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中学时的班主任有暴力倾向，具体一点说是两方面，肢体暴力和语言暴力，肢体暴力是以老师的手或脚撞击我们的脸和屁股为主，语言暴力是老师用怒吼咆哮的声音来攻击我们的耳膜。在这两种情况面前大家的反映都差不多，低头，弯腰，双手放下，紧贴裤缝，那时候我们的法律意识不强，总觉得那是合情合理的事，要是放到现在，社会与法频道一看，再找记者那么一拍，保准管用。每次一想到那时的事，我总能记起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一群学生偷偷往老师的帽子里放煤球那一段，电影里老师的反映是歇斯底里地喊了三个字“谁干的”一看这老师的智商就不高，你问谁干的，谁还能主动站出来承认啊。电影里的许多情节是虚构的，哪怕作者说一千次，它来自于生活，我都认为它是假的，起码在我上初中那会儿没人敢往老师的帽子里放煤球，但好的电影又是那么的吸引人。

　　2006年快过完的时候，制片人对我说你做几期元旦的特别节目吧，我说行。他说那你先出个方案，我说行。他说那你再找几个帮手一块弄，我说行。2006年快过完的时候我28岁，12年前和中学的班主任照完了毕业照以后，再没见过面，但对他的回忆却让我有了做元旦节目的想法，那就是试图寻找真实的生活和电影的联系。

　　打开2006年一年的节目单，300多个节目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整整齐齐地摆出了四个字——道德观察。这四个字和每个地球人都有关系，所以现实主意的电影题材成了我们收集的重点，在节目方案修改了N遍之后我们找了五个主题，《回家的路》《真实谎言》《一纸婚书》《生死营救》《守望幸福》。和我一块儿找的还有三个人，一个是外表粗犷内心细腻的陈红，一个是节目生产模范杨晓佳，一个是入行不久牛刀小试的张治军。我们四个变成了一家人，为了过好日子，我们都豁出去了，办公室吃喝拉撒睡一条龙（办公地点有洗手间）。有一天大家一起写稿子写到凌晨，讨论的激烈程度酷似当年的国际大专辩论会，考虑到这方面因素，我们还专门邀请了当年国际大专辩论会的最佳辩手之一，路一鸣先生参加，当年那个在辩论会上发挥神勇的小伙子和现在的《道德观察》节目主持人是一个人，当年他跟我一样是光棍，现在他不仅是央视的主持人而且早已“脱光”（脱离光棍），我们一般都亲切地称呼他路老师。那天的讨论持续到次日凌晨好几点，由于气氛过于激烈，路老师在前一天的午饭后就退场了，临走时他说“你们讨论的气氛真好”我目送他消失在饭店里韩国烤肉的烟雾中，然后用辩论会中四辨的语气大声说“服务员，结账”。那天要按日期说已邻近圣诞，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浓，快两点时四个人走出办公室，我看着满天星斗，想着大家该如何回家，张治军住的最近，而且他有车，一出门，上车，一脚下去就快到家了，他的那辆二八自行车很少遭遇堵车，凌晨两点他以近40迈的速度在长安街上狂奔，周围的夜色吞没了车子，却没法吞没他渴望回家的心情。剩下的两位女士住的都挺远，凌晨两点让她们回家实在是不放心，于是我决定给她们在宾馆开间房，可她们死活不同意，说花那钱不值。就这样三个人在大街上漫无目地的走。冬天的北京有些萧瑟，夜晚更是如此，我们不是高楼里席梦思上失眠的人，却也和他们一样，体会着北京的不眠夜。那天也许很冷，但三个人走在一起挺暖和，最终她们那儿也没去回了办公室。

　　节目的推进比我想象的要慢一些，虽然大家都很投入，但问题总会在下一秒出现，每一个解决问题的瞬间，惊喜流淌在血液里，眼中的一切变美好，电影《卧虎藏龙》中主人公李墨白说“我仿佛进入了一种从未触摸的境界，周围只有光”这话是导演李安让他说的，李安和我们一样也在现实与电影之间游走，人们说他是大师，人们还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体会着李安式的快乐和悲伤，但却仍然逃脱不了年少的浮浅。和大师对话就去看他的电影，和我们对话就请深夜到《道德观察》的机房里来。平安夜里，机房只剩我，陈红和杨晓佳，那夜大家虽然仍旧谈笑风生，可我却觉得有些伤感，陈红的婆婆从四川来看她，她却没好好陪陪老人家，妙龄女子杨晓佳也一定推掉了不少男孩的约会，把玫瑰花和巧克力变成了咖啡和浓茶。

　　天亮了，我们在醒来的人醒来时进入梦乡。

　　圣诞过后节目录制进入尾声，路老师在演播室录制当天发挥的比在国际大专辩论会的赛场上还要神勇，带着低烧他一口气录制了五期节目不说，还加录了一个周播。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连个米粒儿都没吃，他很饿，但他一定忘了饿，你见过电影里战场上打的热火朝天的敢死队员吧，他们从不吃中午饭。那天路老师就是敢死队员。当周播录完时。路老师从战场上下来，抿着嘴不愿多说一个字，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我一脸带笑地对他说“对不起，第一集再录一遍”他怒视着我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为什么”我说声音不太好，他看了我一眼转过身去，留下一地空白。那空白里有我无耻的要求和扭曲的笑容。我曾经响应号召学习航天精神，对零失误的中国航天人十二分地崇拜，可在录制当天却没监控好声音，我说路老师再飞一次吧，这回肯定把你送到预定轨道。就这样路老师为我的失误埋了单，代价是吃饭时间再推后一个小时。

　　录完演播室的我们填饱肚子后立刻呈鸟兽散，几天没回家的陈红和杨晓佳终于可以回家洗澡换衣服重新见人了，陈红的老公曾前来探班，仿佛让我明白结婚过日子的朴素意义。自信的杨晓佳历来素面朝天，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相信以她的实力还可以再熬三天。骑二八自行车的张治军去了长沙，自行车留在了北京。我像一个待产的孕妇，计算着分娩的准确日期。制片人倪俊不断地询问进度，最后的冲刺已经开始。五期节目我们共引用了15个真实事件，这些事件都是一年来《道德观察》栏目关注过的内容，涉及家庭，职场，公共利益等等，每一个真实的事件又找了一部电影做承托，电影反映的内容大多也都和真实事件相类似。为了找出特别节目所用的各种素材，我们曾一遍遍翻看过去播过的节目，有好多精彩的内容由于篇幅所限，最终没能使用，这是个遗憾。但也有值得庆幸的地方，因为若不是由于做特别节目，我们肯定不会如此大量地审视梳理同事们的作品，那些饱含激情地采访，那些迎难而上的调查，那些展示人间正义与真情的文字，让我钦佩让我学习。我仿佛看见他们出发时的背影穿过喧闹的人群，看见他们把美梦留在他乡简陋的旅馆，看见他们一次次敲开陌生人家的房门，看见他们在发问，在思考，在观察。他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

　　365天是一个轮回，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挑战，2006年年底，台里新发的挂历上路老师睿智的目光穿越纸背显得光彩照人，所有人都分享了那份荣誉，我知道他应该被印在挂历上，因为我见过他为了说好演播室的话，苦思冥想百折不挠，我见过他与自己较量分秒必争寸步不让，我见过他批评的婉转与犀利，赞颂的真实而激情，是非对错，善恶忠奸在他精致的语言中常常发人深省。2006年的最后一天我们的五期特别节目播出了，在迎新年的聚会上，路老师流出了眼泪，有同事问我说怎么了。我长叹一声说“我们的元旦节目播出了，他太激动了”不一会儿另一个家伙跑来说“路一鸣是真喝高了”。

　　2006到底是什么？再多的花样也无法准确地给出回答，每个人的生活是那么的不一样。在这个信息过剩，娱乐致死的年代，做一档好节目多难，许多同行都有感触。“我们没有铜头铁臂，我们可以血肉模糊”这是初中时班主任修理我们时大家的心声，如今回忆早已改变了当初的事实，屁股上老师踢出的脚印给了我们一个未来，过了这个年我已经29岁，青春散场后，银幕上的我们已和过去不一样，今天说这些事如果仅仅是为了回忆，那些回忆也是为了告诉自己，明天一定更精彩。

　　再见2006。

　　编导：刘俊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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