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嘉宾：外研社社长 李朋义

　　辽宁出版集团董事长 任慧英

　　出版局局长 张小影

　　山东出版集团 钟永诚

　　中国科学出版集团董事长 汪继洋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总编室主任 陈实

　　中国出版集团对外合作部负责人 霍庆文

　　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胡国臣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施宏俊

　　中国出版集团人民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 杜晓石

　　金元浦 教授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对话》节目。如今提到中国企业进军海外市场，似乎早已经不再是一件新鲜的事了。但是中国出版业在海外的新突破，却让我们倍感振奋。今年，在全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出版业的集体表现引起了全球同行的高度关注。从产品到经营、再到贸易额，中国军团交出了一张漂亮的答卷。那么这样的一个突飞猛进的变化，在国际同行的眼中被看成是中国出版业的一个海外新突破。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事实。

　　主持人：大家刚才看到了，中国的出版业在这次的法兰克福书展上的确取得了非常骄人的成绩。谁愿意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第一时间的感受？

　　观众：我的印象是红红火火，还有热热闹闹。

　　主持人：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观众：从这个片子里我想用一句话，用北京的土话说：倍儿棒！

　　主持人：倍儿棒。

　　观众：我个人感觉，出版业生机无限、商机无限，但是同时它的竞争也是非常残酷的。我想我同意刚才那位外国学生的看法，确实红红火火，这是一种中国红。但我想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今年的中国红更有世界的味道，也是世界红。

　　主持人：为什么今年的中国红会有这么多世界红的颜色？就是在我们中国出版业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扬眉吐气的这一刻，它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最重要的因素，在推动它走到了这一步？

　　金元浦：主要是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国际形象日益提升，造成的整个的世界氛围。过去的时代实际上中国人对西方人的了解的很多，西方人对中国反而了解的很少。现在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和平崛起，西方人和整个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的需要越来越强烈，我们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由过去的引进为主，转向以输出为主。那么这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国因素的增长。

　　观众：中国政府的推动。像今年我也参加了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组织非常地强。

　　主持人：您的意思是，如果领导不带队我们都不去了？

　　这个和以往还是不一样，突出了专业性。从这个版权，比如人才队伍来说，现在就是加强了专业人才。像懂版权的、懂英文的，还有懂市场的这些人。

　　主持人：大家说了这么多，百闻不如一见，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的两位，就是这一次中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两大亮点。好了，让我们用掌声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来自外研社的社长李朋义先生，以及来自辽宁出版集团的董事长任慧英先生。

　　主持人：两位似乎还带着法兰克福的微笑，走到了我们的现场。说到成果，二位能不能在这里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最大的成果是什么？

　　李朋义：一个重大项目叫《汉语900句》，专门为外国学习者量身订做的这个项目。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亮相，获得了极大地成功。我们已经同十四个国家出版社签约，用十四个国家的语言，在五十个国家发行这个书。

　　主持人：的确是一个值得祝贺的一个好消息。任先生有什么特别的成果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任慧英：一个多年来没有的收获，我们这一次是第一回从法兰克福书展上带回了欧元现金，十一万。

　　主持人：看到这十一万的欧元现金，您当时的感受是？

　　任慧英：我们是第一步，仅仅是开始，可能是明年、后年，我们带回来的欧元现金可能比这还要多。

　　主持人：如果哪天提不动了的话，我们大家都替您去提，好不好？

　　主持人：对于中国的出版业来说，从当年的默默无闻，到今年的异军突起，这绝对不是一条平坦的路。所以接下来我们请二位入座，跟我们现场的所有嘉宾共同来回望一下这条路。好不好？

　　主持人：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是会回到法兰克福的书展。虽然已经过去了两个月，但是任先生您现在回头看一下，其实从您个人来看，您觉得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任慧英：辽宁出版集团从去年开始到今年，作为中国展团第一个进入了八号展区。我们实际上从传统的六号馆，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亚洲馆，到八号馆，实际上你在走路，大约在十几分钟。但是我们辽宁出版集团从六号馆进入八号馆，用了整整八年时间。

　　主持人：八号展区是？

　　任慧英：八号展区在传统上是以欧美国家主流出版市场为主。所以它形成了一个概念，想进入这个八号馆应该说很不容易。

　　主持人：多少年以来一直都是欧美的主流的出版业聚集在八号馆当中。

　　任慧英：对

　　主持人：是不是特别像商场当中的黄金铺位？

　　任慧英：对。因为我们那里边访问者、来洽谈合作的国外公司接连不断，然后我们自己的展台上的座椅不够用的，然后我们就借他们的椅子来用。因为有一家是意大利的公司，一家是西班牙的公司，后来他们说椅子不用还了，一直到你们结束再还给我们吧。

　　主持人：他们不战就自败了。

　　主持人：我想问问李先生，是不是今年你们外研社也进入了八号馆？

　　李朋义：我们没进八号馆，我们依然坚守在六号馆。

　　主持人：但是我想李先生坚守一定也有他的原因。

　　李朋义：过去八号馆是我们中国出版人不大容易进去的地方。六号馆是外国的出版人，特别是外国的大公司的老总们不太来的地方。但是今年不一样了，今年各大出版公司，外国出版公司的老总们都到六号馆。《汉语900句》的首发式跟签约仪式，我们是和国际上的第二大教育出版公司，美国著名的叫汤姆森学习集团，跟它签约。共同用十四种语言，在五十个国家发行。那么这个签约仪式轰轰烈烈。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是主宾国。在中国是主宾国的时候，我们依然坚守在六号馆。我相信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外国公司的老总要到六号馆来，不一定非要到八号馆去。

　　主持人：我们打探一下，任先生明年会不会从八号馆撤回到六号馆？因为所有的外国大的出版机构的老总，他们选择的必经之地就是六号馆了。

　　任慧英：六号馆、八号馆、四号馆，还有其它馆，都是我们今后中国出版业所将要进入的地方。

　　主持人：全线占领！

　　主持人：确实像刚才李先生说的，不管在哪一个馆，现在在不同的角落，中国出版业的身影已经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世界的面前。中国出版业在海外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大的市场和机遇的存在？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短片，要请大家来看一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主持人：对于中国的出版业来说，海外的这个市场有多大的诱惑力，其实我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可以来佐证这一点。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教授朋友，他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然后住在他的房东的家里。房东的老太太要到中国来旅游，然后问了他这么一个问题，让他非常地生气。房东的老太太就指着家里的微波炉、冰箱、还有彩电，就问这个教授说：“请问你们中国有这些东西吗？”教授大为光火，他想说中国这么发达了，你竟然还问我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所以他决定第二天就到图书馆里，去给这个美国老太太专门借一本介绍中国的书。可是在偌大的图书馆里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最后好不容易淘到了一本，是剑桥出版社出的《中国史》。我们也想请我们现场的朋友来谈一谈，因为我们看到身后有很多的外国朋友。他们在国外找一本和中国有关的书，不知道难不难？你来自哪里？

　　观众：来自德国。

　　主持人：来自德国。在德国我知道出版业是非常发达的。可是当你走在德国的街头找一本中国书，容易吗？

　　观众：我觉得越来越容易。

　　观众: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就是2002年到2003年在牛津最大的书店里头，很难能找到关于中国当代历史、当代文化、当代生活的图书，很少的几本。后来我还跟他们开过玩笑、提过意见。很少的几本是台湾出的。

　　观众：我在奥地利最大的书店搜寻，只找到一本跟中国有关的书，是介绍长城的；而介绍撒哈拉大沙漠的书却有七本。

　　主持人：确实你看海外市场，其实对中国的出版的图书是有需求的。我想请教一下两位，你觉得我的那位教授朋友，他为什么在美国就那么难找到一本介绍中国的书给这个当地的老太太？

　　李朋义：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过去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说很落后。那么外国人对了解中国的兴趣不大；第二个原因就是当然经济发展落后的话，你的出版业也不发达，所以中国的出版业没有走出去。

　　主持人：市场的空白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就意味着市场的一个巨大的商机。可是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商机，为什么没有去占领呢？

　　钟永诚：对国外受众的阅读习惯和他们的文化背景，应该说是还是有差异的。就是简单地把我们认为好的图书，或者我们认为应该让国外了解的一些东西，简单地把它翻译成英语，其实在国际市场上是很难做到的。比如说我们去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我们和英国一家出版商准备把我们的《孔子圣极图》，让他版权。今年年初，他非常遗憾地告诉我们，说对不起，这个书我没有做成。就是说简单地把我们的图书，翻译过去，这个是很困难的。

　　张小影：第一个问题实际上要解决一个开拓国际市场的原动力的问题。对于中国出版界来讲，现在大多数的出版社满足于国内市场。我们长期是在一种事业性质、企业化运作的这样一种体制底下。那么这种个体制在很大的程度上对这个出版领域是有一定的保护色彩的。所以文化体制改革，那么就是说从体制上要解决这个问题，把现在的出版单位，从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整个要变成真正的企业、变成真正的市场主体。第二个我觉得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要开拓国际市场，还要有这个能力去开拓。那么这个能力是靠建立一整套的工作的运作机制来实现这些目的的。现在开拓国际市场，我觉得要解决几个机制的问题。一个对国际市场的需求的研究。你要开发出来的产品必须是适合国际市场需求的东西，那么还要解决什么问题？解决我们的营销机制。进入国际市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它需要有一个国际的营销网络。那么目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说，基本上我们现在的出版集团都不具备。从政府来讲，已经给了这个原动力了。比如说文化体制的改革。首先是打破了体制上的一些障碍。比如说在国内的出版市场上，打破了体制上障碍之后。你比如过去出版中小学教材，这基本是个垄断的市场。那么政府对这个打破垄断之后，我们就是受益者。我们的过去大学出版社，我知道大学出版社，是不能够出版中小学教材的，但是现在我们出了。出了之后，市场份额很大，经济实力已经很强了。

　　主持人：任先生您觉得，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图书走出去曾经会那么地困难？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任慧英：目前中国出版业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以后，在这方面的工作有很大突破，我们出版集团专门设立了一家国际出版中心。那么这家出版中心从体制上是完全和西方出版公司是一模一样的。用人他不像我们其他出版社，他用什么人就招什么人，不是就像过去那样我用什么人由领导给配什么人。国际出版中心十几个人，有两位德国人，那么本周还有一位法国人到我们这里来工作。

　　主持人：他们在这儿能领多少钱

　　任慧英：他们大约一个月在一万人民币，一万以上。

　　主持人：你当心今天公布了这个数字，其他人用两万来挖走他们，回去好好做一下他们的安抚工作。

　　任慧英：没问题，因为我们那里项目非常多，所以他到我们那里有活干，所以愿意待在那里。所以我有一位德国朋友不但自己来了，还把自己的未婚妻还领来，就扎根了。

　　主持人：对，这完全和中国融合了。其实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李先生应该也是特别有同感吧。

　　李朋义：同感，过去中国出版走不出去还有一个原因，我们这些出版社都没有出口权。在前几个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同志到外研社调研的时候，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第二天，张福海司长就打电话来了，说李社长你需要什么支持。

　　主持人：出口权就解决了？

　　李朋义：出口权解决了，解决之后，我们今年对外的版权输出以及贸易输出三千万。去年的出口只有三百万，今年增长了十倍。过去中国出版走不出去，原因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说国际化和职业化的问题，坦率讲，过去因为我们中国一直是一个叫做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这么一种管理体制。没有一支非常懂得国际操作游戏规则的、职业化的出版人队伍。到了国际上，坦率讲，可能也不知怎么做。

　　主持人：缺乏这个国际化和职业化的人才。

　　李朋义：对。我给你讲一个没有实现的这么一件事。最近我刚才提到的汤姆森学习集团，他们要卖掉了，五十亿美金要卖掉这个。因为他要发展新的业务，他的亚洲总裁就到外研社来了。第一说，李先生我要报告你这个消息，我们的公司要卖掉了。第二，他就问我外研社有没有兴趣买汤姆森学习集团。

　　主持人：您应该说有兴趣才对

　　李朋义：我就马上说有兴趣，第一句话我说有兴趣。他很高兴，然后我第二句话就跟他说的，买不起。五十亿美金，四百亿人民币，这么一个大的并购，坦率讲，中国出版如果走出去，如果我们想办法，我们在座的老总都在，我们联合起来成立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能够购买到世界第二大教育出版公司，那我们中国出版一下就走出去了。但是我这马上想到第二个问题，假如说我现在能花得起这笔钱，花得起这笔钱把这公司买到了，什么人去管理？没有一个很好的预案。

　　主持人：我先问一下，任先生愿不愿意参加这个壮举？

　　任慧英：我非常愿意。

　　主持人：非常愿意，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台下的各位有没有人愿意？台下都是很多出版机构的，愿意的请举手，愿意的请举手。

　　主持人：看来除了一个人之外，其他都是？不不，山东集团，山东集团要举手，可能还要举手。这李先生就怕我说的人少，所以他赶快把你挖掘了出来。两位，山东出版和上海世纪，两位。但刚才任先生话没说完，你愿意参加可是但是。

　　任慧英：我说的但是就说，组织这样一个公司走出去，但是后面是必须。除了刚才李社长说的那两点之外，有一个专业化的问题。除了职业化， 除了国际化，还有一个专业化。

　　主持人：李社长你心目当中的这个规划到底分成几步？比如说最先的一步，你打算会做哪一些呢？

　　李朋义：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实现这样一个目标的话，最先的一步当然是马上就是先积累资金，资金要到位。我认真算过账，目前在中国出版界或者各大集团，我们及时能够组建一个股份公司的话。我们筹集到也就是百分之十的资金，四十个亿应该没问题。

　　主持人：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