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潘晓”这个选题当天，我就遇到了难事。

　　“潘晓”是八十年代初的一个著名的事件，据我了解，“潘晓”是两个人，即潘一和黄晓菊，我原以为这个选题对我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我与潘一是有着十五年的交情的哥们，他那点事儿，我早已熟透了，没想到，当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却一口回绝了我。

　　潘一的理由很现实，他认为自己在“潘晓”中，是个很不光彩的角色，如果客观地重述这段历史，他认为对他的形象有害无益，作为同行（潘在北京电视台），他认为我不该接这个选题，同时也给我出了个硕大的难题：做一期只有他一个人物的“潘晓”专题，弱化其他人物，夸大他在这个事件中的作用，否则，他坚决不接受我的采访。

　　作为电视人，我无法违背自己的职业道德，作为朋友，我确实有点犯难，作为一名编导，我不得不在我工作开始之初，带着明显的遗憾。

　　第二个人物是黄晓菊，我千方百计地联系到她，黄晓菊一听我是中央电视台的，马上就说：“说实在的，我对央视的编导印象并不好，以前我多次接受他们的采访，有些事他们做的挺伤人的，我对潘晓是有感情的，因为那里有我青春的激动，但是，我对你们这些编导印象不好。”之后，我再拨她的电话，她基本就不接了。

　　我不知黄晓菊曾经遇到了什么，让她对电视人有那么大的成见。但我觉得，虽然她没有象潘一那样直截了当，但同样是拒绝了我。

　　原《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马丽珍，是这场讨论的发起者，她是热衷节目的支持者，当我见到她时，她告诉我了一个惊人的内幕，“潘晓”来信，并非人们传说的那样，是由潘一和黄晓菊两个人的信拼凑的，而是采纳了众多参与者的观点，由编辑马笑冬起草的，只是在姓名上用了一个“潘”，一个“晓”。由于这些年潘一经常对媒体说自己是人物之一（潘曾经有很惨的经历），所以，这么多年来，媒体关于“潘晓”是两个人的说法，一直是以讹传讹。她很希望这一次，中央电视能够真正客观地澄清此事。

　　我很高兴！首先，作为编导，这一新的发现和被发现的“内幕”， 无疑是节目的一个新的视点，第二，人物潘一的出现与否，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

　　黄晓菊是个很感性的女人，也许是年龄接近，也许是我们交谈了许多女性的话题，总之，当我与她联系上一个月之后，终于峰回路转。当摄制组来到她的小店拍摄的时候，她十分热情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最让我感动的是，当我们发现她的一本近30年前的像册，提出希望拿回剧组进行扫描时，她爽快地答应并装进袋子交给了我，我知道这本像册对于她是多么的珍贵，那一刻，我从她的眼睛里读到了真诚和信任。

　　顺藤摸瓜，在寻找“潘晓”来信的真正作者的时候，我们联系上了马笑冬，但是，当我们千里迢迢地从北京赶到上海的时候，差点哭了，因为已患老年痴呆的马笑冬，莫名其妙地说了个不正确的地址给我们。好在上海的出租汽车司机真是好样的，他带我们一家一家地到居委会去查，最后，终于找到了潘晓来信的执笔人马笑冬。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人物是原《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当听说我们要采访潘晓讨论的时候，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据说，当年“潘晓”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事件，让他在政治上曾经受挫，因此，这一次央视《重访》希望客观地报道这件事，对于他来讲，也许是一次莫大的机会。后来，关老经常和我通电话，上政治课、探讨现实问题、开玩笑等等，最后，他老人家竟然给我起了个小名叫“丫头”和“小英子”。

　　不管怎么说，由于中国青年杂志社当年“潘晓”讨论的许多关键人物，给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资料，现任的负责人又向我们出示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使我们这次重访，有了比较客观和公正的视角和收获。

　　当然，还有安文、周晓东等，让我敬佩和感动的许多人。

　　一个选题让我结识了众多的人。潘一因此与我结束了十五年的交情，黄晓菊由一个遥远的符号变成了我问寒问暖的知心大姐，关志豪变成了一个要经常教训我的“家长”，最有意思的是马笑冬，她竟然不记得我去采访过她。

　　当一个编导在创作中不知不觉地把自己融进这样一群角色中的时候，你会发现，角色会帮助你思考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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