中国人坏得不能再坏的标签来说就是书生之见。我是一介书生,在既定的体制内,说些并不书生的话只因为我尊重现实,主张渐进式的改革,初级阶段论似乎太政治化,但照顾历史和政治现实把自由建立在对必然的认识上,我们就能从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那时候,我不会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了,而是申请去非洲撒哈拉以南的最贫穷的地区救助艾滋病患者,或者也许去阿富汗这样的地方去传教,就像十九世纪末美国人初来乍到中国时的所作所为。因为那时,我们新的制度会更加尊重宗教和各种意义上的多样性.
Editor:Xiong Q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