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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体育和文化的“大师”
央视国际 2003年08月25日 16:45
（此文摘自《中国电视名记者谈采访》一书，该书于1999年出版，当时师旭平任《世界体育报道》制片人。2001年师旭平虽改任《体育人间》制片人，但关于节目的定位和创作理念依然未变，故摘选此文以助对《体育人间》节目的了解）。
记者：《世界体育报道》选择的报道题材不同于我们通常理解的竞技体育，比如它报道了不少诸如赛鸽、热气球、体育舞蹈等人们所不太熟悉的体育项目，那么选择这样的报道题材是出于什么考虑？
师旭平：这出于我对体育的一种认识。我不是把体育简单地只理解成为竞技体育，竞技体育只是体育中很小的一个部分。我把体育理解成为一种文化、一种观念的体现、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我是希望从这个角度去展示体育的魅力。在《世界体育报道》这个节目中，我希望能够表现出国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体育不同的感受，通过这种表现来反映不同国家的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世界体育报道》栏目的主要目的。因此，《世界体育报道》是观察不同国家文化的一个窗口，而不是为了单纯地表现比赛的胜负。但是另一方面，《世界体育报道》又不能离开体育，它必须以体育为窗口，以体育为载体，通过体育来反映文化。
《世界体育报道》每个星期都派出自己的记者到国外采访外国著名的运动员、教练员、或者体育界的领导人，也可以报道本国运动员在国外参加的比赛，还可以报道外国当地的民间体育等等，反正只要和体育有关且没有发生在本国境内的事情，都可以作为《世界体育报道》的报道对象。我的印象当中还没有一个栏目每个星期播出的都是本栏目的记者在国外实地采访并拍摄的节目，这在过去是没有的，不仅在中国没有，就是在国外也没有，包括美国的那些实力雄厚的电视台，它们并不是做不到，而是没有打算要去这样做。
在节目运作的初期，我们也只是仅仅从节目的形式上去考虑，也就是考虑如何做到每期的节目必须是自己记者采访的国外的内容。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不断地考虑如何摆脱纯粹报道竞技体育的习惯做法，因为体育是一个包含面很广的东西，我们不能仅仅只局限于报道竞技体育。国内的新闻媒体都在竞技体育这样一个有限的“锅”里面“炒”来“炒”去，比如“炒”足球，如果《世界体育报道》到国外也去“炒”足球，那么这个栏目也就失去了它的个性和存在价值了，我们力图把体育的报道面拓宽，把体育的内涵扩大，把体育背后的一些东西表现出来。比如去年我去匈牙利报道世界皮滑艇锦标赛，以往我们的新闻媒体对这类消息的报道往往很简单，可能只是报道一下：“第几届世界皮滑艇锦标赛在匈牙利举行，我国选手参加了比赛，获得了第几名等等。”但是我去了以后，就拍了一个两集长度的片子回来，观众在看了我的节目以后，才知道原来在皮滑艇的背后还有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花絮。他们已不仅仅是停留在只了解一项赛事这样的一个层次，而是通过节目了解到更多体育以外的东西。
《世界体育报道》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关照比较冷门的运动项目，比如前面提到过的皮滑艇，这个栏目应尽量不去刻意追逐那些被众多媒体炒作的热点或是热门项目。对于一些冷门的运动项目来说，从事这些项目的运动员或者教练员的付出并不比其它的项目少，而且从体育为国争光的角度出发，他们对于国家的贡献也许还要远远超过象足球这样的项目，但是它们得到的却少得多。因此，我希望《世界体育报道》栏目能够成为宣传他们的一个阵地。
关于《世界体育报道》的一个更深层次的想法是我觉得文化品位高一些的电视节目会对改变中国人性格中不太好的一面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比如急功近利、浮躁、图虚名、好虚张声势等等，是现在中国人当中很普遍的毛病，在当前体育上的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体育的功利色彩太浓重。在栏目中我给观众讲述我在国外的见闻和故事，而不是把自己摆在说教者的位置上，通过我的摄象机镜头和我的解说词告诉观众我看到了什么，我听到了什么以及我的感受，我相信老百姓会从中悟出一些东西来，而这些悟出来的东西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久而久之，这个节目会最终影响到中国人观念中的一些东西。
现在，《世界体育报道》主要是在文化层次比较高的这部分观众群体中比较受欢迎，而在文化程度稍低的观众群体中反应一般。有人说这个节目有一点阳春白雪、孤芳自赏的味道，但是我觉得应该坚持这一点，因为电视除了其它的功能以外，还应该担负起提升中国人文化品味的责任，不能一味地为追逐潮流而媚俗，不能一味地因为老百姓喜欢某一类节目而一哄而上，不能因为老百姓喜欢《非常男女》，于是各家电视台便争相效仿。我不愿意追这个潮流。第一个办出《非常男女》的人是电视高才，一哄而上争相仿效的人充其量是个电视匠人。我以为《世界体育报道》是体育节目中开风气之先的，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节目，以体育为载体谈文化，普及文化。当然，所有体育节目都按这个路子走也不行，但没有这类节目似乎又缺点儿什么，毕竟将来大家都必须是要有文化的，现在部分群体没有文化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有一点可以肯定，低俗不是一种文明的表现，因而媚俗也是一种不文明的标志，电视节目不能都去适应低俗，应该有些节目起到提升人们的文化品位和修养的作用。
记者：既然《世界体育报道》的题材不局限于竞技体育，那么从采访的角度来说，非竞技体育和竞技体育的报道有何不同？
师旭平：《世界体育报道》更多表现的是赛场外的东西，即使是报道竞技体育，它也不太注重比分或者结果，而是侧重于过程的展示，并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人们如何努力地塑造自我，如何体现人的价值。因此，《世界体育报道》的采访和报道更关注过程以及事件当中人的想法和做法。
起初，我自己也并没有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1995年我去德国采访，其中有一场德国和保加利亚的足球比赛，这场比赛是当年十一月在柏林举行的，而我们的节目播出可能要等到两个月以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回来作一个比赛的剪辑，或者录像播出，那就毫无意义，因为等到我们播出节目的时候，观众早已经在两个月前就知道比赛结果了。于是我们并没有直接去采访和报道这场比赛本身，而是拍了许多球场外的东西，包括德国队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德国队和保加利亚队的赛前训练、两国球迷在场外的“斗嘴”，还包括哈斯勒（德国队队员）在赛前回母校和师生见面的动人场景，而真正的比赛画面很少。这期节目播出以后，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人们才意识到原来在体育的背后，而且是人们所熟悉的竞技体育，所熟悉的足球的背后，还有那么多不为人们所知道的事情。于是从那时起，《世界体育报道》便沿着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至今。
记者：在国外采访是不是比国内采访难度要大得多？
师旭平：肯定比国内采访难度要大，而且更辛苦。国内的采访在语言、住宿、交通等方面比较方便，而且因为中央电视台的影响力，所以在通常情况下，采访容易些。但是到了国外，中央电视台的影响力远不能和国内相比，而且中国在很多体育项目上实力的不足也让记者在这些项目上的采访有些底气不足，另外一方面，记者在国外采访，除了要完成采访任务以外，还必须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应付吃、住、行等琐碎的事情，而且要能够适应时空上的巨大变化，去年九月份我去匈牙利、克罗地亚和白俄罗斯采访，一共作了六个节目，在这三个国家的采访总共花了二十一天，去掉出国和回国在飞机上的两天，只有十九天，在这期间，我大概飞了十个航班，住了九个酒店，其中还在法兰克福机场睡了一宿。所有这些，都是记者在国外采访时必须面对的问题。
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由于翻译的存在，会不会影响到记者和被采访者之间的交流，以至于造成一定的信息损耗甚至误传？如果这样，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弥补？
师旭平：这种情况肯定是存在的，我也经常能够从翻译的话当中听出来一些不准确或者不恰当的地方，最好的弥补方法就是记者自己精通采访所需要的语言，但是因为《世界体育报道》的采访遍布世界各地，因此要求一个记者精通多种语言是不可能的。对于我来说，也只是能用英语和别人作一般的交流，但是如果需要作面对面的正式采访恐怕还远远不够，因为正式的电视采访必须非常流利，不能够磕磕巴巴，如果那样，采访的效果肯定不会很好。
对于《世界体育报道》的记者，我们要求他能够懂英语，但是现在很难达到。此外除了语言以外，记者还必须具备其它很多的素质。比如《世界体育报道》有一个记者，他的英语不行，但是他的镜头感特别好，他作出来的片子看着很舒服，而且特别能够吃苦，对工作特别认真，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的英语不过关，但是我还是宁愿选择他，而不选择那些虽然英语很好，但是工作不努力的人。当然如果二者兼备，那是最好的。
记者：在你采访的对象当中，无论是运动员、教练员、还是体育官员，他们不少是国外的体育界名人，在采访的心态上如何把握？
师旭平：最重要的是不卑不亢。无论是采访那些没有名气或者名气较小的人，还是采访萨马兰奇、阿维兰热、贝肯鲍尔、或者是贝利这些著名人物，我都只把自己当作一名记者，一名代表中国国家电视台的记者，而他们只是我的采访对象。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他坐在我的面前接受我的采访，那么我们彼此双方就应该是平等的。
记者：对那些知名人士来说，接受记者的采访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是经验丰富的被采访者，如果记者的采访功力不够或者提问不到位，他们就有可能应付了事，那么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认真地接受采访，认真地回答记者的问题？
师旭平：首先要对被采访者的经历，在体育方面的贡献和发生过的重大事件要特别了解，因为他们经常接受采访，因此要想让他认真地接受采访，记者就不能再问一些诸如“你取得过什么冠军？”之类的简单问题，记者必须想方设法向他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我了解你，而且很详细。这样才会引起他对记者的注意。我在德国采访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主席贝肯鲍尔时，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提到他是第一个既作为队员，又作为教练获得过世界杯的足坛人士，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阿维兰热认为他是国际足联主席的适当人选的，在听到这番话后，他便知道记者对他还是很了解的，于是记者下面的采访也就顺利了许多。贝肯鲍尔原打算只谈十分钟，结果实际上采访了二十分钟。
其次记者的问题要经过周密的准备和考虑，在采访之前，记者应该根据采访的目的和所要想了解的内容，精心设计好一份采访提纲，采访提纲的思路要明确，这样也便于被采访者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能够很好地切中要害，提高采访的有效性。当然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也不必过分拘泥于采访提纲，要善于在被采访者的回答中发现新的问题，这样才能真正地和被采访者达到双向交流和沟通的境界。
记者还要尽可能快地和被采访者找到感情上的共通点，在采访马特乌斯（德国足球队队员）的时候，我一上来就告诉他：“在中国知道你的人比德国全国的人还要多。”他的反应先是一楞，接着马上就明白了，脸上浮上一层满意的微笑。这样我和他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得很近，接下来的采访也就变得容易了。
记者：《世界体育报道》的采访和报道主要可以分成两类：事件采访和人物采访，它们各自的侧重点有何不同？
师旭平：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同，我不会故意地去侧重报道人物或者报道事件，通常我都是把人物放在事件里面去报道，在报道事件的时候，我又尽可能地在事件中穿插人物，表现人物，希望通过人物的言行来表现和丰富这个事件，我尽可能地把人物和事件揉合在一起。
记者：在采访中，是否需要事先拟好一份采访提纲？在采访的过程中，如何处理采访提纲和现场应变发挥的关系？
师旭平：在采访中，我一般都会有一份采访提纲，尤其是在人物采访中，比如采访阿维兰热（采访提纲见附页）。因为任何一次采访都应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不可能面面俱到。无论记者对于被采访对象有多么熟悉，他在采访之前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采访思路，只有这样，他在采访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对被采访者起到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最终达到比较理想的采访效果。
当然，记者事先拟订的采访提纲不能成为采访过程中限制记者主动性的框框，记者必须随时根据采访进程中的变化对自己的采访提纲作出适当的调整。有的记者准备好一份采访提纲以后，在采访中就简单地把问题一个一个地抛给被采访者，根本不考虑采访环境和采访对象的变化，这样就失去了交流感和互动性，容易让被采访者产生应付了事的想法。
记者在采访现场的临场发挥主要应根据采访环境和采访人物的特定变化。在采访过程中，记者要认真聆听被采访者的回答，并善于从他的回答中引发出新的问题，因为被采访者的回答中经常会有一些记者意想不到而且很精彩的地方，记者对于这些要特别敏感和留意，并且现场的反应要快，思路要跟得上。
记者当然可以由被采访者在现场的的一句话、一个表情乃至一个动作引发超出采访提纲的新的问题，但是要记住不要因此就偏离了主要的采访目的，要在适当的时候把采访的话题重新引回到原先的主题上。
记者：在国外的采访当中，可能会受到很多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如何面对这种干扰？
师旭平：教科书上的那些采访，可能是属于那种正儿八经的采访，双方约好以后，坐在一起摆开架式进行采访，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过这类采访。但更多的采访是随机的，这一点在国外显得尤其突出。这时对于记者来说，主要是依靠平时的积累，应该是一种厚积薄发的感觉。在国外的采访中，偶然性的因素特别大，记者积累的东西也许一辈子都用不上，但是如果没有积累，等到需要用的时候，那时已经来不及了。另一方面还需要记者能够随机应变，因为无论怎么积累，任何一个体育记者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总有自己不了解或者不熟悉的项目和人物，这时就需要记者能够随机应变，同时记者在现场预先了解情况也就变得更加重要。有一次我采访日本佐贺的热气球节，在采访之前，背景资料不是很多，而且我对于热气球也不熟悉，但是当时在现场有很多热气球方面的专家，于是就向这些专家请教了有关的专业知识，对于热气球有了一个了解，这样我们的前期准备就做的很充分，给以后的采访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记者：在现在年轻一代的记者和主持人中间，锋芒毕露式的风格比较普遍，他们一般都喜欢用问题去刺激他的采访对象，他们认为这样才能获得更加真实、更加鲜活的信息，你对于这种观点怎么看？
师旭平：首先我并没有发现在年纪记者当中有这样的普遍现象。充其量是个别人偶尔为之。另外，“刺激”这个词不够准确。如果指的是“尖锐”，那没有什么不好。如果是有“挑衅”的含义，那就值得商榷。我理解的“刺激”也许是介于“尖锐”和“挑衅”之间，不知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关键是把握好其中的“度”。从具体操作来讲，如果被采访者觉得记者的问题是在“刺激”他（挑衅的成分多一些），那么他会用比较隐晦的方法去应付你，因为被采访者如果把记者通过“刺激”而期望他说出的话说出来，那么倒霉的只是被采访者自己，成功的却是提问的记者。对于这一点，我想大多数被采访者都是很清楚的，尤其是在被采访者越来越聪明的今天，他们是不会轻易地让记者得手的。如果记者以为通过提出刺激性的问题，就能够让被采访者“上钩”，说出一些对他本身不利的话，我觉得那未免太简单了，这样未免低估了被采访者的智力和能力，何况保护自己是人的天性。
在通常的情况下，我觉得一次成功的采访需要记者和被采访者双方的合作，需要记者把问题问到位。比如意大利记者法拉齐，她的问题问得尖锐，但不挑衅，不是在那里“设套”或者是“挑刺儿”。她曾经采访过邓小平，作为一名西方记者，本来她可以在很多问题上向邓小平挑战，但是她不那么做。因此作为记者，我不是把注意力放在使问题更刺激上，而是在使问题更准确方面多下工夫。
当然，在提问的时候，我的有些问题有时也会让被采访者觉得比较难受，但是他会觉得我的态度是友善的，我在采访汪嘉伟（前中国排球队队员）的时候，问过他有关假张瑜（电影演员）当年给他写信的事情，我是通过一种友善而且轻松的方式：“那时侯肯定有不少人给你写信，好象也有女孩子冒充别人写点儿信，闹得沸沸扬扬的。”他一听这个问题就明白是怎么回事，说：“这些东西有时候都不愿意想起来，现在脸上都是皱纹了。”在这个时候，我充分相信被采访者的智慧，因而不是把问题问得那么直白、简单。
如果要提一些刺激性的问题，应该考虑到具体的采访对象，在采访郑海霞（前中国女篮队员）的时候，我问过她的婚姻问题，这个问题在常人看来很正常，但是它对于郑海霞来说却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或者说有点儿刺激性。在采访之前我了解到她的性格很爽朗，而且在采访之前我也事先告诉她我会在采访中问到她的婚姻问题，结果她同意了。我想如果我不知道她是这样的一种性格，我是不会去问她这个问题的。
在这方面，我觉得有一个采访爱滋病人的节目做得比较好，主持人提的很多问题有时也让人觉得难以回答，但是他不是那种挑衅式的，不是那种批判式的，比如他对几个爱滋病患者的采访，是以一种平和的探讨的方式把问题提出来，这样让被采访者和观众更容易接受，不仅表达了主持人对于被采访者的尊重，而且还反映出他对于这些爱滋病患者的同情，这种方式可以获得同样的采访效果，甚至效果更好。
记者：在你的采访当中，人们感觉细节抓得非常好，你为什么那么重视细节，在实践中又是怎么做的？
师旭平：细节是最能体现人的个性或者本质的东西，是最真实的东西，象阿维兰热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有一次接电话，结果把话筒拿倒了，我们把这样的细节展示给观众，没有人说我们对他不尊重，反而大家觉得这个老人也是一个普通人，他也会犯常人所犯的错误，这样观众就会觉得更加真实，更加亲切。
为了抓细节，在采访的时候我要求摄像师不停机地进行拍摄。比如说阿维兰热拿倒话筒的细节，如果摄像师当时只是考虑如何把回答问题的部分拍下来，一看去接电话就以为和采访无关因而停机了，那么这个细节就被遗漏。抓细节需要现场的记者和摄像师很好地配合，同样是在采访阿维兰热的汽车公司时，我注意到阿维兰热走过去要和一个老工人在握手，但是摄像师却还在拍汽车，我急忙提醒他把镜头转过来，这样才没有把这个细节丢掉，因为镜头摇得过快，因此从摄影构图的角度来看，这个画面是失败的，因为它不合乎通常的规范，但是后来回过头去看，这个细节却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令人信服地表现了阿维兰热平易近人的品格。
谁都会碰到细节，有些人也许就不太注意或者不太重视它们，而我觉得我和他们的区别就在于我不仅把它们记录下来，而且我还要在我的节目中把它们表现出来，展示给观众。
记者：那么注重采访中的细节是否就是你的一种风格？
师旭平：在采访中强调细节是我比较注重的一个方面，我强调在采访中要记录人物活动和事件发展的过程，并且把这个过程中吸引人的细节尽可能多地展示给观众。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事情毕竟是少数，更多更常见的是那些日常琐事，如何从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中提炼出生活中最本质、最真实的东西，并且在电视屏幕上完整地展示给观众，这一点看似简单，其实却是考验和衡量记者功力是否深厚的一个重要标准。细节并不是那些可以让我们任意忽略的东西，当然也不是从生活中任意取得的东西都可以作为表现主题的细节展示给观众，那样只不过是一种资料的简单罗列，不能表达和传递记者的思想和情感，所以细节的采用也要经过记者精心的选择，把它们在节目中合理、有序地组合起来，以表达一种完整的思想。
除了强调细节以外，我觉得我采访时的心态比较轻松，我用比较轻松乐观的心态去观察世界，同样的一个事情，在别人看来可能比较沉闷乏味，我却往往从其中发现让人觉得轻松愉快的东西，这也许和我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我从小就有这样一个特点，一件在别人说起来干巴巴的事情经我一叙述，可能就会变得有声有色。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历史太悠久，封建社会时间太长的缘故，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整体上讲是一种比较沉重的文化，我难以接受这种过于沉重的东西，我比较喜欢用一种轻松、乐观的东西去感染别人。
再一点是我强调叙事，在叙事的过程中没有一点记者自己主观的感受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尽量把感受和观点穿插在事件当中，寓理于事，我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传达我的观点。我始终记得一位外国导演说的话：“政治影片不是一部讨论政治的影片，而是一部改变着许多人对某件事看法的影片，世界上最政治性的影片可以是一部其中没有一句政治术语的影片，它应该把观众不知不觉地引到目的地。”这位导演的名字我记不住了，但他的话却对我影响很大。他对于“宣传”的理解比我们领导宣传和搞具体工作的人的理解要高明不知多少倍。
记者：我听说当初和你一起活跃在采访一线的记者大部分都已经退居二线了，而你现在还坚持经常去现场采访，是出于一种什么动力？
师旭平：确实，在我这个年纪的很多人已经退居二线了，很多人跟我说现在象你这个年纪还坐在编辑机前的人真是不多了，我之所以还坚持去现场采访，一方面是因为喜欢这个工作，另外做出来的节目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自己也有一种成就感，而且对自己也是一种激励，而且这也是出于一种栏目本身的考虑，因为如果我现在不做节目，栏目的收视率可能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有广告客户说，如果这个栏目当中有一半儿节目是师旭平做的，我们就上广告。我也希望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节目的整体策划和包装上面，但是现在不行。我在《世界体育报道》的记者当中，虽然年纪最大，但是我的体力和精力还允许我继续去一线采访，而且我的效率不低于年轻人。
记者：在经历了多年的记者生涯以后，你觉得对于一个记者来说，在采访方面最重要的、或者最值得借鉴的经验是什么？
师旭平：在采访当中我通常把自己摆在一个客观的位置上，不带框框地去采访，不是先入为主，而是通过自己的提问和亲眼所见到的事情去反映和表现人物，不能先入为主地事先就在自己的脑子里给对方作一个判断，这样在采访中的客观性就会有所下降，容易造成采访和报道的偏差或者失误。
无论在什么时候或者在什么地方，我的身份只是一个采访者、一个叙事者、一个提问者，不是监督员或者管理员，更不是裁判和法官。如果你想在屏幕上表现出是正义的化身，是真理的代言人，往往适得其反。（王卫东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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