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恩怨一场戏》是个急活，说的就是《红灯记》的事。打死我以后都不接这样的活了。

　　这开头好像忒苦了点。当然，我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搞点悬念啥，哈？比如：

　　2007年2月的一天，新影主楼一间破旧的办公室和往常一样安静。只是今天，屋里有六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一阵沉寂后，穿黑衣的短发女人看了一眼男人说：“那事办的怎样了”。男人眼中闪过一丝惶恐，支吾着不敢应声。他抬头看了一眼短发女人，却蓦的涨红了脸，慌慌张的吐出两个字：“不行。”听到这话，其他人都迅速低下了头。短发女人叹了口气，她随手扣上了外衣，脚尖轻轻的划过地面，靠背椅发出了刺耳的吱吱声。

　　又是一阵沉寂．．．．．．

　　不一会，短发女人侧了侧身，看着身边穿绿衣的长发女人说：“你来办吧。”那女子拨弄铅笔的手突然停住了，她看了一眼短发女人，又用余光扫了一眼男人。她张口想说点什么，对面一个灰毛衣女人用眼神制止了她。长发女人舔了舔干涩的嘴唇，费力的吐出一个字：“行”。

　　上面这段开头就是我们节目现在的风格。短发女人是主任，灰毛衣女人是制片人，我就是穿绿衣的长发女人。男人嘛．．．．．．嘿嘿嘿，是红舞台系列中《沙家浜》的编导。当时头儿问他采访赵燕侠的事落实了没有。

　　说实话，一开始我并不想做红舞台系列。因为我从不听京戏，不知道《红灯记》讲啥，文革那会我还年幼无知，现在也不是党员。

　　苦啊，怎么办呢？会后我私下跟制片人腻乎了会，指着那姐姐能派给别人。她十分明确的表了态。原话我不记得了，大意是有条件要做，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做。这下我没招了，干呗。

　　查资料、买盘买书、找当事人。一连几天晚上，三环边上的一栋塔楼里不间断的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耳朵好使的人还能听见急促的敲门声，有人高喊＂你烦不烦啊，让不让人睡觉啊！每天就这几句＂。

　　终于有一天，我开了窍。在又一次大会上，我理直气壮的说，我准备做点《红灯记》幕后的故事，比如钱浩梁、刘长瑜、高玉倩现在在干啥。话音刚落，就赢得了一片赞许声。

　　哈哈哈哈哈哈．．．．．．

　　然而，出去溜达一圈后，我才知道，这些人现在都不愿意聊那档子事。当事人都不愿意说，还做什么劲呀，我把情况如实汇报给了制片人。她和颜悦色的与我谈了会心到晚上才放我回家。直到这时，我彻底明白了她的意图。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我一贯的做法是40分钟的片子讲一件事和一个人，这样故事讲的比较顺溜。事是定了，说《红灯记》，可上哪找人呢。我开始了地毯式的搜索。有一天，看材料的时候，突然有个人名蹦到我眼前。“阿甲”——《红灯记》的导演。从材料上看，他因为这部戏名扬全国，也因为这部戏受尽磨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凑巧的是，今年还是他诞辰100周年。继续找，原来他延安的时候和江青同台演出，而且那场演出改变了他们两个人的命运。我对这个人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采访开始围绕这阿甲来聊。越聊吧越有意思，但也越担心。因为江青这个话题太敏感了。怎么办呢？

　　有一个周五，跟主任闲聊，说到片子。我随口把一段解说绘声绘色的说了一遍。原本指着那姐姐夸我。没料，她听完后，楞了一下。二天后的周一，一大早，她把我叫到了办公室，颇为严肃的说：“你把那段词再说一遍。好嘛，那天听完后我几个晚上都没睡塌实。”

　　于是，在制片人和主编的帮助下，我们三个臭皮匠一起把稿子又捋了一遍，果然起到了诸葛亮的效果。

　　如果您想知道具体什么内容，请关注《重访》红舞台系列之《四十年恩怨一场戏》。

　　by褚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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