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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曲戏文八百年》之六——《琵琶记》
央视国际 2004年06月18日 10:10
《荆》、《刘》、《拜》、《杀》四剧从已有二百多种剧目的宋元南戏中脱颖而出，占尽一时芳华。直至元末的一个秋夜，温州瑞安人高明在客中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琵琶记》。
那应该是元朝的至正年间，字则诚，号菜根道人的高明正旅居在浙江鄞县栋社的沈氏楼内。映着案上双烛的光亮，他正提笔写下新作《琵琶记》的最后一字。记成之时，忽然双烛瑞光交错，光色奇丽。沈氏楼又因此得名“瑞光楼”。
关于高则诚客中作《琵琶记》而使双烛显瑞的故事在今天看来只不过是给名著的诞生增加些神秘瑰丽的色彩罢了。由此也可以得见被奉为南戏“曲祖”的《琵琶记》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明代著名戏曲音乐家魏良辅曾说：“《琵琶记》乃高则诚所作，虽出于《拜月亭》之后，然自为曲祖，词意高古，音韵精绝……”，这种“曲祖”的地位，不等于说是戏剧史作品的最早或第一，但却被倡导者视为圭臬，发挥着示范性的作用。在“曲祖”、“戏祖”的现象中，高则诚的《琵琶记》是戏剧史、文化史从明清到当代最为醒目，也最有争议的一部作品。
《琵琶记》是从早期南戏《赵贞女蔡二郎》改编而来，写的是赵五娘和蔡伯喈的故事。蔡伯喈即蔡邕，东汉末著名文人，但在民间传说中，蔡伯喈只是借用历史人物之名。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见在南宋时蔡伯喈故事已经成为民间讲唱文学的流行题材。而《南词叙录》则在《琵琶记》剧目下注言：“即旧伯喈弃亲背妇，被暴雷震死。”蔡伯喈在《琵琶记》以前的作品中是个不忠不孝的反面人物。而《琵琶记》在保存《赵贞女蔡二郎》意在维护家庭稳定这一核心内涵 的同时，又对剧情作了重大改动。最为关键的地方，只把原来作为反面人物的蔡伯喈改造成一个忠孝双全的正面人物。所谓“有贞有烈赵真女，全忠全孝蔡伯喈”。《琵琶记》所叙写的，确是“子孝与妻贤”的内容，高明强调封建伦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戏曲“动人”的力量，让观众受到教化。把当时士大夫所不屑的南戏看作可以“载道”的工具，意在抬高南戏的地位和价值。同时，高明能正视社会生活的真实，在肯定孝子贤妻的同时，揭示封建伦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封建伦理而产生的社会悲剧，而给予观众强烈的震撼。
“辞考不从，辞婚不从，辞官不从”使蔡伯喈无法照顾家庭、奉养父母，结果双亲在饥荒中死去。而赵五娘却遭遇了被丈夫遗弃却必须奉养公婆，家境贫寒又遭遇灾年，竭力尽孝又仍被婆婆猜疑的种种磨难，虽然故事的结尾仍以一夫二妻、夫妻团圆，看似喜剧的收尾结束，但蔡伯喈却仍是痛苦矛盾的。而高则诚也同样莫名地痛苦和矛盾着。《琵琶记》中蔡伯喈形象的彷徨、犹豫和瞻前顾后正是高则诚作为一位思想探索者矛盾心理的反映或折射。元延祐年间重开科举后，文人欣喜若狂，高则诚就是一位热衷仕途者。而至正五年，在他正当不惑之年时，终于中第，授处州录事。其后在至正后期因为不得已的原因而使他结束了自己的仕履生涯，百般无奈而退隐乡间。高则诚以儒吏身份参与戏曲作品的创作使《琵琶记》完成了从民间传唱向文人创作的过渡。《琵琶记》一改早期南戏粗糙芜杂的弊病，结构完整流畅，曲词典雅精美。但在它问世不久，人们对其就有“矛盾”的看法，比较典型的是明太祖朱元璋。这位开国皇帝一方面赞赏它是“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另一方面又感叹“惜哉！以宫锦而制鞋也”。《琵琶记》的复杂性、矛盾性以及对它主题原著理解的纷纭歧义，从它诞生的一开始就接踵而来地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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