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的戏剧创作，从《保卫芦沟桥》开始，无论是紧贴现实还是追溯现实，也无论是出于愤怒还是出于热情，在剧坛上占据主流地位的作品，几乎全都是剧作家们的“激情之作”，犹如一条燃烧的大河，从抗战之初，一直烧到文革之后。

　　在这个时期，曾出现过两次历史剧的创作高潮。第一次出现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当时剧作家们为了宣传抗战，反对投降，主动选择了与当时社会情形相似的历史题材，因而在本质上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大多具有影射的特点。第二次出现在50年代中期，当时剧作家们大多在现实题材上遭到失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了历史题材。阿英在孤岛时期创作的“南明史剧”《碧血花》、《海国英雄》和《杨娥传》是第一次历史剧创作高潮的前奏。随后，国统区就出现了一大批“太平天国史剧”，如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1937）和《天国春秋》（1941）、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1942）、陈白尘的《石达开的末路》（1936）、《金田村》（1937，《太平天国》第一部）和《大渡河》（1946，根据《石达开的末路》改写）等。而这时期最有代表的历史剧，是郭沫若在40年代初创作的《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等“战国史剧”以及《孔雀胆》、《南冠草》。历史剧的繁荣是国统区文学的重要收获。

　　但真正代表40年代话剧艺术水平的作品，则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曹禺的《北京人》和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夏衍这时期的话剧创作进入了丰收期。在皖南事变前，他连续创作了三部描写上海战后生活的多幕剧《一年间》（1938）、《心防》（1940）和《愁城记》（1940），前两部的风格与曹禺这时期的《蜕变》相似，充满热情，包含着抗战初期对胜利的乐观情绪，后一部的调子略为沉郁，预示着后来的变化。皖南事变后，夏衍又连续创作了五部作品，其中，《法西斯细菌》（1942）最为重要，作品主人公俞实夫是一位医学家，在战争年代，他亲眼看见自己的科研成果成了法西斯杀人的工具，终于改变了以前不问政治的态度，放弃了自己崇尚的科学至上的幻想。《戏剧春秋》（1943，与宋之的、于伶合作）则通过一位艺人在抗战前的人生经历，描写了中国话剧运动的发展轨迹。而《天涯芳草》（1945）则描写一位中年男人与年轻女学生的婚外情，虽然二人后来都克制了自己的感情，投入了抗日工作，但在当时仍然引起广泛争议。此外夏衍还有《水乡吟》（1942）和《离离草》（1944）等。抗战后，从上海来到重庆等内地的一批电影家，由于条件限制，也有一些人投入了话剧创作，推动了国统区话剧的繁荣，主要有袁俊的《小城故事》、《边城故事》、《山城故事》和《万世师表》，沈浮的《重庆24小时》、《金玉满堂》和《小人物狂想曲》。其他著名话剧还有于伶的《长夜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茅盾的《清明前后》、洪深的《鸡鸣早看天》、田汉的《丽人行》、宋之的的《祖国在召唤》、《雾重庆》和陈白尘的《乱世男女》、《岁寒图》等。

　　抗战胜利后，讽刺剧的创作明显增多。在国统区的现实题材的讽刺剧创作中，陈白尘的《升官图》（1946）最有代表性。《升官图》在艺术上借鉴俄国作家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和中国传统戏曲的讽刺手法，对国.民党官场的腐.败和黑暗进行了夸张而深刻的揭露，是一部新的《官场现形记》，把“五四”以来的讽刺喜剧艺术推向了新的水平，在演出时曾轰动一时。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讽刺剧还有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吴祖光的《捉鬼传》、宋之的的《群猴》、矍白音的《南下列车》等。

　　1943年在延安街头出现了秧歌剧的热潮，并由此导致了民族新歌剧的诞生。“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作家们一直尝试着企图借鉴西洋歌剧的模式来创立中国的现代歌剧，虽然始终没有能成功，但作家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努力。王大化等的《兄妹开荒》、马可的《夫妻识字》等小型秧歌剧对旧形式的改造成功，给人们以重大启示。1944年，由水华、王大化、贺敬之等集体创作的大型秧歌剧《惯匪周子山》的再一次成功，使人们看到了民族新歌剧的雏形。1945年5月，“鲁艺”师生根据河北民间新传奇《白毛仙姑》改编的大型秧歌剧《白毛女》（贺敬之、丁毅执笔），在秧歌剧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洋歌剧以音乐表现人物的方法，又采用了中国民间音乐和戏曲的曲调，既有歌剧特点，又具民族风味，标志着民族新歌剧的诞生。《白毛女》在不断修改中，充满了越来越鲜明的浪漫主义特点，淘汰了民间传说中的神怪成分，保留了传奇色彩，通过老一辈农民杨白劳的自杀，喜儿顶债和被地主黄世仁奸污，反映了封建农村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封建阶级剥削的残酷性，又通过喜儿逃进深山，不肯再向命运低头，塑造了一个具有民族特征的“复仇女神”形象。最后通过大春参加八路军，救出喜儿，突出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白毛女》的成功，带动了民族新歌剧的创作，出现了阮章竞的《赤叶河》、傅铎的《王秀鸾》、魏风的《刘胡兰》等一大批作品。

　　传统旧戏的改编和新编现代戏的出现，是解放区戏剧的另一个成就。1942年10月，“鲁艺”的平剧研究团（平剧即“京剧”）与八路军120师的战斗平剧社合并后成立的“延安平剧研究院”，提出了改造京剧的主张，毛泽东为之题词：“推陈出新”，成为后来戏曲改革的指导方针。1943年底《逼上梁山》演出成功，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在第二次观看此剧后，给编导者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赞此剧是“旧戏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毛泽东在信中还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转引自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此后，平剧研究院还创作了《三打祝家庄》等剧目。同时，利用旧戏的形式改编现代戏的工作也取得了进展，其中，较有代表的是马健翎的《血泪仇》等“新秦腔”。但真正的有艺术水平的作品在50年代以后才出现。

　　解放区话剧和新中国话剧在创作上多以现实题材为主，但成就普遍不高。追随着中国革命从旧中国走进新中国的剧作家们，无不希望自己也能加入到纵情欢歌的时代“大合唱”的行列中，然而，他们的现实题材创作，大多以遗憾告终。夏衍50年代以后的第一部剧作《考验》，勇敢地对当时共.产党内部严重的官僚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对造成官僚主义的原因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但是，擅长描写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生活的夏衍，并没能在反映工业题材和政治斗争方面取得艺术上的成功。曹禺50年代以后的第一个剧本《明朗的天》，敏锐地抓住了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题材，但由于作家对新的生活缺乏体验，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戏剧结构，都远没有达到自己已有的艺术水平。而田汉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1958）也由于违反生活真实和艺术规律而遭到了失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历史剧的第二次创作高潮。这些剧作基本上呈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政治型，主要有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曹禺等的《胆剑篇》等。这类作品是当时“时代大合唱”中的一个声部，颂歌潮流中的一个支流。《蔡文姬》和《武则天》实际上是郭沫若以前创作风格和套路的一种延续，不同的是过去为了批判，而今天为了歌颂。曹禺与他人合作的《胆剑篇》虽然显示出结构严谨，对白圆熟的特点，但由于从概念出发，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他从1962年开始创作直到1979年才完成的“命题作文”《王昭君》，也没有超过以前的水平。二是个人型，主要有田汉的《关汉卿》等。这类作品借着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历史题材的掩护，更多地体现出“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表现的是一种当时绝对不允许的表现的知识分子的情怀。三是民间型，主要有老舍的《茶馆》和田汉的《谢瑶环》等。这类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但《茶馆》更接近于“政治型”，主要通过新旧中国的对比，歌颂新社会的光明，而《谢瑶环》则更接近于“个人型”，主要寄托着知识分子的英雄情怀。

　　第二次历史剧繁荣的原因，从外在因素看，一方面，“双百”方针的提出和文艺政策的调整，打破了历史题材创作只能写革命历史的限制，在为历史题材创作提供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的同时，也提供了相对广阔自在的空间；另一方面，“反右”运动开始后，“干预生活”的作品受到批判，现实题材也就成了随时都可能犯忌的新的禁区，使大家都有意无意地看好历史题材。从内在因素看，一方面那些曾取得卓越成就的戏剧名家，在新的形势面前明显不适应，甚至有些手足无措，当社会形势允许他们进入历史题材领域后，都纷纷重现话剧舞台，希望能够创造出最后的辉煌。另一方面，传统戏曲最适于表现知识分子的人生情怀，又远离主流意识形态，也为那些痴迷传统戏曲的剧作家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一显身手的机会。

　　在50年代中期以后，还出现了一大批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话剧和地方戏曲。它们的出现与这时期历史剧的繁荣无关，而是40年代戏剧改革的继续和收获。其中，话剧《智取威虎山》（1958）、《红色娘子军》（1964），沪剧《碧水红旗》（1959）、《红灯记》（1962），昆剧《红灯传》（1962）、京剧《奇袭白虎团》（1959）、《杜鹃山》（1962）、《革命自有后来人》（1962）、《红灯记》（1964）、《智取威虎山》（1964）等不少作品，后来都被移植为“样板戏”。1963年2月，江青在上海观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沪剧《红灯记》后，开始插手“京剧现代戏”的改革，并同时开始了对《李慧娘》等历史剧的批判。而1965年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则成为了“文革”开始的导火索。

　　1964年7月，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结束后，江青在演出人员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建国15年来的现实生活，要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谈京剧革命》，《红旗》，1976年6月）。但在后来的“样板戏”中，除《龙江颂》和《海港》外，几乎全都取材于“建国15年来的现实生活”以前的革命历史。1966年以后，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被称为八个“革命样板戏”，从此，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的舞台上几乎就是样板戏的一统天下。

责编：阿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