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翰 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特邀嘉宾：
夏颖奇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
张 辉 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副总裁
杨晓东 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副总裁
金兆玮 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副总裁
郭小川 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副总裁
汤 青 新奥博为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汪须忠 科诺（北京）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李为民 北京南山之桥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
主持人：好，谢谢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经济频道的《对话》。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走自主创新之路早已经不仅仅是政府和企业的共识，它已经被提升到了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很多中国的企业都渴望能够摆脱低技术加低利润这样的困境，希望能够在高科技的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从而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但这样的渴望，在中国今天现实的情况之下对很多中国企业来说
可能还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是我们却看到了这样的一位年轻人和他的创业团队，完成了这样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先从大屏幕上来认识一下他。
主持人：好了，现在让我们用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邓中翰先生，有请。邓先生您好。
邓中翰：您好。
主持人：欢迎来我们《对话》节目当中，其实在邀请邓先生来我们《对话》节目之前，我也看了一些他的相关的资料，找到了你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你特别会创造纪录。比如说你在国内读本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就开始申请搞科研，而且还拿到了一个创新奖，到美国去留学的时候，又成为了伯克利分校建校130年来第一个获得了包括物理学硕士、电子工程博士和经济学硕士三个学位的毕业生。我相信在你的身上肯定还有很多的纪录
我们大家不知道，今天能不能给我们透露其中一个纪录。
邓中翰：我——
主持人：纪录太多了。
邓中翰：我小时候特别能睡觉，有时候一睡连睡上好几天也不完。
主持人：这个纪录是我们今天首次发布，那有没有什么纪录是你一直渴望去创造，但是至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还没有实现没有创造出来的纪录？
邓中翰：我特别想能够像乔丹一样扣篮，没经历过，没有那么高的身材，也不会像乔丹那样跳起来那么高那样的扣篮，但是很希望能够有一天能做到，但是肯定不行了。
主持人：其实我想，今天把您请到节目现场的话，很多和您有着相似的经历和背景的人会觉得非常地亲切，
因为他们也和你有着同样的爱国情怀，有着同样的期待，甚至曾经有过同样的一些努力，也希望能够像你这样创造很多的纪录，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真正在做起这些事情来的过程当中，却发现实际上万水千山可能是难上加难。所以今天我想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会期待着，和你一块来回望您所率领的这个团队走过的这段路，也许他们会从中得到很多的启示，也得到很多的共鸣。那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邓中翰：好。
主持人：好，谢谢，来，请坐。
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对话就从一段回忆开始。这个回忆是您在硅谷创办公司的那段日子，我知道您在硅谷创办的这家公司是一个运营相当不错的公司，而且应该说是价值非常高的芯片的设计公司，作为创始人、作为领导者，在硅谷会享有什么样的一种生活？
邓中翰：硅谷生活本身是非常好的了，各方面条件都是非常优越的，它带动的是很多人在那儿安居乐业
非常尽心地能够在那里去寻求自己人生的这种发展，我想许多创业成功的人士，在硅谷都过上非常好的生活，豪宅啦、名车啦等等一系列，我想我当时的这种感觉还是更多的是在忙于工作之中，当然我们一样就是赚了钱之后
都会买房子买车买这些东西。
主持人：正像你所说的，硅谷让很多人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可是你没有在硅谷来延续这个梦想，回国了。放弃了你的豪宅、名车，放弃了你有可能更快地实现自己梦想的一种地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回到国内来？
邓中翰：在1999年时候，我们受到国家的邀请参加五十年国庆的观礼。站在观礼台子上，我看见一辆一辆的
承载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防、在军事、在教育、在科技，在各个行业里面取得这些成绩，站在观礼台上
我突然有一种非常惭愧的感觉，作为一个当时的这种客人吧，我突然感觉到这是我的祖国这么多的成绩，这么多人的努力，可是我还没有为哺育我的祖国做出任何一份事情。我想也许通过我们大家的努力，也许能够在未来五年十年之后，我们也能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
主持人：其实我觉得您的这种感觉对我们大家来说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就是海外赤子为了回来报效祖国，放弃了自己很优越的海外的生活，有点像很经典的钱学森似的这种回国报效祖国的这种经历。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和他们老一代的那些报效祖国的人相比，你们这代人回国的动机和他们最大的区别体现在什么地方？
邓中翰：很多地方都是很相似的了。
主持人：没错。
邓中翰：大家都有一种爱国心，都非常希望能够在国家需求的时候，能够把自己个人的这些技术能力和工作能力能够报效给自己的祖国，而我们正如钱老一样的，过去在美国所受了这些训练以及在硅谷所掌握的这种无论是在技术还是在市场，还是在商业上的这些管理经验，如果能够带回到国内来，可不正是我们国家所需要的吗。所以我想可能最大的不同是我们这代留学生更多的把自己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了。
主持人：当然后来，我们看到的这个故事版本就是不仅仅一个人下定决心，回来报效祖国，而且还物色了一个非常精良的创业团队。今天我们把你的三个团队伙伴也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你来给大家一一地介绍一下。
邓中翰：杨晓东博士，杨晓东博士曾经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念了十一年，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他也在美国像因特尔、惠普工作过，并且拿过他们的奖，非常优秀。金兆伟先生，这是第三个，桔红色的领带的这一位。咱们公司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能够取得这么好的一些成绩，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兆伟他的对于全球市场的这种把握对全球市场客户的这种营销的策略非常地正确，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张辉博士，他既是我大学同学，也是我伯克利攻读博士我们同一组的同学，你能感觉到他的这种活力来自于这种爱国心。任何一个地方
如果谁要是欺负咱们了，他一定跳起来跟别人斗。
主持人：挺身而出。张先生，刚才我注意到您和邓先生有一段同学的这个时间，最后和邓中翰博士走到一块来创业，是仅仅因为你们是同学关系对他有更多的信任，还是真的像邓先生一样，看到了我们祖国有巨大的机会
在等待着你？
张辉：一个是基于对中翰的信任，包括前面几年的一些默契。第二就是我们提到，对产业报国的这个决心早就有，第三个就是我们认为我们掌握的多媒体芯片的技术的话大有用武之地，机遇非常大，所以我们当时马上就拍板决定赶紧回来。
主持人：其实你们四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看到了机会，可是当你真正回国来创业，你可能需要面对的是机会之外的另外一些风险和不适应。我曾经听过一个朋友说这样一句话，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回国来创业有点像在非洲的沙漠上开一家中餐馆，就特别难，也没有中国的辣椒，也没有中国的调料，更可怕的是
根本就没有什么客户，没有人要吃中餐”你回到中国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类似的感觉，你的中餐馆，你当时觉得能开得下去吗？
邓中翰：我觉得我有这样的感觉，你会发现在人才、在资金、在技术其他要素，比如说设计的这些软件等各个方面还有在市场上，包括我们讲到的这种品牌、信誉度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一次挑战。
主持人：那这些挑战当中排在首位的挑战，你当时最担心的是哪一个辣椒、哪一个调料？要把这个餐馆开好的话。
邓中翰：其实这几个方面我都非常地担心，相比之下，在1999年成立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说刚成立的时候
资金应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你觉得在国内融资和在国外，尤其是你在硅谷来融资的话，难度相比。
邓中翰：那当然难度是非常大的了。因为一方面是国内它不具备这样的像硅谷那样的，这种风险投资这种机制，也不存在这样的风险投资家。而且1999年的时候，大家可能都知道，包括像新浪、搜狐、雅信、UT斯达康这些公司还没有上市，我们回来的时候完全是抱着对一个技术、对一个市场、对国家的事业的这种追求回来，那时候还不知道能上市的这种可能性，从法律角度而言的话。但是公司要发展的话，它首先要有资金，有了资金才能招人，才能开门，才能做技术，才能做市场。
主持人：那你那个时候会不会特别怀念在美国的日子，因为听你说在美国要找到资金应该是容易得多的事。
比如说拿你自己当时在美国的公司来做例子的话，你的第一笔钱在美国融到了多少？
邓中翰：那就太多了，比在中国。我当时第一笔资金就一千多万美金。
主持人：一千多万美金？
邓中翰：对。
主持人：是很容易融到的，还是说你也要踏破铁鞋、颇费口舌这样。
邓中翰：当然是要踏破铁鞋，要跟很多的风险投资家去探讨。但如果说以芯片这个领域而言的话，在硅谷的话，因为很多很多的风险投资家在硅谷就做这个硅，做这个芯片，已经挣过很多的钱了，所以他们对这个领域相对比较熟悉，也乐意去投资的。他们也能够找到很多的专家来帮助你去分析，你的技术的这种差异性，你的市场的差异性，为什么你能够成功等等的。这一切机制，当你回到中关村时候，在那个时代，芯片领域还是一片空白的时代，那是非常困难的。
主持人：你为这个资金发愁到什么程度，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邓中翰：应该说我们的项目发展还是比较顺利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首先有国家信息产业部投资的一千万人民币，大概一百多万美金的这样的一个总资金。
主持人：但这笔资金和当时你在美国融到的一千万美金，实在是有着天壤之别。这一百万美金够用吗？
邓中翰：肯定是不够用的了。
主持人：对于一个已经花惯了一千万美金以上的人来说，当他只能花一百万美金的时候，他的花法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
邓中翰：中关村那个时候特别缺乏办公室，办公室的这个租赁的这种费用非常地昂贵，几乎和硅谷一样的贵。可是我的钱又比硅谷的钱少了很多。
主持人：那怎么办呢？
邓中翰：所以当时我们成立公司之后，第一个工作的地点，我们没有去选择非常好的什么几星级的办公楼等等，我们就在北土村那儿在一家企业的仓库里面租下了一块地方，当时只有十几个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主持人：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失落，你看我们这个公司已经开到仓库里来了。
邓中翰：那个仓库没有很好的取暖设备，10月份成立搬进去之后，到了11月底、12月份就非常冷。那时候张辉博士，他过去是南方人，从浙江考进中国科大，那么没有那么冷了，在美国硅谷气候也是非常好的。到了北京第一年冬天手上又起了冻疮，又开裂，当然我们都很心疼了。我当时也是感觉到一个创业团队正如像联想一样
正如像过去的惠普一样，如果不能够克服眼前的这点困难，它更没办法克服以后遇到更多的困难。我说只有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克服这些困难，我们过了第一个冬天，我们才有能力过第二个冬天，才有能力过第三个冬天，我们才可能迎来春天，才能迎来秋天。
主持人：我想很多回国创业的企业和你们都有着类似的境遇，资金对于他们来说，至今都还是一个比较稀缺的资源，要不然就是找不到钱，要不就是找到的钱根本就不够用。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省钱的办法可能对他们都有一些启示。中国有句老话叫“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从你个人的体会来讲，你觉得这个“刀刃”究竟在哪里？
哪些地方我们可以省钱，哪些地方我们必须要花钱？
邓中翰：我们在各个成本上都进行很好的一些控制，但是每一次打国际客户我们不惜代价，为什么，只有这些国际客户他才有对市场的这种控制力度，也只有这些国际客户给你带来技术上面最新的信息，所以我们经常要去日本出差、去美国出差、去欧洲出差等等的。那在这些费用上其实对一家创业性的中国公司而言的话，是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但是没有办法，你必须做，如果你希望你的技术是在全球范围内有核心竞争力的话，你必须要有这种能力打进最大的这些公司，最一流的公司，可能是最牛气的公司。
主持人：所以在这方面是一定要花钱的。当然现在情况和你们当时相比应该说有了很多的改善，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也请到了来自中关村管委会的副主任夏颖奇先生。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资金的困境，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在今天对于这些渴望在高科技领域有所突破的回国创业的人来说，他们更多了哪些可以进行融资的渠道有效地可以利用。
夏颖奇：现在这个融资环境比中翰他们回来的时候要强得多了，中国的很多企业做出榜样来了，所以海外的这个投资就多起来了。很多跨国公司很多海外资本到中关村来，到中国来，来淘金。来早期地进行种子资金的投资。这些多起来了。还有一个，我们国内对于这个高科技企业的支持力度也加大了，像科技部就有中小企业创新资金，在北京市的科委，在中关村的管委会我们都有相当一部分的产业资金。对于这种像芯片、生物制药、环境保护这种顶尖的这些高科技，我们都会有一些支持，应该说越来越多的融资渠道。
主持人：对于这些渴望回国创业做出一番成就，在自主创新的主题下，获得成绩的这些回国创业者来说，提供了非常多的便利。但是对于早期的你们来说，可能还要面临着继续精打细算来花每一分钱。刚才你提到的省钱
比如说在办公室的租用方面，但是在技术方面，我想肯定你会不遗余力，一定不会去省任何的一分钱。在回国的那个时刻，对自己的公司在国内一旦在技术上遇到一些什么问题，你会不会有担心，比如说解决起来不像美国那么地方便。
邓中翰：当然，我们应该说因为我们几个创始人曾经都在国外工作过，所以大量地运用到一些国外的资源来帮助我们公司的发展，我们经常有时候为了解决芯片上分析的一些问题的话，一方面我们会请我们过去在硅谷的老师来帮助我们去一起来分析，或者是他来给我们引见一些国外在这方面的这些专家，来帮助我们那么有时候我们一些实验条件不够，我们要把这些产品带到国外去进行测试和对他进行这些研究等等。所以说一个全球化的技术，它的诞生也要是在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突破才能够取得的，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实验室里面的一次事件，一定是要集思广益，一定要把很多的这些优秀人都拉到你的这个项目组里面来。
主持人：你说的这个集思广益特别地重要，那对于一些刚刚创办的这些企业，你能不能很负责任地告诉他们，如果你有遇到这样的难题，其实你完全可以找到像我们曾经找到的那些帮助我们的人，一样可以找得到这个资源。
邓中翰：对，我觉得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如果说你不去找这种资源，你的问题没有解决好，你只是当时顶顶过去的话，你的产品将来一定会在这方面出问题。
主持人：所以其实还是要去找到我们可以用的人，帮助我们解决技术难题的人。我听到有一位老科学家曾经说“在目前世界各顶尖的实验室当中，其实都有活跃着中国人的身影”，也就说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人才库的储备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就是你想要找，其实是完全可以找得到的。这句话说得过分吗？
邓中翰：我不是太了解了这些统计的数字等等的，但是我的确是看到，像我们在硅谷的时候说这个IC，就是基层电路，也就是讲的这个半导体产业，I，indian，这个C是Chinese。就是很多的中国人和印度人在这样的产业里面工作。所以说如果能够很好地把这些留学海外的这些中国的这些技术人员能够吸引回来，组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团队，并且给他非常好的这样的机会去工作的话，就能够打造出世界一流的成绩。
主持人：这样的一些高端的人才他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呢？我想并不是只有一种把他们请回来的方式，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式。
邓中翰：我想让我们张辉博士讲一讲因为他非常多地去硅谷去吸引人才加入我们公司。
主持人：张先生都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是所有的人，你都把他引进到公司，或者你们还有其他的合作方式？
张辉：除了吸引他们回来之外我们想另外一些方法，就是通过这种请他们做顾问，请他们做咨询，给他们一些小的项目做，或者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些合同让他们做，各种方式。
主持人：其实也就是在有限的资源空间当中去寻求无限的可能，我想这也正是邓博士和他的团队回国创业带给我们的一大启示。但是回来之后，他们还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他们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呢？各位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对话》节目当中。
主持人：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对话》节目当中。我们要开始来关注一下人才的问题。在硅谷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可是这样的一个高科技的企业回到了中国的本土，我们可以像前面我们谈到的
从全球范围当中来招最优秀的人作为我们的统帅，可是毕竟他的底下还需要有一些兵，那这些兵是不是都必须在本土解决，你会不会曾经对打造一支这样的团队，组建这样的一个部队有过担心。
邓中翰：应该说是非常担心的。因为芯片这个产业本身在那个时代，国内所储备的人才就非常非常地少，所以建一个团队是非常复杂的。它不光是一个人才招聘进来的问题，同时它还有一个是专业技术的培训，同时又是一个大家在理念上的一种磨合，通过这样的磨合才能共同地产生一种共同的这种事业的这种追求，才有了这种很好的一种交流的平台。这方面也是非常艰难。我记得在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公司007号员工郭小川，
今天他在这儿，现在已经升为我们公司的副总了。007号我们叫他詹姆斯·邦德。
主持人：詹姆斯·邦德，007，有特殊意义的。
邓中翰：他当时从另外一家公司加入我们公司时候，首先就是帮助我们去招纳这些人才。当时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说在中国你要做芯片，你还要准备去把这个产品给打往全球等等，这很难沟通，那个时候张辉博士
花了很多的工夫去跟招进来的这些员工和正在面试这些员工去沟通这样的一个理念，沟通这样的一个理想。
主持人：张辉先生是完成了一个艰难的任务，詹姆斯·邦德是你招进来的吗？
张辉：詹姆斯·邦德是我招进来的。
主持人：是你招进来的，你当时看中了他有什么样的特质，你觉得他是一个适合的人才。
张辉：第一就是我十秒钟就把他说服。
主持人：十秒钟？
张辉：说服他进来我们公司，因为可以看得出来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人。
主持人：你当时怎么说服他的？
张辉：我说PC里面所有的芯片都是因特尔做的，你有没有信心后来在最重要的电子产品里面跳动的是我们的中国心，中国芯当然是我们最早提出来这三个字。
主持人：最早的中国芯是用在招他的时候。
张辉：我个人认为。
主持人：靠这个中国芯把他招进来了。当时他的反应和表情你还记得吗？
张辉：他脸一下就红了，就很涨红，很兴奋。
主持人：这是你的判断，涨红了是因为很兴奋，让我们把话筒交给詹姆斯·邦德，原谅我们就不叫你的真名了，就按照邓博士的叫法007詹姆斯·邦德。你当时听了这番话，脸真的涨红了吗？
郭小川：红不红我自己是看不清楚的，因为对面没有镜子。
主持人：那你的内心感受是像张先生所说的激动了起来？
郭小川：基本上差不多吧。因为其实我在公司一直在讲，其实我们一直需要一种激情，就是创业也好做事业也好，一种激情，我一直在北京寻求机会，当时也准备往海外发展去做工程师。正是张总当时，也差不多就是可能十几秒钟他讲了他这么一个简单的规划，我觉得当时是一种很无畏的精神，然后就义无反顾地马上就，好像是第二天吧，就投身进来。然后一起来开创，当然没想到后面这么多艰难，这么多困难。庆幸的是当时是激情支撑我们。
主持人：当时你有没有后悔过，自己当初怎么十几秒钟被他忽悠了一下，就草率做出了一个决定。
郭小川：我觉得最后悔的就是说，好像工资太低了。比以前还低了很多。
主持人：更低的工资都愿意加盟到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来，其实我想问一下张先生，你在招他们进来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点要看，他们究竟有没有激情。那招进来之后，你有没有对比一下，他们和海外人才有没有什么差距？
张辉：应该说对这种职业的理解，或者说对成为一个非常优质的工程师的理解还不够。包括对怎么样做出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什么叫产品本身的理解都不够。这可能是经验的问题。同时他们应该说，看到的世界级的这种技术和产品的机会还不多，所以要通过我们的手把手地教他们，来告诉他们，每一步应该怎么样做到极致
怎么样精益求精，所以这一块是他们欠缺的。
主持人：除了您可以来手把手地教他们之外，还有什么人可以手把手地教他们，你们会从外面找一些有经验的人。
张辉：像杨晓东，包括中翰，我们刚开始我们几个人主要时间都在技术研发里面。
主持人：传、帮、带。
张辉：然后我们大概通过一点点的摸索，发现一个人带十个人，差不多这个比例比较合适，所以我们现在保留了一个规律，就是大概10％的人是从海外吸引回来，90％的人是本土的工程师。
主持人：刚才张先生说，你们经常都需要传帮带，去手把手地教这些新招来的人，我想知道你都教他一些什么？
杨晓东：主要是技术方面，我们其实团队，张总招的团队还是比较不错，在国内来说我们设计团队里面50％以上是清华毕业生，他们刚毕业以后，基础知识是比较扎实的，但是他们对芯片设计正规流程什么都是不清楚的。所以第一个开始，就是说我们打造从流程开始，教他们怎么去设计芯片，怎么做一步一步的，在这上面就是说，不是说我如果每天花时间这里介绍一下那里介绍一下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还做一些培训班，把这个流程建起来，能再带一些比较有资深的工程师，比如海归一起把整个项目一步一步往前走，去检查他们的工作，教他怎么去按照这个流程在走，所以我们有一套比较详细的一套系统，先把这套系统搭起来再教他们。应该说是多方位。
邓中翰：我记得我当时在清华，我去在我们的研发中心和无线电系，电子工程系现在叫。我当时我特别教课去，整整教了一学期课，我非常累，平常工作已经非常累了，我真带学生，四十几个研究生。我从高等模拟电路第一节课开始教起，整整带了一个学期。
主持人：你有希望能够真正地培养出自己需要的这样的人才。
邓中翰：是，因为我想一方面我是要把这些国内不可能学到的这些知识，当时我们连课本里面可能都没有了
，是笔记记下，并且我到博克利去把我们的老师，后来是做了我们学校教务长的教案。
主持人：把它复制过来？
邓中翰：国际非常知名的教授，他教的过去的课，后来他不教了，所以大家把录像录下来，我又在那边把它给复制好带回来，然后我自己每天看，看完以后我就去课堂上去教去。开了课的时候我就问同学们，我说你是希望我用中文教，还是用英文教？
主持人：他们怎么回答的？
邓中翰：基本上是一半人想用中文教，还有一半人要用英文教，当时我说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举手我选择用英文教了。后来我整个课全用英文教，后来班上有41个学生，我老是发现班上坐了达50几个学生，我说怎么还有很多的学生旁听。后来我就问他，说这个人是那个人的女朋友，他们过来想学英文的。
主持人：看来还有一些附加的效应在里面，那实际上有女朋友坐在旁边，你发现他们的学习劲头更足了吧。
邓中翰：我想他们应该是有很强的求知欲的人。
主持人：实际上你说了他们身上的一点优点。刚才我们总在说，他们和海外人才相比，身上会有哪些差距
但事实上我相信他们身上也有很多的优点，你觉得最为可贵的有哪些？
邓中翰：国内有很多非常优秀这些技术人员，他们非常遗憾地是没有这样的知识去用来去做非常先进的这些芯片，那么到了公司之后玩命地学，所以在每个项目上面非常地专心。很多的这些员工经常很主动地无论是在平常的加班到深夜，或者在周末的时候在公司里面努力，我们就特别感动。看到公司的员工跟我们在一起共同地战斗，形成公司这样的一个风气。我觉得他的这种求知欲，他的这种希望能够在国际最领先的技术前沿，能够做出自己的成绩这种欲望，我觉得非常可贵。
主持人：如果在美国办公司的话，你可以直接去招到最顶级的人才直接来使用，可是在国内办企业，有的时候还要肩负着办学校的任务，像你还真的到学校去授课了。会不会觉得带起这支队伍来确实有点累？
邓中翰：是很艰难的，我想这是我们所有在座的很多留学回国创业的人员所做出的巨大的牺牲就是你在做事业的同时，你必须去为人才的培养，为公司的管理付出更多的心血。当时电子工程系教授说，从来没有一个兼职教授真的在这儿教课，我是第一个到那儿去真正教课的兼职教授。我感觉到如果想要把自己的公司团队建设起来，我一定要培养自己核心的这些技术骨干，我必须亲自去教。
主持人：我想每一家企业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做法，除了刚才您的亲自到课堂去教课，还有我们十秒钟的激情鼓励之外其他的公司会有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人才瓶颈的问题，当你找不到合适的人才，当你希望有有用的人才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方式来解决？
嘉宾：我们要做到世界水平的那同时要降低成本怎么办，你真的是在每一个环节一定要找到领军的人物，而这些人物一定要来自于硅谷，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面在领军人物从硅谷回来。如果你花不起钱呢，一定花得起股份，一定要大的投入，在这个上面一定要投入。
主持人：王先生的公司是做软件的，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些本土的人才达到自己公司发展需求。
王：刚才这几位老总都提到的就是说，我如何做出一个商品的东西，在这几个方面他会有些刚开始在工作习惯上各方面比较缺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基本上在这方面也是手把手地教的，尤其在流程上。刚开始我们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我们说，好，从做一个软件比如像管理，我有二十几部，比如说这几部是我们的里程碑，你一定要给我管好，大家都讲得头头是道的，底下的人也在点头，都在点头。然后我们那时候讲完了以后，回去了，让他们在这儿做了。刚回来的时候，其实后来发现，事实上他听起来感觉，还挺有感觉的这种流程应该怎么做，但事实上他真正听懂多少又打了个问号，然后做起来又能做出多少又是个问号。所以在这种流程与工作习惯上，我们基本上是在这一块要花很多的工夫去培养他们。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汤先生，你们在培养人才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和大家遇到的一样吗？
汤：对本土人才的招聘上，我们遇到了比较小的，有点麻烦。为什么，我们的公司不在北京，在座的很多公司都在中关村，我们在离北京30公里的廊坊经济开放区。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那个地方非常好，离北京又方便
就像在美国一样，你不一定要在大城市，大城市很嘈杂，你只要离大城市有一定的距离开车的距离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适合创业的地方，就像硅谷一样。但是在我们的招聘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对这个地域非常看重，我们就是招过来，他们也需要北京户口，要给他们解决户口。那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中西文化的一个差异了。那么我就问他，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北京户口？这有什么好处呢？那么有一位职工就说，他说你想我在北京，以后我的子女上大学那个分数线会低一点。
主持人：这是还没结婚的人就已经想到了这么远。
汤：对，我说你这个是多少年以后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们进来创业以前没有料想到的，当然从海外回来的这些海归们，他们就不讲究这些了，那么我们为了吸引他们怎么办？你只有采取其他的一些办法
比如说提出他们的待遇比北京比上海的待遇都要高不少，另外的话我们也搞这种股权期权，让他们现在的业绩
和我们公司的未来挂上钩。这样来吸引他们加入我们的团队。我们确实也吸引了一些能够和我们公司一块成长的优秀人才。
主持人：其实刚才我们现场的各位都已经从技术、资金、人才方面谈到了回国创业带来的种种困难，但是我想最大的困难还没有提出来，我个人判断应该是市场。因为如果你的产品再好的话，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可能从前一切的努力都白搭。在现场可以有一个佐证，做市场的人是最累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创业团队，四个人当中只有金先生头上有白发，估计都是被市场累出来的。金先生是不是也一直很担心这个问题？
金兆伟：对，这个问题从公司创立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困扰着我们，我记得在创业的前一到两年的时间，我去拜访客户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小时的会议我需要花50分钟在介绍我们在中国为什么能够设计出芯片，介绍我们每个人的背景，介绍我们的设计的队伍，希望他能够从我们设计团队当中能够看到这是一个在美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这是在硅谷有成功的设计的经验。从这方面才能够让他们去相信，你们中国的公司除了制造一些电器商品以外，也能够向全世界推广你的芯片式产品。留给我们的真正介绍我们自己产品性能特点的时候，可能只有5到10分钟。
主持人：这完全本末倒置的一种时间安排。
金兆伟：对，但是是不得已的，所以特别困难。
主持人：当时邓先生个人有没有担心过这个问题？
邓中翰：我记得在2001年的时候，我的星光一号刚刚诞生的时候，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索尼，去推我们的星光一号的芯片。而且我们是跟他说，我们已经打进了飞利浦和三星了。人家主管跟我们约好了一个小时，后来见了5分钟就请我们走了，他说你们现在做的数字多媒体芯片想要用在我们的笔记本电脑上来做这个网络摄像，他说可以告诉你，索尼是这个领域的鼻祖，我们在这上面有几千项专利、几百个产品，如果你要想学习学习的话，可以在商店里面看一看，或者去展览那儿看一看，对我们完全没有这种信任也就是说我们本来想要花50分钟介绍公司的时间也都没有。
主持人：所以真的是这种打击是很巨大的，那说到这个50分钟和5分钟这样的一个比例，我觉得对市场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一种情况。当一个小时变成5分钟的一刹那，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金兆伟：我当然想我们还会是回来的了。
主持人：真的吗？
金兆伟：真的。
主持人：邓先生表达了这种心情吗当时？
邓中翰：对，我一出门就用英文说，I will be back！
主持人：我肯定会回来。出来之后，你们是不是也商量了说未来我们该怎么回来。
邓中翰：其实这个基层电路芯片这个产业，它跟很多其他产业不一样，芯片它是很低层，所以一开始它一定是面向全球的，而在面向全球的这种市场上要达到全球这种标准的话，你一定会吃到很多闭门羹的，这种思想准备一定是要有的。没有那么简单说一次就能卖成功的，这是一个很硬拼硬的一个过程，所以一次敲不开，一定会要去敲第二次第三次，而有时候也是要综合性地考虑你的全球的这个销售策略。所以在公司，我们一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们在金兆伟的带领下，我们在全球建立了这样的一个销售的网络和销售的办公室，大家看到一个公司
产品还没出来就已经开始在全球布局了，我觉得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全球化的技术公司和一个国际化的公司是不一样的。
主持人：在索尼的身上，你最初的这句预言已经成为了现实，你们果然回来了。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应该是在去年的9月份，索尼在它在新款的笔记本电脑上已经使用了我们的摄像头芯片，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心情特别地爽，豁然开朗。觉得我们终于做成了一件事，有没有这种感觉？
邓中翰：当然都有，其实每一次打下一个客户我们都非常地兴奋，尤其像索尼这种重量级的客户。因为通过它进一步地证明不说是硅谷还是中国的，我们能够做出这样的芯片。能够在索尼这样一个自认为在数字多媒体领域的鼻祖面前，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技术打进去，并且没有任何专利纠纷等等各个方面，我觉得它代表着你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所以不仅仅是从商业上感觉到一次成功，同时又感觉到我们的技术是真正过硬的能够打进去，所以这种兴奋作为技术人员而言都是觉得非常满足的。
主持人：后来有没有再碰到最初跟你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的那位主管，索尼公司的主管，有没有再碰到过他？金先生碰到过吗？
金兆伟：这四年来，我们跟索尼打交道应该不会少于一百次以上的会议。
主持人：原来这一刻是用一百多次的这种努力换来了，和背后点点滴滴的积累换来的。
金兆伟：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当索尼真正地定单到我们公司的时候已经不是很兴奋了。
主持人：已经很平静了。
金兆伟：应该说已经很疲惫了。
主持人：这个词修正得好，这是你的准确的心态的描写。
主持人：那你觉得最后我们胜出的法宝究竟是什么？
金兆伟：是我们的创新，是我们的技术真正让它折服于我们的产品。
主持人：那能不能说在这个领域我们超过了他们？
金兆伟：应该肯定地说，因为在同样的PC多媒体领域，我们占有全世界60％以上的份额，在索尼采用我们的方案以前，像HP、三星这样同样世界顶级公司也都采用了我们的产品，所以我当时跟中翰说，索尼一定是我们的，如果它不采用我们的那是它的失误。
主持人：我想全场的掌声是代表着我们一种敬佩，敬佩于你们一次次的努力，一次次地把总高精尖的中国芯
带到世界的IT市场上去。在后来的日子当中，您有没有经常提起这样的一件事，就像告诉所有的人你们最初的不相信最终终究会改变的。
邓中翰：这其实是我们很多很多的公司很多很多的创业者，都希望能够做成的一件事情，就是告诉大家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市场上，还是在商业上，那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经过大家的努力就能够取得成功。我个人感觉到在我人生不同的阶段，总是在这种挑战中一次一次地战胜这些挑战，战胜自己一步一步地提高的。
主持人：所以我有一个建议，以后如果还有任何人对我们产品的技术上有任何怀疑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故事讲给他，这个故事也很短小，花不了超过十秒钟的时间。张先生最著名的十秒钟的时间。其实今天我想邓先生和自己创业团队的很多经历，在我们现场都有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希望像我们的中星微这样，能够成为在一个高科技的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领导型的企业。那么您会对这些后来者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希望他们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来实现这样的一种突破和跨越。
邓中翰：如果说让我只说一点的话，我想我会说团结。一个团队的团结是这个企业根本的竞争力，通过这个团队的努力，他可以拥有技术，通过团队的努力可以拥有市场，通过团队的努力能够获得商业上的成功，没有这个团结的团队的话，一切从技术到市场到商业等各个方面都没有办法得到最精彩的发挥，每个人的力量太孤单了。
主持人：其实我想并不是每一次的创业都会成功，也不是每一个梦想都能够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邓中翰先生和他的团队无疑是幸运儿，但是当我们贴近他们成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除了他们的幸运，除了他们的努力，除了他们的执着之外，我们还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最重要的启迪——那就是在自主创新的主题之下，今天的中国并不是一片贫瘠的土壤，无论是技术、无论是资金、无论是人才、无论是市场，一般皆有可为。
谢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对话》，谢谢邓中翰先生和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今天的《对话》现场，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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