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二十八年前，年轻的退伍兵余伟民步入杭州警界。当时，他的目标是成为一名技术专家。现在看来，他的确做到了。但是，走上领导岗位，却是他当初没有想过的。

　　二十多年过去，现在的余伟民已经是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这些年来，大大小小的案件，究竟经历了多少，连他自己也很难说清楚，不过，有那么几起堪称为得意之作的案件，是他这一生都忘不掉的。

　　1999年7月2日凌晨，杭州市江干区铁道边发生了一起命案，被害人是一名卖菜的小贩。

　　被害人起了大早去进货，在途中遭遇突然袭击，身上携带的财物被洗劫一空。

　　由于被害时间是在后半夜，周围没有目击者，现场也没有多少有价值的痕迹物证，案件一时难以突破。

　　马雅程（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副大队长）：像类似案件侦破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他针对的目标是不特定的。

　　时隔20天后，拱墅区警方向市局汇报，一位卖鸭子的小贩在路边被人用棍棒打死，之后拖进了旁边一间废弃的空仓库，被害时间同样是在凌晨。

　　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余伟民看到现场，立刻想起了尚未侦破的江干区7•2案件。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都是针对卖菜和卖鸭子的，男性死者，时间都是在后半夜或者接近凌晨。

　　在7•2 案件中，现场旁边有所学校，犯罪嫌疑人用刀削开门锁后进入室内，似乎在此逗留了一段时间，而发生在拱墅区的7•22案件中，被害人是被人杀害后拖进空房子的。在余伟民看来，这两个案件具备了一些类似的的现象，就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作案的环境来看好像也是野外，先在野外再在室内，或者在室内逗留过，物色现场，再进行作案 ，我说这两个案件看看能不能够给它串起来。

　　江干、拱墅虽然同在杭州市城区，两个案发现场却相隔数十里。谁都无法想象，这样的两个案件究竟会有什么关联。但是，余伟民的跳跃性思维方式，常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灵感。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它的时间相近，侵袭目标相近，作案方式相近，此案具备ABC，彼案具备ABCD，多了一个东西，但是，结论是有相同点ABC，有三点相近，或者相同，我说串案，然后经过工作，并案。

　　马雅程（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副大队长）：他就是很肯定了，就是要我们再从物质上面加以支持，具体的痕迹物证上加以支持，那我们就有重点地去研究指纹、脚印，或者其他相关物证。

　　崔国华（浙江省公安厅刑侦专家）：同类型的案件进行串并，那我们给它搞串并的时候——什么都要相同，大至目标小至工具，连撬压部位都要一样，他没有这样，他就你现场有痕迹，痕迹是相同的，他就认为可以并案，他不拘于哪一点，不拘于习惯性思维。

　　主持人：在依据缜密的思考、大胆决断的基础上，科学串并案件，不拘泥于习惯性的思维，所以，余伟民经常会有令人意外的举动。比如，他会把一些看起来毫无关联的案件串并侦查，结果是常常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十几年前，他就曾有过这样非常传奇的一幕。

　　1993年，杭州市某建筑公司保卫科的两支五四式手枪被盗。由于案件十分重大，参与破案的不仅有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还有省厅的专家，而且，杭州市局还组织了城区各分局搞现场勘察的民警一起参加案件侦查。那次，余伟民也到了现场，当时他是上城区公安分局的技术分队长。那么，对于这起案件，他会有什么高招呢？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到那里我碰到省厅的专家崔国华，他正蹲在地下看现场。我说看看，那个足迹让我看看，他们正在静电吸附，老崔拿来足迹给我看。

　　崔国华（浙江省公安厅刑侦专家）：他立马有一个感觉，什么感觉？就像猎人看到野兽的踪迹一样。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我一看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崔国华（浙江省公安厅刑侦专家）：他当时就跟我讲，老崔你不要急，我回去一趟。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他说小余，你是不是有一点儿感觉呀？

　　崔国华（浙江省公安厅刑侦专家）：是不是有门，好像跟我一批鞋印有点儿像，我回去看看。

　　带着鞋印样本，回到办公室，余伟民翻出了几份资料，这是前不久在勘查几起小盗窃案中提取到的现场足迹。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我们有三个小学，在五六月份被盗，我们提取了大量的鞋印和足迹。

　　三个小学中，山胜桥小学唯一失窃的财物，只是一条茶花牌香烟。

　　在这个现场，勘查民警提取到了3枚鞋印、9枚指纹。

　　余伟民把这些鞋印和盗枪案现场的足迹仔细作了比较研究，基本可以认定，它们是同一个人留下的。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就赶到了枪案的现场，马上给他们看

　　崔国华（浙江省公安厅刑侦专家）：一对，果然是同一双鞋。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老崔当场拍板，脚印认定同一，是同一个人。

　　盗窃小学偷拿一条香烟的小毛贼，居然会和盗窃手枪的案件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事实实在超出所有人的想象，然而，余伟民并不觉得意外。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 犯罪嫌疑人盗窃也是由小到大，慢慢变大的，由一个案子到两个案子，由两个案子到三个案子，慢慢地胆子越来越大。经验也从一个案子开始慢慢地到几个案子，几十个案件越来越老到，跟你公安机关斗智斗勇都会来，智能化犯罪也会产生。

　　警方就此开始并案侦查，因为小学盗窃案中有犯罪嫌疑人的九枚指纹，警方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向浙江全省公安系统发出了协查通报。

　　不久之后，犯罪嫌疑人在金华落网。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如果说是你去围绕着建筑公司这一个单一案件去破，那你永远就很难破掉，或者是时间还要延长，你肯定和建筑公司所有的人员熟悉的人再做工作，你不会去想到这个人，会不会以前偷过商店偷过小学，不可能的，这个思维是定式的，唯有串并案件，才能够扩大你的视线。

　　崔国华（浙江省公安厅刑侦专家）：我们去的人很多 ，有市局的，有省厅的，也有各分局的，就是他起到这个作用——及时地把握了全案的侦查方向，避免了可能在内部重点排查这么一个弯路。

　　依照余伟民的判断和指示，勘查民警对江干、拱墅两个案件现场做了仔细搜寻，从两个现场分别提取到了一枚指纹。

　　马雅程（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副大队长）：具体提取痕迹物证上面，我们采取了非常规的手段，在7•2现场取到了一枚相当残缺的指纹。

　　孙海洋（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大队副教导员 刑侦专家）：第一起案件现场留有的指纹在门的锁栓下面，第二起案件指纹留在被害人的自行车上面。

　　马雅程（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副大队长）：仅有的两枚指纹，其他条件都很不好。

　　这是两枚来之不易的指纹，经过认真比对，结果证实了一个铁的事实：两枚指纹确实是同一个人留下的，这就意味着两个案件是同一人所为，一切都符合余伟民的判断。

　　马雅程（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副大队长）：这两枚指纹同一认定以后，从物证上面来支持了余伟民支队长的这个判断。

　　现场提取的指纹，被迅速输入到指纹识别系统的电脑数据库中。

　　让所有人激动的是，电脑数据库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叫叶宏卫的名字。

　　十年前，小营派出所抓获了一名盗窃自行车的少年，这名少年就是叶宏卫，当年他只有16岁，这是他在警方面前的第一次亮相。

　　由于案子不大，又是未成年人，可以不做处理。警方教育了一番之后，准备放人。当时，任分局刑侦技术分队长的余伟民曾对辖区派出所做过规定，任何收审的嫌疑对象必须建立痕迹档案，于是，收审民警徐哲便多做了一点工作，给叶宏卫留下了一份指纹档案。

　　徐哲（杭州市上城公安分局小营派出所民警）：当时因为只是盗窃一辆自行车，也没有对他做出什么处罚，就解除收容审查。

　　十年前叶宏卫留下的指纹，竟然与江干区7.2案件、拱墅区7.22案件现场指纹惊人地吻合。

　　警方立即调查叶宏卫的下落，调查的结果令人吃惊。

　　当年叶宏卫离开杭州后，又在嘉兴、临海等地盗窃作案，被判刑入狱。刑满释放后回到浙江台州的老家，不久他就再次犯案，此后，便没有人知道他流落到了哪里。

　　十年后，叶宏卫再次来到杭州，犯罪已经升级，当年的偷车少年，变成了杀人恶魔。

　　警方立即对他实施全国通缉，案发两个月后，叶宏卫在海南落网。

　　叶宏卫到案后供述，他一共做了四起大案，欠下了五条人命。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有一次在山上，学校有两个学生，把香蕉皮丢下来，丢在他头上，他就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就吵起来了，把这一男一女全部杀掉，埋在了山上。那这个学校只知道这两个人失踪，不知道在哪里？他交代了以后，再叫台州警方上山去找，找到了两个人的尸骨。

　　叶宏卫能够迅速归案，早年为叶宏卫留下痕迹档案的民警徐哲功不可没，余伟民力主为他争取了个人三等功的荣誉。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你们不要看一个侦探，他在外面指挥破案，我们后面有很多无名英雄，有很多派出所的民警在做大量的基础工作，把有前科，有犯罪嫌疑的人记录下来，卡片一张张地输进去，指纹一枚枚地捺下来，他们是幕后的英雄，所以说我们要认可他，要告诉他，做任何一个基础工作同样可以立大功，同样可以为民除害，同样可以维护社会治安。

　　徐哲（杭州市上城公安分局小营派出所民警）：嫌疑人来了以后，在身份查清之后，那么我们必须要采集一下他的指纹。

　　现在，徐哲仍然在小营派出所工作，每天依旧在忙碌着一些繁琐的小事。

　　事实上，他这些做法，现在已是杭州市公安局所有派出所的规范化标准操作。

　　早在多年前，余伟民就认识到了基础工作的重要性，力主基层派出所都应当培养技术员，普遍建立刑侦技术档案。当他当上刑侦支队长以后，他的这一想法很快就变为了现实。刑侦技术档案信息采集工作，延伸到了公安系统最前沿的派出所。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我们200多个派出所，从照相机到捺印工具，包括身高的标尺，全部都是一致的，这在全国也是首创的，我们提出了一个就是叫标准化采集室，也就是说有犯罪前科的人，有违法前科的人只要进到我们派出所受到治安警告，罚款以上的，都要留下他的痕迹物证。

　　马雅程（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副大队长）： 信息采集室的应用，给我们刑侦，包括我们整个公安破案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应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飞跃。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你不要看是一枚指纹，一张照片，一枚足迹，一张卡片，但是它融汇起来，是我们破案的基础，是根基。

　　主持人：为了调动基层民警完成基础工作的积极性，余伟民建立了一整套奖励机制。他常常这样鼓励民警们，别小看今天预留一个指纹，说不定以后能派上大用场。

　　余伟民是这样幽默地形容他这一创举的：小案子留底，大案子突破，最终给犯罪嫌疑人彻底来一个“年终结算”。

责编：张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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