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房编《她就是春苗》时，有位编导看到里面的空镜，问我:“是在东北拍的吧？天真好，真透亮！”我回答：“是在上海拍的”，他愕然。

　　显然，他是熟悉上海的。

　　06年12月，我们摄制组到达上海的第二天，这里就刮起了五、六级大风，很冷，但天异常地晴朗，蓝蓝的，透透的，当地人讲，这在上海的冬天是很少见的情况，通常在这个季节，天总是灰蒙蒙的。能在晴朗的天空下触摸历史、在沉重的历史中自由呼吸，我想，我们是幸运的。

　　那些年 那些人

　　在片子中，我用了一张电影《春苗》的海报。

　　1976年7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当时的文化部对1973-1976年6月间公映的电影，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优秀故事片观众评选，结果表现赤脚医生工作生活的故事片《春苗》位居榜首。于是，8月份的《人民画报》就把《春苗》的海报刊登在了封面上。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根本就没听说过《春苗》，但有两个人，想来很多人是知道的：这部电影的导演谢晋，电影海报的绘画作者陈逸飞。

　　这一时期还有一部电影《红雨》，也是以赤脚医生为题材的，主题歌《赤脚医生向阳花》中“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给那时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赤脚医生是我国农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农民，拿工分，有时还要下地劳动；他们又是医生，村民们有了伤病，第一想到的就是赤脚医生，农村的基础卫生防疫工作，都是他们来完成的，有专家说，正是活跃在广大农村的上百万赤脚医生的努力工作，让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提高了15岁。

　　在很多农村地区，赤脚医生的社会地位非常高，村里的很多大事，包括宗族之间的矛盾调停，甚至谁家盖房、娶媳妇，都会请村里的赤脚医生到场。这大概是一种对生命表达尊重的方式吧。

　　王桂珍就是这支赤脚医生队伍中的名人。

　　说到出名，王桂珍的经历有些偶然性。1968年，在当时那篇著名的《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中，没有点名地表扬了七名赤脚医生，他们都是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王桂珍是其中之一，不知道是因为她的党员身份还是更为偶然的因素，王桂珍被推了出来，并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

　　王桂珍是无愧于那些荣誉的，在出名之前，她就因为“说话快、走路快、办事勤快”被乡亲们称为“三快姑娘”，为给村民看病，她早出晚归，不辞辛劳。有一次，村里的一个小孩发高烧，王桂珍连夜帮小孩的妈妈送孩子到医院，又帮忙看护，直忙了一天才回家，面对家里瘫痪在床、自己却无暇照料的老母亲，王桂珍心酸不已。

　　也许，类似的事，还在无数赤脚医生身上发生过，他们和王桂珍一样，不曾期许什么回报，这样做，只是为了肩上的责任，和自己的良心。

　　那时候，面对身边需要他们的乡邻，这些赤脚医生是真诚的。

　　多余的素材

　　初到王桂珍家的时候，王阿姨没在家，她的老伴邱水兴和大儿子邱敏热情接待了我们。邱叔叔告诉我：“王桂珍去参加婚礼了”。原来王阿姨给别人介绍对象成功，被请去喝喜酒了，据说过去在上海，做媒成功后，媒人会收到新婚夫妇送的猪蹄膀，不知道这个风俗是否保留到了现在。不过此时，王桂珍的形象忽然在我的脑海里鲜活了起来。

　　在来上海拍摄之前，我已经知道了王桂珍的一些情况：七十年代全国赤脚医生的典型人物，曾经代表中国参加世界卫生会议，当过卫生部副部级干部，她的真实形象不仅被纪录片搬上银幕，还在上海市的地方粮票上出现过……

　　但是，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的情况，我还是在采访中听王阿姨自己讲述的。

　　1979年，王桂珍在通过组织上的审查后，想重操旧业，但此时村里已经有赤脚医生了，她直接找到川沙县当时的书记，要求安排工作，这样，她才到一家外商投资的企业当了一名厂医。

　　在工厂里，王桂珍很快恢复了当年的热情和干劲，加倍认真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在采访中，王桂珍多次说到“小车不倒只管推”，我觉得，这句话和王桂珍执著、勇于向前的性格异常吻合。

　　1987年，组织上给王桂珍落实政策，把她归队到了江镇卫生院工作，还把她的两个孩子转为城市居民户口。没过多久，在原来那家企业老板的再三邀请下，王桂珍又回到了企业，工资医院发，奖金工厂给。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寻找机会，改善生活，王桂珍也不例外，她在家里养过长毛兔，为了让兔毛长得好，还给它们喝麦乳精、蜂王浆，这是连王桂珍自己的孩子们都享受不到的一种待遇。

　　此外，王桂珍还办过公用电话，开过小商店，当然，规模最大的生意，还是现在的振兴印刷厂。

　　印刷厂创业之初，王桂珍夫妇吃过不少苦。有一次给别人送货时，两个人舍不得雇车，自己肩背手提十多捆印刷品，换几次车，从浦东郊区送到市区，这段路即使在如今开车走，也要一两个小时，而那时他们已经五十左右岁了，一路上夫妇俩互相扶持，走走停停，汗如雨下，今天他们再讲起那段经历时，还不禁唏嘘。

　　天道酬勤，如今，王桂珍家里的房子变成了三层小楼，还在川沙县城买了商品房，又买了汽车，在村里，他们是生活条件很优越的人家了，相比而言，很多赤脚医生的生活就差多了。

　　却道天凉好个秋

　　采访完王桂珍，我请王阿姨帮我介绍几个早年的赤脚医生，作为那个时代赤脚医生群体的一个侧影，王阿姨把我们带到了村里的卫生室。

　　这是一所整洁的房子，在蓝天映衬下，白墙上的红十字分外抢眼，屋子里两名乡村医生（也就是现在的赤脚医生）正在值班。我们和其中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聊了起来，他说，现在的病人不是太多，交通方便，很多人直接去社区医院看病，他们就清闲些，但有时候还是要出夜诊。他还告诉我们，也许明年再来，他就不在这里了，问及原因，是工资太低了，一个月才六百多元，只够日常开支，况且，这份工资还没有保障。

　　小伙子的话让我非常意外，江镇紧邻浦东国际机场，如果到机场当个临时工一个月也能挣一千多，他这个有行医资格的乡村医生才挣六百多，这与我印象中的上海工资收入水平相差太多了。而这种反差很快又变大了。

　　王桂珍帮我找来了两个赤脚医生，他们都非常热情，使劲给我讲着当年他们行医时的经历，只可惜他们当赤脚医生的时间晚了些。

　　正当我感觉遗憾的时候，王桂珍又领来了一位老人，她是和王阿姨同一批的赤脚医生，问起当年的情形，这位老人却不愿多讲，据说，她现在没有别的经济来源，由于她从1966年就开始当赤脚医生，为村民服务了二三十年，如今每月可以领到230元的生活补助过日子。

　　拍摄在卫生室这一纪实段落时，我采用了双机拍摄，本来是希望能产生一种“第三只眼睛”客观纪录的效果，但由于设计的不到位，效果并不理想，最终在成片中放弃了这个段落。放弃它，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不知道该怎样把它结构到片子里，怎样去介绍。

　　在现场的时候，我的情绪已经深陷其中了，面对那位闷声不吭的老赤脚医生，我的心翻腾不已，不知是该安慰她，还是该走开，胸中有些话要冲口而出，却不知该如何开口，又无奈地压下去。那时，我发现坐在旁边的王桂珍阿姨，她的眼神里有一种莫名的东西，是同情，是无奈，我不清楚。

　　这让我又记起在之前的采访中，王阿姨每次讲述一段往事时的神采飞扬，和讲完之后脸上迅即隐没的笑容，当时，我只道是这位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人，因为早已习惯了媒体的访问，而形成的自然反应。现在回想起来，那张不带笑容的面孔上，似乎给我讲了更多的故事。

　　写完上面的文字，回忆着王桂珍阿姨的人生经历，恍然间脑子里冒出一句：却道天凉好个秋。

　　挥之不去。

　　by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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