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性的现代剧座谈会，提出戏曲艺术第二次革新的号召，上海京剧院一团的几位演员闻风而动，在观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此时正在上海公演的根据曲波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林海雪原》，自发地决定将其中杨子荣打进威虎山的一段故事改编成京剧。由黄正勤、李桐森、曹寿春在拟定提纲后分头编写。他们的自发创作得到了院艺术室主任陶雄的支持，又派编剧申阳生参加定稿，并改名为《智取威虎山》。其初稿的结构和剧情，基本按原作故事脉络展开。同年9月17日，即在上海中国大戏院正式公演。

　　1963年，为迎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周信芳院长指示进行再加工，并指派陶雄、刘梦德修改剧本，经上海市委同意，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借来老导演应云卫任导演。第二稿基本上保留了第一稿的结构，只是压缩了部分反面人物的戏，加强了杨子荣、少剑波的戏。上海市委高度重视，先由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负责，石西民调京他任后，改由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接手。这年年底和第二年年初，江青到上海参加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张春桥特地请江青来到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指导排演”。有江青挂上“指导”头衔的《智取威虎山》，顿时身价百倍。1964年，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智取威虎山》由于艺术上还比较粗糙而被安排在第三轮上演，但在开幕式后突然被提到了首轮上演剧目之中。即便如此，人们仍然认为它既不如《红灯记》和《芦荡火种》，也不如同属军事题材的《奇袭白虎团》，甚至还不如当时也正在北京上演的北京京剧团的《智擒顽匪座山雕》以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智取威虎山》。然而，这是上海代表团参演的惟一一个大型剧目，6月4日代表团到京的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就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演出，7月17日，周恩来又陪同毛泽东、彭真、康生、陈毅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演出并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从表面上看起来，“文革”在摧毁、改造和利用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和民间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完美”的“样板”，但实际上，“样板戏”中较有艺术价值的剧目和片断，都很好地保存和再现了民间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沙家浜》的“智斗”直接来自民间文学中的表演模式；《红灯记》中的“赴宴斗鸠山”等，也是最富于民间趣味的一折。观众在这里期待的，既不是鸠山是否能取得密电码，也不是李玉和是否能保住密电码，而是体现了民间“道魔斗法”特点的鸠山、李玉和之间唇枪舌战的对话过程（参见陈思和、李平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中央电大出版社，2000）。在《智取威虎山》中，虽然删去了原小说《林海雪原》中山里出身的侦察英雄栾家超，也除去了杨子荣身上的“匪气”，但最吸引人的地方仍是杨子荣冒充土匪副官胡彪“舌战栾平”的场面。

　　“样板戏”是“文革”时期极左政治开创“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的集中体现。它在文艺观念上将“文艺为政治服务”图解为对政治斗争的直接参与，而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直接简化为工农兵形象“占领”舞台，是“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思想的极端化表现。在题材和内容上，力图勾勒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历史。其艺术样式包含了传统的中国戏剧京剧和来自西方的芭蕾舞、交响乐等现代艺术。在表现方式上，则以“三突出”原则塑造“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再次实施并强行推广“三结合”创作方法。“三突出”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红旗》196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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