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新年的起点回望2006年的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当数易中天以“文化明星”的方式突兀崛起。说他突兀，是因为年近花甲的厦大教授易中天此前一直默默无闻，突然之间星相逼人，如日中天；说他突兀，还因为易中天不是因主业兴旺，而是剑走偏锋，靠讲历史名动江湖。他的一举成名，搅热了传统媒体，也搅热了第四媒体，搅乱了学术界平静的书斋。追捧者称之为“超级教授”，自发建立起好几个关于易中天的QQ群，在百度贴吧里设立了一个“易中天吧”；不屑者称之为“学术超男”，认为他以这样的方式崛起有辱斯文，太不公平。
    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想起10年前的余秋雨。10年前，一本《文化苦旅》，让余秋雨突兀崛起，继之以《山居笔记》和《霜冷长河》，在中华大地掀起“洛阳纸贵”。可是，与读者的狂热追捧相反，文化圈启动了对余秋雨旷日持久的口诛笔伐，以致余秋雨不得不宣布封笔。
    两大令人叹为观止的“声余讨易”浪潮，惊险惊艳之处，直追当年关云长“水淹七军”、周公谨“火烧赤壁”，可称为“水淹余秋雨，火烧易中天”！
    自从进入信息时代以来，造星与追星已经成为传媒工作与大众生活的一部分。走在大街上随机访问，不论男女老少，都能说出一长串明星的名字，从娱乐明星与体育明星，他们都有自己的发烧友。这些明星之中，一夜成名、身价巨万的比比皆是。为什么偏偏“文化明星”就要忍受不能承受之重？“鲜花与群箭齐飞，秋雨共中天一色”，“易中天现象”和“余秋雨现象”发人深省。
   

水淹余秋雨
    从百度搜索“余秋雨简介”，你会看到如下两段文字：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作家。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在内地和台湾出版中外艺术史论专著多部，曾赴海内外许多大学和文化机构讲学。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
    作品包括：《千年庭院》、《小人》、《抱愧山西》、《一个王朝的背影》、《可怜的正本》、《苏东坡突围》、《这里真安静》、《夜航船》、《书海茫茫》、《莫高窟》、《遥远的绝响》、《狼山脚下》、《寂寞天柱山》、《洞庭一角》、《江南小镇》、《柳侯祠》、《流放者的土地》、《西湖梦》、《庙宇》、《十万进士》、《酒公墓》、《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等。每部作品的问世，都能在文坛及读者中间产生热烈的反映。
    这一类似春秋笔法的介绍，让人产生客观、厚实、祥和的感觉，没有丝毫火药味。可是，如果我们搜索“余秋雨现象”，看看得到的470000篇文章，就能明白，为什么这么一个大学者要绝望地封笔。
    “余秋雨现象”的一面是鲜花，一面是口水。
    下面一段描述，可见余秋雨被鲜花包围的一面：
    余秋雨以《文化苦旅》一炮打响，接着又有《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问世，累计发行量逾500万冊之多，还不包括盗版数在內，在1990年代的文学园地里一枝独秀。电视上也时常见到他露面，侃侃而谈。展览会上常有他对雕塑作品、摄影作品、绘画作品等的点评，记者对他的现场采访，发表观感，成了家喻户晓的散文学家和文史学家、文艺评论家。连他搬家，也有专门的电视报道，只见学生们排成长龙，把书本从汽车上一叠叠传递下来，形成一条人力传送带，从马路越人行道，进入楼道，蜿蜒上楼梯，一层、二层…直至房间。
    而余秋雨被口水淹没的一面，就有点惨不忍睹了。
    对余秋雨第一波攻击是“水淹余文”。比如，黄敏在《〈文化苦旅〉“七气”》一文中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归纳为七种“味道”。“霸气”（文风霸道、态度霸道）；“商贾气”（处处做广告，兜售自己）；“小儒气”（掉书袋、抖箱底）；“八股气”（动辄上纲上线）；“童稚气”（逻辑和语言功夫不到家）；“猥亵气”（情节猥亵、语言猥亵）；“市井气”（饶舌、刻薄与媚俗）。朱大可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一文中，痛贬余秋雨散文的媚俗，其证据是某妓女的手袋里有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王强在《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学问及文章》中总评说，余秋雨这类散文的风行，正是中国文化沉沦的象征，值得深思。
    对余秋雨的第二波攻击是“水淹余格”。比如，有人称余秋雨是个“文化骗子”。骗什么？不外乎骗财骗色，还有欺世盗名。
    对余秋雨的第三波攻击是“水淹余身”。最开始是说他是“四人帮”的御用文人，靠写效忠与批判文章发家的“文革余孽”，说他“拒不忏悔”，后来又说他爱出风头、爱张扬、浮躁、甚至出镜率太高……总之，违背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文人“行为收敛，夹起尾巴做人”的要求。
    “水淹余秋雨”前后持续10年，被媒体视为文化圈的“群殴奇观”。这个曾经宣称要把谩骂当掌声的“文化明星”，最终还是无法承受水淹之重，于2004年宣布封笔退出文坛。
    在接受记者采访中，余秋雨表示：“我的愤怒和失望，要强烈地表达出来。对一个勤恳的文化建设者，10年来，日复一日地被这么说，难以置信。”
    “我想很多年以后，大家终究会知道余秋雨这个不得不被十年骂声驱逐的人，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是个从来没做过坏事的人，一个从来没有伤害过人、招惹过人的人，一个在荒漠地区拼命行走的人。”
   

火烧易中天
    “余秋雨现象”的明波暗流尚未平息，“易中天现象”又冒烟突火而来。
    公元208年，周郎赤壁一把火，烧出三分天下；2006年，易中天央视品三国，一把火烧出“半江瑟瑟半江红”。
    首先是红了《百家讲坛》。在各大电视台娱乐和体育节目点尽风头的年代，《百家讲坛》虽然开办5年，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充其量只能算勉力维持。而自从《易中天品三国》出镜，《百家讲坛》好风凭借力，从此上青云。谁也不曾想到，三四年前甚至创下零收视率的《百家讲坛》当下会如此火爆，在央视国际网站上的300多个栏目中，《百家讲坛》点击率排在第二，仅次于《同一首歌》。
    第二是红了自己的腰包。由于想出版《品三国》的出版商太多，只得采取版税竞标方式确定版权归属。5月22日，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主办的《易中天品三国》图书出版无标底招标会在央视梅地亚举行。包括上海文艺出版社、北京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东方出版社等在内的国内11家知名出版社参加了竞标，吸引了全国出版界人士约500人。上海文艺出版社、北京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东方出版社还都是老总坐镇。该次招标会采用无标底暗标竞标，评标会根据出版社给出的首发数、版税、3年保底印量的最高指标决定中标单位。最终，连续出版易中天4部作品的上海文艺出版社，以首批印量55万册、14%出版版税的超高标的，夺得《品三国》书稿的出版权。
    此前，国内出版界曾出现过3位版税过百万的作家。他们分别是韩寒、安妮宝贝和王蒙，版税分别是200万元。而这一次，根据上海文艺开出的起印数、版税和定价，易中天也将赢得巨额版税。三国书稿共分三部出版，按每本定价25元计算，单本版税额虽未有200万元，但也达到了190万元多。去除央视2％的策划费，易中天将赢得500万元的版税额，破了中国出版界的纪录。在他之前，只有二月河曾通过出文集拿到过400万元版税。
    而上海文艺出版社也没有亏本之忧。据讯，就在竞标成功不久，即有45万册的订单从全国各地飞来。
    第三是火了自己著作的销售。此前，易中天也出版过如《读城记》等多部著作，可是销售惨淡，有的4年也只销售4万册。乘着“品三国”的东风，很多旧作也登上图书销售排行榜，《易中天品三国》更是荣登榜首。
    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的一次图书签售活动中，三千“意粉”（“易粉”）助阵，由于读者太多，签售中途被迫叫停 。
    在上海书城举行的签售活动中，读者从书城二楼一直排到三楼。从下午两点到六点，易中天就没有停过笔。每个读者手里都捧着一摞“易中天”：“品读中国”书系4本、《解读汉代风云人物》1本、《帝国的惆怅》1本。新书搭上老书，有些读者甚至还要个两三套。这一下午，易中天签售图书5600多本，废了8枝笔，直到双手颤抖，拉不开易拉罐。
    第四是红了自己。“如日中天”是当下人们对易中天热最贴切的评价。易中天的“粉丝”遍及全国，网民为他建的“易中天吧”火得一塌糊涂，谁敢说易中天半个不字，保准逃不出“十面埋伏”，落得个“四面楚歌”。走在大街上，易中天甚至会被农民工认出、合围，以致"乙醚"（“易迷”）们强烈要求，易中天上街必须戴上墨镜。易中天还获得了“魅力先生”、“第一先生”等雅号。最新一期的《魅力杂志》盘点2006，评选出中国“十大魅力先生”，易中天以“温文儒雅的另类教授”荣幸当选，将和黄健翔、窦唯等娱乐明星同台领奖。除了“魅力先生”，易教授已经收获到手的有《新周刊》颁发的“年度新锐人物奖”，《南方人物周刊》的“中国魅力50人”。此外，南方电视台的《南方盛典》已经将“2006年度创意传播奖”冠冕加给了易教授，同城的另一家著名媒体《南方周末》也将其锁定为“2006年度人物候选人”。同在操作中的还有“新浪2006网络盛典”，易教授将和郭德刚、赵丽华等名流同台角逐“年度文化人物”。一个60岁的人能有如此魅力，不禁让人感慨系之。
    在烧红半边天的同时，易中天也让这把火把自己烧焦了一半。“要破曹公，宜用火攻”，当年周郎横江一把火，烧得踌躇满志的曹操仓惶北顾，而今“反易同盟”效法赤壁故事，几番火攻，直烧得快意恩仇的易中天草木皆兵。
    火烧易中天第一式：“火攻易学”。易中天的专业是文学和美学，却堂而皇之地登上央视讲坛，讲什么史学。用非所学，用非所长，对史学专家是班门弄斧，对观众是混淆视听，甚至误人子弟。
    火烧易中天第二式：“火攻易说”。有人说，易中天品三国“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满嘴跑火车”。葛红兵《如此易中天，可以休矣》指出，学术的大众化不是娱乐化，通俗不可庸俗，普及不能粗鄙。易中天却犯此三忌，而且只讲微言，不及大义。如此易中天，可以休矣！土等民《学术小人易中天著品三国有罪十三宗》指出，易中天有十三大罪状。第一，误读历史，诋毁名著；第二，硬伤累累，错误百出；第三，东拼西凑，严重“注水”；第四，语无伦次，毫无文采；第五，满篇“据说”，治学不严；第六，观念陈旧，了无新意；第七，大肆引用，涉嫌抄袭；第八，“笑谈”历史，媚俗惑众；第九，境界不高，心理阴暗；第十，唯利是图，敛财无道；第十一，狐假虎威，媒体炒作；第十二，赶鸭上架，滥竽充数；第十三，仓促出笼，愧对大众。
    火烧易中天第三式：“火攻易德”。首先，易中天是大学教授，是教授却不带研究生，甚至很少上课，不务正业，到处参加社会活动，甚至跑到电视台抛头露面，为自己博取名声和金钱，是职业道德欠缺的表现；其次，易中天品三国有很多硬伤，讲述方式也有诸多随意，会误导观众，是不负责任的表现；第三，易中天带来了一个危险的价值信号。中国的学术出版环境本来就不好，没有专业的学术出版社，更没有真正的大学出版社——多数的大学出版社只是校办企业，更多地承担起了赢利使命。倘若再以易中天为榜样，要求学者进行迎合市场的包装革命和取悦大众的文体革命，学术出版难免被逼入死路。
    火攻易中天第四式：“火攻易名”。首先，作为学者，不是在书斋老老实实研究学问，却依靠媒体炒作一夜成名，有悖学术精神，他的这种出名方式，对潜心书斋研究的学者不公平；其次，易中天就是个“学术超男”，甚至是“学术小人”，和“超级女声”没有什么两样。梁晓声表示，“易中天现象”是浮躁的标志。有那么多人喜欢易中天，是一种悲哀。
    对于种种攻击甚至谩骂，当年余秋雨的态度曾是“把骂声当掌声”，结果是悲愤地封笔退出文坛；现今的易中天有所进步，他向记者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但也强不到哪里去。他表达愤怒的方式是一句话：“我想反问一句，这样问我公平吗？”
    行文至此，记者不禁担心易中天会像余秋雨选择“封笔”一样，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选择“封口”。虽然，《易中天品中国文化》又在宁夏卫视如火如荼，但如果“火烧易中天”也像“水淹余秋雨”一样持续10年，易中天还能扛得住吗？
    拷问文化圈
    记者既不是“余迷”，　也不是“易粉”，关心的也只是“文化明星”这一新生事物。所以拿“水淹余秋雨”和“火烧易中天”说事，只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只有余秋雨和易中天堪称“文化明星”罢了。
    抛开针对特定人和事的是非恩怨，有助于我们看清“文化明星崛起之痛”的本质。如此，记者提出如下问题，希望能够引起文化人和文化圈的思考。
    问题1：时代是否需要“文化明星”？文坛是否应该与时俱进，为“文化明星”的成长创造适宜的环境？
    以互联网的推广和普及掀起的信息革命为标志，人类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了全新的信息时代。高度发达的信息传输技术，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时空概念，人际勾通效率提高，交往距离缩短，地球好像变成了村庄。各行各业依靠网络等传媒的支持，掀起了目不暇接的造星行动，社会流行仿佛进入了“明星导向”时代。一个航天英雄，就能掀起全民航天热；一个姚明的受伤，就能左右广大球迷的情绪；一个“超级女声”的闪耀，就能引发全国少男靓女的明星梦。我们随便访问一个人，就能从他的口中听到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明星的名字；如果访问的恰好是个追星族，他还能说出明星的年龄、爱好、影响等详细情况。但是记者敢说，我们访问中能听到文化人名字的机会并不多。
    我们都在抱怨青少年热衷于追星，主要是追娱乐明星和体育明星，心浮气躁，幻想一夜成名，一夜暴富。但是，我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明星导向”的力量。我们拿什么和明星导向对抗？用孩子们听得耳根起茧的空洞说教吗？告诉孩子们，读书吧，书中自有黄金屋？可是孩子们看不见，摸不着，如此他能抛却浮躁，静心攻书吗？
    而“文化明星”的崛起，让孩子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书中的成功机会，看到了治学成就明星梦的机会，不好吗？
    如此说来，在明星导向社会时尚方面，文化人、文化圈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所谓“智者因势而利导之”，我们是不是应该适应时代潮流，扶持“文化明星”的成长？是不是应该为“文化明星”的成长创造好的气候、宽松的环境？
    问题2：什么是文坛好的环境？我们是不是应该建设和谐文坛，建设文坛和谐文化？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发出了建设和谐文化的号召。作为文化人，应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做和谐文化建设的先锋和典范。
    建设和谐的文坛和文坛和谐文化，首先应该把“和谐”作为道德标准。文坛的一些不和谐现象，比如互相看不起，互相不服气，是“文人相轻”的表现。曹丕《典论论文》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而今，我们是否应该用和谐的道德为标准，自觉地根除“文人相轻”的习惯思想，树立全新的“文人相重”的道德观念？
    在竞技场上，我们经常听到胜利者对失败对手的赞美与尊重；在我们文人自己虚构的武侠世界，也经常听到一代大侠对邪教高手武学修为的推崇；即便是在娱乐圈，明星之间也多是相互敬重，相互捧场。为什么文化人就不能相互看重？赞美别人的长处，宽容别人的缺点，是一种美德，也是为人的高尚境界啊。
    建设和谐文坛和文坛和谐文化，还应该把“和谐”作为文坛的行为标准。
    千百年来，社会上就有“文人无行”的说法。现在，如果我们把探讨当作挖苦的手段，把批评当作攻击的利剑，甚至演变成谩骂和群殴，就会在“文人无行”的死胡同里越陷越深，把“文人无行”的恶名越背越重。须知“文人无行”是最严重的“有辱斯文”。因此，我们说每一句话，做每一件事，都应该想一想，符合和谐的道德标准吗？符合和谐的行为标准吗？
    建设和谐文坛和文坛和谐文化，还应该把和谐作为文坛的审美标准。如果“文化明星”的崛起是时代的发展需要，那就是“文化明星”与时代的和谐；如果我们的著作能够得到市场的肯定，甚至引发“洛阳纸贵”的热销盛况，那就是著作与市场的和谐；如果文化人能够得到读者的追捧、网民的拥护，那就是文人与民众的和谐。举天下之美集之于和，和谐为美。美的人、美的书、美的事，我们为什么要和他过不去？
    最后，建设和谐文坛和文坛和谐文化，还应该把“和谐”作为文坛的制度标准。所谓“儒者以文乱法，侠以武范禁”，说明文化人有不尊法度的老毛病。文人散漫，世有公论。以文坛管理而言，就存在过于松散、制度缺失的弊端。“文化明星”的崛起，很多人大呼“不公平”，但是，想过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吗？没有！我们没有制度，人家靠媒体成名，就不犯法，也不违规，更不侵犯任何人的利益，挡任何人的道，有什么不公平？在市场和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与其坐在那里愤愤不平，不如适应时代，抛弃此前的学术权威思想甚至学霸习气，建立扶持文化人成名成家的制度和程序，创造有利于“文化明星”崛起的环境。
    问题3：文化是否应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延安整风时期，就存在过“雅与俗”的争论，而且激烈程度不亚于对“文化明星”“媚俗”等的种种讨伐。其实，几千年的文化史证明，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各擅胜场，这是不争的事实。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新闻报道的“三贴近”原则，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记者认为，这一原则也应该适用文化圈。再先进的技术发明，如果不能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只能是废纸一张；再高深的学术，如果不能普及大众，那也只能说是学而无用；好的文章，没有读者，算是白写。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古老的中华民族正以复兴的姿态崛起于太平洋之滨。要完成复兴之路，本世纪最初的20年尤为关键。作为文化人，应该为民族复兴大业做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决定一个民族强盛的因素，经济实力很重要，这时硬件。没有实力，就要落后，就要挨打。所以我们党和国家这些年不遗余力地搞经济建设，强调发展的硬道理。
    但是，一个民族的强盛更需要文化，这是软件。没有软件，一台电脑就是一堆废铁；没有文化，一个民族就没有灵魂。
    新加坡前总统、内阁资政李光耀说，如果中国的崛起能以文化复兴的形式出现，那么全世界包括美国和日本，都会被她所吸引和影响。中国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她要打造的是21世纪版本的新中国。
    因此他建议我们，像鼓励商品在市场自由贸易那样，允许文化在自由的环境中发展壮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重建汉唐的文化盛世。他表示相信，如果不同流派的艺术、文化、哲学、政治思想可以自由地竞争，那么文化的花朵将在中国盛放。届时全球的中国观察家、学者、媒体都会看到中国追求的不是称霸世界，而是复兴中华文明，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让中国人都享受到高水平和高素质的生活。
    复兴中华文明，正是文化人的时代使命。如果我们文化人不贴近这一实际，只能被时代抛弃；如果我们不贴近生活，只能被社会抛弃；如果我们不贴近群众，只能被人民抛弃。抛弃到哪里？抛弃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步伐之外，在没有人关注的角落里自吟自唱，自我欣赏。【来源：中国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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