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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名师》:蔡元培(1868—1940)

央视国际 2003年09月24日 22:57


  主持人:美国著名学者杜威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评价:在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中,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的确,蔡元培虽然一生为官,做过翰林编修,当过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但他始终被人们视为“学界泰斗”。在二十世纪初,他领导了中国文化教育的转型,在他手中,不仅新的北大诞生了,而且他“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一直影响到现代的教育模式。

  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绍兴人,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美国著名学者杜威曾这样评价: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名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1916年的北京,军阀混战,政客相争。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9月,远在法国游学的蔡元培收到原先的同事,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的电报,希望他早日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有些犹豫,周围的好友多数劝他不要去,因为当时北大太腐败,校长已换了好几个仍不见起色,进去了若整顿不好,反而有损自己的名声。

  这是所紧挨着皇宫的大学,站在景山东街校园的高处,就能见到几个街口之隔的紫禁城。在望得见皇城的地方念书,形成何种心理期待,似乎不言而喻。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成立于1898年,是戊戌变法的产物。

  华东师大教育系教授、博导:金林祥:“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第一所国立大学,所以北大在中国大学中地位非常突出。”

  当时北大的学生多为官僚富家子弟,在学校里被称为老爷,差不多每个学生都雇有当差,上课铃响了,由当差来说一声:“请老爷上课。”课余则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逛妓院。当时,社会上盛传“两院一堂”的说法,指的就是出入八大胡同妓院的人中,多是参众两院以及京师大学堂的人。

  蔡元培之女:蔡啐盎:“因为学生多数是官,有的不是官,但是希望毕业后能做官,所以风气是以做官为目的,被人称作官僚养成所。”

  蔡元培之子蔡怀新:“有些教授是法官来兼职的,学生最有兴趣的是官做得大的,将来毕业出去时可以找到靠山,所以要同这些做官的教授巴结好关系。”


蔡元培故居

  在故乡绍兴,蔡元培完成了严格的儒家正统教育,此后的十几年间,他中进士,点翰林,26岁便跻身封建知识分子的最高层,成为翰林院编修,也就是储备的宰相。但戊戌政变后,他对清政府彻底失望,辞去高官,赴日本参加反清革命。不久,他组织成立了光复会,1905年,他加入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1907年,41岁的蔡元培又赴德国留学。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请他出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后因不满袁世凯专权,坚决辞职再次赴欧洲留学。

  蔡啐盎:“孙中山先生认为北京是帝王将相所在地,封建思想影响非常浓厚,正需要老同志像蔡元培去北方宣传革命的思想,他支持他去,所以他听了少数人的意见,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情,到北大去了。”

  1917年1月4日,北京大学迎来了他们的新校长。上任之日,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蔡元培行礼。没想到新校长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而是脱下自己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

  蔡元培学生、历史学家蔡尚思 (98岁):“他同门房行礼,啊哎呀,这个校长真是,想也没有想到的,蔡元培做人很好,没有银行存款,有个汽车,不要说他阔,是别人送他的,他很朴素的。”

  要知道在清朝,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可是三品大员,蔡元培又是前任教育总长,书生本色的蔡元培一进校,就被称作“平民校长。”

  五天以后的1月9日,北大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诸位来北大求学,必有一定宗旨。要求宗旨正大,必先知大学的性质。我以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北京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梁柱:“蔡先生有个提法,对学校的改革,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姜义华:“现代教育发展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精神,是要在学校培养一种自由的精神,学术自由,这是现代教育发展最核心的东西,但是学术自由不是空的,他最重要是要容纳一大批各个学科大师级的人都到这里来,让他们能自由的发展。”


蔡元培手迹

  就在蔡元培上任后的第11天,校门口贴出了一张告示:“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教育部令派前安徽师范学校校长陈独秀任本校文科学长。”也就在这天上午,一本小小的刊物从上海运来,悄无声息地流进了北大,又在这本不太平的校园里,掀起了不小的风波。“这陈仲甫一来,咱们文科可真要改朝换代了。”“他可是蔡元培打着灯笼请来的红人啊,这下北大热闹啦。”“他竟然把《新青年》办到了皇城根儿,真是胆大妄为。”

  蔡啐盎:“陈独秀为联系印刷的事来北京,他本来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父亲得到这个消息,他住在前门外的中西旅社,他就去访问陈独秀,去了好几次,真是三顾茅庐。开始陈独秀有一次早晨还没有起来,父亲就端了张椅子,坐在他门口,说不要惊醒他,等他起来后再去劝说他来北大教课。陈独秀因为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不想来,父亲说你可以把杂志搬到北大来办,陈独秀推荐胡适当文科学长,父亲说胡适我们也要请他来当教授。这样,陈独秀被感动了,就来了北大。”

  蔡元培请来的这位文科学长,两年后成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继陈独秀之后,蔡元培又聘请了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还请鲁迅重新设计了北大的校徽。在当时的排课表上,我们能找到许多熟悉的名字,这是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教师阵容,一时间北大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学术空气浓厚活跃,教学科研盛况空前。与此同时,一些不学无术的教员被纷纷解聘,经过大幅调整,全校二百多个教员中,教授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而那时学生的年龄倒都是二十出头。在用人上,蔡元培可谓不拘一格,梁漱溟没念过大学,思想又倾向于老派,但蔡元培看中他对佛学有研究依然被聘为教授,时年24岁。“美少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后被直接聘为北大教授时只有26岁。碰巧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都属兔,而且年龄各相差一轮,因此留下了三代“兔子党”的佳话。蔡元培虽然重用陈独秀和胡适,但个性却与他们截然不同。新派人物都较为张扬,据著名哲学家、当时的北大学生冯友兰回忆:他们拍毕业照的时候,陈独秀恰好与梁漱溟坐在一起,陈独秀豪放到把脚伸到了梁漱溟前面,还浑然不觉。

  梁柱:蔡先生的胸怀那是很难想像的,比如蔡先生研究《红楼梦》,他把《红楼梦》看成是一部政治小说,胡适也是新红学的开拓者,不赞成蔡的主张,把蔡元培的红学观点列入“笨的猜谜”,蔡先生也写文章为自己辩解,毫不计较,还把材料给胡适。”

  蔡元培从欧洲留学回来后,立了三条原则约束自己: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人称“三不主义”。他不坐由人抬的轿子,也不忍坐人力车,因为不忍见牲畜流血,所以基本吃素,可是不免流血的革命他是参加的,在上海时还亲自做炸弹准备推翻清政府。

  金林祥:蔡先生总体上说是个很温和的人,而且往往容易退,难于进,所谓易退难进,碰到很多场合,采取不合作主义,辞职的态度退下来,但人的性格上还有另外一面,他认准的事,一定坚持做下去。他人格的主导面是个谦谦君子,但不是没有原则,在关键时刻他是义无反顾。

  蔡元培在整顿和改革北大的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到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在这种办学方针下,教员中包括了不同学派、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辜鸿铭,这位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怪人,平时拖着长辫,以复古派自居,主张尊王尊孔,反对共和,北大师生戏称,辜鸿铭头上有全世界最后一条男辫子。蔡元培以其精通西学,对英国文学有专长仍留聘他教英国诗歌。在文字学方面,旧国粹派的黄侃和新白话派的钱玄同,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大唱对台戏。有一次,钱玄同在讲课,对面教室里黄侃也在上课。黄侃大骂钱玄同的观点如何如何荒谬,不合古训,而钱玄同则毫不在乎这些,你讲你的“之乎者也”,我讲我的“的了吗呢”。

  梁柱:“当时的北京是北洋军阀统治下,有着浓厚的封建保守势力,就在当时的北大,旧派也是占优势的,在这种情况下,旧派无所谓兼容并包,它已经占优势了,所以兼容并包的重点就是为新思想、新文化争地位,这是蔡先生兼容并包的重点,所以为什么会引进那么一大批新派教授呢,就是他改造北大的需要。”

  姜义华:“他不是一般的大家讲的雅量的问题,更不是个老好人,而是十分明确,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因为只讲一个学派,一种观点,一个倾向的化,它绝对不利于学校真正变成一个开放性、高标准的,在全国形成重大影响的大学。”

  北大自由的学术空气,为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新青年》杂志的中心转移到了北大,《新青年》杂志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思想革新的青年,他们用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用科学精神反对旧礼教。一所大学与一个刊物的结合,培育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思想运动。一时间新旧思想在校园内外公开激荡,当时大多数先生是站在旧的一面,不独先生之间有斗争,学生之间也有斗争。有人在窗下把鼻子贴在《四书五经》上接受古训,同时就有人在窗外高歌拜伦的诗歌。屋子的一角有人在摇头晃脑念着桐城派古文,在另一角是几个人在讨论娜拉走出傀儡之家后的出路。

  而此时的蔡元培悠闲如闲庭信步,不表态支持谁,似乎也不担心这样的争论会导致思想混乱,不可收拾。学生要求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没有活动场所,他爽快地拨了两间房;保守派的师生要办《国故》杂志,与《新青年》唱对台戏,蔡元培照样拨经费给予支持,尽管他自己也写文章提倡白话文、新文学,但绝不用校长之权左右舆论,似乎胜负早在预料,成竹在胸。

  姜义华:“其实,眼光越是广大的人,心胸越是开阔,蔡先生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非常开阔的眼界,所以也有非常开阔的心胸、胸怀。”

  梁柱: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最早是在北大传播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时仅仅是作为一个学派的,不像今天这样是指导思想,而且当时被认为是洪水猛兽,谁都怕它,而北大为何能接受,就是蔡元培奠定了这个基础。只要是学术的,你就可以传播。”

  蔡啐盎:即使是旧思想的人,他们对蔡校长也很佩服,辜鸿铭讲中国只有两个好人,我一个,蔡元培一个。后来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时,他说,中国不能没有皇帝,北大不能没有蔡校长。黄侃说,我和蔡孑民志不同,道不合,但如果蔡走了,我也不能留了,因为全中国没有其他人能用我。”

  蔡元培还大刀阔斧地改革了学校的一系列旧有体制。借鉴西方大学的模式,提出民主办校、教授治校的原则,设立教授代表组成的评议会,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改变了过去一切校务由校长说了算的状况。在教育内容上,提倡融通文理,融合中西文化,重视学生美育,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在招生制度方面,从1920年春天开始招收女生入学,开创了我国大学教育男女同校的先河。

  由于蔡元培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学生可以自由选课。于是北京大学课堂的秩序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教授上课一般都不屑于点名,于是,北大有了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考进来的正式生,一种是虽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可是办了旁听手续的旁听生,还有一种是偷听生,未经许可,自由来校听讲,有些人在北大附近租了房子,长期住下当偷听生。蔡元培注重校园文化,大力支持各种杂志,扶植多种社团。进德会、新闻学会、平民教育演讲团、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音乐会等都非常活跃。当时在北大旁听,并做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就是新闻学会的会员。这些社团的成员,如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张国焘等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后来在五四运动中都成为学生领袖。

  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各种研究会,有时间他都会去参加,成立的时候,学生请他,他都会去,另外,学生有事可以直接给他写信,直接到校长室去找他,他也常常为学生写推荐信,他对青年一代很爱护。”

  短短两年的改革就彻底改变了学校的面貌,新派知识分子在北大越聚越多,新文化运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校园里几乎没有反对派的声音,蔡元培给北大注入了灵魂,在他手里,不仅新的北大诞生了,而且影响至今的现代教育的理想模式也诞生了。

  梁柱: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当然有社会的原因,蔡先生的助成之功是不可没的。

  姜义华:“中国一定要有真正的、高水准的一流大学,让它承担起振兴国家、民族的重任,这是大学的责任,大学的地位是蔡元培把它奠定了,要达到这个要求,大学必须要集中一大批的大师,要有非常宽容的、学术自由的精神。”

  北大教授肖超忍:“中国要讲教育家的化,孔子是古代最大的教育家,近现代就是蔡元培。”

  1919年,北大的改革终于迸发出火花,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北京城显得平平静静。鲁迅在日记里这样描述当时的天气:“晴,下午昙,晚大风一阵后小雨。”没人预料到平静中一场大风暴已经来临。

  北大红楼是通向天安门广场的起点,它见证了那段激情的岁月,从这里走出的一代青年开始了不同的人生选择:罗家伦等五人赴美国留学,张国焘南下上海组建中国共产党,邓中夏走向民间组织工人运动,许德珩搭上开往马赛的法国邮轮,踏上勤工俭学的旅途。而他们的校长蔡元培不久后也离开了北大,继续他的教育救国之路, 1940年当蔡元培病逝于香港后,昔日北大的师生又聚拢来,写下了不少文字回忆他们的“精神导师”。

  蒋梦麟: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

  梁漱溟:一代宗师,士林共仰。

  罗家伦:千百年后,先生的人格修养,还是人类向往的境界。

  傅斯年:爱众人,信知识

  陈西滢:处小事以圆,而处大事以方,实乃当代最有风骨的一个人。

  林语堂: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

  毛泽东:学界泰斗、人士楷模。

(编辑:英子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