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科学家谈心

和科学家谈心 9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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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各位好，我们今天是跟科学家聊天，大家看到台上有两位坐在这边还有九位都是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今天和我们一起聊天的呢还有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白春礼先生，让我们欢迎科学家和白先生。我先介绍台上的这两位客人，两位科学家，一位叫张增辉，他来自美国纽约大学，是化学教，授欢迎张先生；另一位田刚教授，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欢迎您。田先生是研究什么呢？
田刚：	研究数学。
主持人：	是算术还是数学？
田刚：	数学，更确切地讲几何，研究一些空间。
主持人：	您知道老百姓在私下里都怎么议论科学家吗？
田刚：	不知道。
主持人：	他们说科学家看上去很神秘，实际上他们研究什么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
田刚：	当然有。
主持人：	现在这样，我给您一分钟的时间，看能不能跟现场每一位观众都说清楚，您到底研究的是什么？开始。
田刚：	我现在就投降了。
主持人：	张先生您知道公众对科学家还有另一种说法，他说科学家基本上都不食人间烟火，我们老百姓喜欢的事他们基本上都不喜欢，您能反驳一下这种观点吗？
张增辉：	我觉得这个有一部分也是正确，因为科学家总的来说跟一般的职业有点儿不一样，比如说应该下班的时候他觉得他还能够工作一两个小时，能够做出别人还没有做出的工作，所以这个就养成了他一种习惯，就是科学家往往喜欢拖延时间，就是喜欢从时间上来偷几个小时。
主持人：	那就没有时间娱乐了吧，比如没有时间看电影了吧。
张增辉：	我们看电影的时间可能和其他同学不一样，其他同志比如说大部分同志可能在周末，在下班以后带着全家去玩，像我们周末都尽量避免，因为人太多了，交通太拥挤了，我们可能就在星期一的中午，别人都在睡午觉的时候去看看电影。
主持人：	你喜欢看电影吗？
张增辉：	最近电影看得比较少，过去看得比较多。我特别喜欢看老电影。
主持人：	那要是这样的话咱们俩应该见过，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经常出入电影院。
张增辉：	什么电影对您印象最深。
主持人：	咱们可以比试一下，我让我们乐队演奏一些当时的电影的插曲，咱们听听是哪一个电影。
张增辉：	那你要考我的记忆力，这个好像难度比较大一点。
主持人：	试一试。
张增辉：	好了，可以了，这位田教授已经知道了。
田刚：	是不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插曲。
主持人：	是不是《铁道游击队》。
张增辉：	哦，对了。
主持人：	再来一首难一点儿的。
张增辉：	这个电影我知道，它的名字好像想不起来。
田刚：	《上甘岭》。
张增辉：	哦，《上甘岭》，他是学数学的，所以记忆力特别好。
田刚：	老电影我可以知道。
主持人：	我现在想起来了，我当时在电影院碰到的是田教授，把最难的拿出来压箱子底的。
张增辉：	想不起来了，这个不行，这个我们实话实说。
田刚：	好像有点儿熟悉。
主持人：	这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他们演奏得不怎么像。
田刚：	这个电影我是看过，确实记不起来。
主持人：	社会上还有一种说法，我不知道您听过没有，他们说科学家是个斤斤计较的人，科学家表面上看上去很大度，实际上特别爱计较，您听过这种说法吗？
张增辉：	我觉得这个斤斤计较，其实每个人都斤斤计较，只不过是看在什么方面斤斤计较，是不是。比如科学家像田教授搞数学的，小数点后面几位他可能都要斤斤计较，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可能他不斤斤计较。
主持人：	但是田教授昨天晚上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您是一个特别挑剔的人，让我小心。
张增辉：	说我？
主持人：	嗯。
张增辉：	哦，还给我打小报告，出卖同志。
主持人：	他说您到一个机关或者到一个单位，连他们的厕所怎么样您都很在意。
张增辉：	这倒是有这种嗜好。
主持人：	您觉得一个地方的卫生间好坏跟它的其他情况有什么联系吗？
张增辉：	一定程度上会的。这次我到许多地方去就是我通过参观卫生间对领导首先打一个分数，以后再碰到领导的话心里就有个概念。
主持人：	所以他们说您访问的时候有一个习惯，不管到哪个单位第一件事先上卫生间去。
张增辉：	对。
主持人：	在里面好长时间都不出来。
张增辉：	今天有机会参观了你们的卫生间。
主持人：	也不怎么样？
张增辉：	我的感想就是四个字，就是您说的，不过如此。
主持人：	这么好的词用到卫生间里了。听说您就是因为这个卫生间的好坏最后选择了合作的院校，是这样吗？
张增辉：	就是从这个方面引出了下一步的合作。
主持人：	是南京大学吧？
张增辉：	对。
主持人：	学校当时意识到这是个问题了吗？
张增辉：	我一个学生在去年年底前访问了南京大学，然后他回去跟我说，他说你如果到南京大学千万别上他的卫生间，太可怕了。然后我就跟他们的院长联系，后来院长跟我说，他说你如果三月份回来绝对不是这回事，然后我就特地去了一次，他在几个月里面把整个化学大楼11层楼22个卫生间全部改造，焕然一新，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院长魄力很大，作为一个领导你要做什么事情就是要干就干，不要给它拖。
主持人：	对这个学校就有了好感，是吗？
张增辉：	对领导，就是对这个领导增加了信任感。
主持人：	但是他们的群众开始对这个领导有了意见，因为他为了让您看到满意的卫生间花了学校80多万块钱。
张增辉：	对。不过后来我也问了他，我说你觉得值不值得？他说绝对值得，他说卫生间是一个人的是整个学院的门面。
主持人：	80多万咱不能让它白花对不对？现在咱们一块儿去参观一下南京大学卫生间。确实让人看得胃口大开，确实看上去很舒服，是吧？我觉得您的这个提醒应该说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如果它这个卫生间不舒服就是南京大学工作的人心里也不会舒服，所以我觉得白院长他们这次请海外科学家回来可能就是有这个目的，因为大家在海外工作的时间长，回国看一看就可以知道我们和人家的差距在什么地方，怎么改。所以我们今天请科学家来也是这个意思，希望大家能直言不讳。今天白院长也来了，白院长他们可以不可以实话实说？
白春礼：	我鼓励他们实话实说。
主持人：	那今天可以谈得更彻底一点儿，是田先生先谈还是张先生先谈？
张增辉：	田先生先谈吧。
主持人：	您打算回来吗？
田刚：	目前还没有。
主持人：	我特别欣赏您的坦诚，为什么不回来呢？我们怎么得罪您了？
田刚：	你们没有得罪我。我想不回来各人有各人不同的原因，不外乎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家庭，比如讲我自己在美国的话有太太、有孩子，孩子在那边上学，要想回来的话必须经过大家的同意。
主持人：	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家庭和孩子要尊重他们的意见。还有别的原因吗？
田刚：	不可否认美国还是一个科学强国，它有很优秀的一批科学家，非常优秀的科学家，所以你跟强人在一起就跟下棋一样，以前我也下过象棋也下过围棋。
主持人：	和高手过招。
田刚：	跟高手过招你的棋艺术就增加，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的话，学术条件高手多了以后优秀的年轻人也多了，这是个良性循环。
主持人：	张先生也谈谈这个话题，就是学术环境这个话题。
张增辉：	长期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原因当然很多了，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原来的管理机制不太适合现代科学的发展规律，我们用俗话说叫事倍功半。比如举一个例子，就是一般在国内的大学办一件事，首先这个图章要敲七八个，而且这个图章都是你自己去跑，你这里敲一个图章然后跑到那里敲一个图章，而且如果这个地方有一关卡住，这个人不在，那你非要等几天办一件事，非常吃力。
主持人：	出差了或者今天没上班，家里有事……
张增辉：	对，经常找不到人，即使找到人他也给你挡一下驾，给你挑一点毛病，说你这个手续没办完那个手续没办完，你就疲于奔命。像在一般比较发达的国家，包括国内现在改革比较好的中科院，我上次参观了这个天文台，现在都采取了这个秘书制度。
主持人：	秘书制度。
张增辉：	对，就是尽量把这些非业务性的工作让专业秘书来做，首先他们工作效率高，他们是专业化做这个方面工作，这样把科学家从烦琐的非专业化事务中解脱出来，这个大大提高他们的效率。
主持人：	张先生我想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喜欢听这种最具体问题的探讨，还有什么其他的方面吗？
张增辉：	我想是不是麻烦我们这里这么多的同行，他们有很多好的想法、建议。
李骏：	我是最近几年经常回来，我是主要回南方的复旦大学。我提的意见就是说每个科学家要给一个单独的办公室，因为我当时看了，就是说那边很多办公室，每个办公室都是三个老师一起在那儿办公，办公室都是空的，问他为什么，我想大家都知道三个科学家在那儿坐着的话经常一会儿就聊天了，说什么，就是不能专心，所以他们都经常呆在家里面。
主持人：	科学家也控制不住自己啊？
李骏：	所以他们对我很好，他们就给我一个专门的办公室。
主持人：	除了办公室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
李骏：	还有一个，我让他给我换了一个椅子，我觉得坐着舒服很重要，你不能坐在那儿老觉得腰酸背疼，没法想问题，他进去的时候都是那种板凳，背都是直直的，我说你一定得给我一个椅子，可以往后靠一靠，我想的时候我想抬头看看天花板，这就是我两个要求，他们都满足我了，非常感谢，而且经济，就是说花费很少。
主持人：	谢谢你，白院长咱们怎么能考虑这么细呢？
白春礼：	我觉得刚才他们几位教授讲的从不同角度来谈这个事情，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刚才你所说的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也非常重要，那么在国外呢？科学家之间经常可以有一个互相之间不同的想法的交流和碰撞，这个往往在一个午餐会上或者是喝咖啡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尤其是搞实验科学，搞数学经常一个人可以自己多做一点，但是搞实验科学的可能这种交流更为重要，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能够在办公之余能有大家在一起交流的地方，就是像你所说的，这样能够鼓励大家的这种不同思想，这种交流和碰撞，不同学科的交叉和合作。
主持人：	这个会不会带来人际关系的一些问题，就像刚才这位先生似的，说着说着谈的就是专业以外的问题，谈到了评职称、分房子？
张增辉：	评职称本身就引起很多矛盾，因为现在这个职称至少前几年就是把所有的利益都挂钩起来，你如果没有升上正教授你就不可能升为博士导师，就不可能带研究生，工资也上不去，你回去对老婆也交代不了，研究生不能带。所以它牵涉到的利益太大，所以这就是原来一个机制问题，把所有的事都扯在一起，这个就是说我觉得原来设计这套制度的时候考虑得比较欠缺一些。
主持人：	有什么好的方式化解它们？
张增辉：	比如说职称方面，也可以把职称与待遇问题包括房子问题带博士生问题都可以把它分开来处理，就是说你能不能带博士，不要因为你是正教授才能带副教授就不能带了。
主持人：	你们在国外的时候，就是如果一个正式的场合向公众介绍你们的时候会介绍你们什么呢？
田刚：	我想就是介绍是教授，在哪儿工作，很少挂一大堆头衔，一般不介绍。
张增辉：	田教授谈的这个问题确实很好，就是在国内对人往往喜欢神化，当然可能是因为我们中国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拿过诺贝尔奖的，物以稀为贵，往往把得了诺贝尔奖都神化了，包括开学术会议，往往就是说他在前面的一排位子排好了，我特别佩服就是负责这个排位子的，他是按照什么顺序排的？
主持人：	对，我们行政秘书就是干这个去了。
张增辉：	他水平非常高。气氛就是比较太过于死板，就对年轻人有种拘束，他看到前面坐的一排都是压阵的科学家，都是武林一流高手，他在后面他就觉得自己太渺小了，他原来想说的话也不敢说了，想提的意见不敢提了，就对交流方面气氛太严肃了一点。我们希望如果把这些界限打破以后，特别是年轻人，他没什么拘束感，比如像白院长坐在这里我们和他坐在一起没有感觉到他是院长就不敢说话，完全是一种很自由的学术气氛。
主持人：	您觉得白院长坐在下面您觉得很舒服是吗？
张增辉：	坐在我旁边更舒服。
主持人：	我们惟一的一位女科学家要补充她的说法。
孟丽秋：	我每次回国来不管是到我的母校还是到其他的有关单位，我就发现有个现象，当领导当然有一种支配欲，体现在一个具体的方面，就是说，“喂，小张、小李请你把这个事情给办了。”在这个时候他们是不看表的，似乎这个小张、小李一天24小时都可以为他服务，在国外的话人家一般首先要看看表，决定一下这个电话该不该打。所以由这个细小的问题上我可以看出国外领导者有些方面还是比较注意关心他的下级。
主持人：	还有一位先生要补充。
刘军：	我来这儿讲学一个特别大的印象就是中小学生慢慢儿给压得太死，这个排序的概念可以延伸到那儿。
主持人：	从考试就开始排序。
刘军：	对，就开始排序，好的学生就得到很多关怀、照顾和表扬，差的学生就给分流了。我怎么启发他们问问题他们也不问，尤其前面要坐一排教授那就更糟糕了，那他们绝对不问了。你要是就在一个班里，我说给他们围一个圈儿，咱们在这儿就说说，我也说北京话我也愿意……
主持人：	您揣摩一下他们为什么不问？
刘军：	他这就是害怕像这种压抑的心理，这种压抑的心理到国外还有一种表现，他就一看上去觉得要反弹，不压抑，不压抑怎么办？有的人就变得盲目的非常自信，或者有一些异样的表现，当然还是大多数人变得还是压抑，还是不愿意提。所以就没有这种独立思考提问的能力，所以这点我觉得应该大家注意，我就不知道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大概在座的许多同学还有小朋友们可能都有自己的看法。
主持人：	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果然很压抑。按照女士的说法就是我给压抑的，那我站起来动员大家，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和科学家交流，哪位有问题举手示意我。
观众1：	是这样，刚才白院长提到给科学家配秘书的问题，我回来以后有个最深的感觉，就是说咱们所有这些行政后勤的支援在国外很多时候都是见不到的，你碰不到他们，你不用跟他们打交道的，到国内以后他们都跳到前面来了，你都必须一个一个地走过去，这是一个最大的特点，在国外对后勤有一个最好的评论就是说你一年工作下来你都不知道他们存在，那是最好的后勤，他们什么事情都给做好了。
主持人：	您也说到一个观念问题，就是说行政人员他到底是一个管理者还是一个替别人服务的人，是这么一种观点。
观众1：	就比如说我是部门经理，我这个任务跟全部门讲得很清楚，我不能做研究我不能做开发我已经不能编码，拿咱们的话说是武功全废，我能做什么，我是帮你们，我来做一个最好的环境给你，做一个你能觉得自己能够发展，在这儿工作顺心，能够在这儿享受这儿的工作同时得到发展的机会。
观众2：	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两位教授，就是你们是没有回国的，还有一些国外留学回来的人，他们为什么要回来，这之间的差别，我想听一听你们的说法。
张增辉：	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权利，而且也不应该要求每个人都按照一个模式，有的人愿意回国早一点，有的人愿意回国晚一点，有的人愿意暂时不回国，这个都根据他个人的选择。我们不希望像过去计划经济那样，就是要求回来所有的人一起回来，要出国所有的人一起出国，我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思想以最好的方式为国家服务。比如说像我，田教授，以及周围这么多教授，实际上我们目前已经和国内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合作，像田刚教授，是北大的常年特聘教授，我现在在南京大学和他们成立了一个理论计算化学研究所，他们让我做临时负责人，他们对我们说，你们虽然回国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你们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他们非常希望我们继续以这种形式为他们服务。
主持人：	白院长，您也谈谈关于这个回来不回来的观点，可能这是大家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
白春礼：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话题。其实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国外派遣的留学生已经30到40万，很大一个数字以前都是说出去的多回来的很少，最近几年情况有所变化，那么到去年，就是说当年派出的人和当年回来的人应该回来的比出去的要多，不是积累，就是去年当年，而且这些回来的人有的人在国外有终身的教职，像数学院，像范更华，他有终身教职，回到国内来长期回来工作的。所以这方面我们是给予了优惠的政策，提供实验室、提供研究生、提供尽可能多的实验条件，使他们回来以后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的环境，当然我们也很鼓励，就是说由于各种原因一时不能回来的，像今天在座的几位教授这样，他也能够短期地回国，这也是一条很好的为国服务的方式。
观众3：	我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我想说一点，现在这个教授回来了花80万，那个教授回来了然后又解决一个条件，那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就是说整个一套体制，国外的科学家回到中国之后那我们怎么解决，不可能说这个科学家回来之后用这个方法……
主持人：	不可能一事一议是吧？
观众3：	对，我想说就是我们建立一种很好的制度，也公平、透明，这样大家回来之后就一视同仁，也不会说这个科学家花80万那个人又去那样做，这样可能就会更好一些，有利于国外的人才回到中国来。
主持人：	现在我请海外的科学家注意下面的提问都是重磅炮弹，从这儿开始。
观众4：	就是我比较喜欢数学，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科学家。
主持人：	是不是今天的作业？
观众4：	不是，就是我发现，当然不是我发现，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因为三分之一它等于0.3的循环，然后三分之一乘以三就等于一，但是0.3的循环乘以3却等于0.9的循环，然后这两个数为什么相等呢？
主持人：	明明是不一样的。
观众4：	最后好像还是问老师，老师说是什么极限问题，我就想通过这个问题就想考虑一下，因为科学它并不是那种很难的，一般人想半天想得半死还想不出来的那种，就是那种有一些技巧性，并不是直接就能算出来的，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主持人：	我说在中科院见过你你还不承认。田先生这怎么回事？这两个不相等。
张增辉：	这个问题太简单，我想我回答一下。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小朋友叫什么名字？
观众4：	我叫黄羽佳。
张增辉：	黄羽佳，如果你现在到外面去上一下卫生间，再回来以后你仍是叫黄羽佳，但是你人轻了大概二两或三两，这就是你刚才这个差别问题，因为你小数点后面吃掉了几位。
主持人：	明白了吗？
观众4：	明白了。
谢晓亮：	我是谢晓亮，美国哈佛大学的。崔先生您刚才问搞研究有什么乐趣，我不是搞数学的我是搞化学的，搞基础研究的，我想小朋友可能也感兴趣，我就想说做技术研究是比较艰苦的但是还是有乐趣的，但是一时半会儿可能预测不到。我给你举一个我生活中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我以前是近视眼，戴隐形眼镜，干了以后老掉出来很麻烦，两年前我做了一个激光手术，我就是做激光的，用激光来研究化学反应，但是我从来没想到一个大夫把我送到仪器上用那个激光把我的角膜给削薄，十分钟手术就做完了，把这个角膜给蒸发以后我还可以闻到那个糊味，我做实验时专门要避免这个激光打到眼睛上，这是我第一次正对着激光看，结果第二天眼力就恢复到1.5，我是做激光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激光可以造福人类，就是基础科学。
主持人：	您当时特别后悔，要知道自己就做了是吗？
谢晓亮：	哦，对，当然了，做基础研究就是这样，就是说有机遇的。我们做研究，打个比方就像航海一样，你要感兴趣，当然不需要是绅士或爵士，就是要感兴趣还要有毅力，总是有这种希望，可以发现新大陆，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新大陆，我就没有做出这个激光手术发现。
主持人：	你是说这里就是有发现的乐趣、还有享受文明的乐趣、享受进步的乐趣。
谢晓亮：	对，就是即使不能发现新大陆的话你也能看到美丽的日出，或者是找到一个岛屿，或者还能碰到一个鱼美人。
主持人：	最后这个乐趣跟我们是一样的。
观众5：	我想问一问，这些科学家是从小就是想树立远大的目标要当科学家，还是长大以后才要树立这个目标要当科学家，他是怎么成为科学家？
主持人：	是从小就想当科学家还是长大了以后蒙上了？
观众5：	他是怎么为这个目标而努力的？
张寿武：	我想来回答这位小妹妹的问题。我是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的教授，张寿武。我出生的条件可能要比你们差得远，是在安徽的一个偏僻的农村。我刚才就准备回答那个小朋友的问题，我接触到第一个数学问题是我在大概小学五年级左右，从北京传来的一个问题，问题是说有三个五和一个一用加减乘除的方式能够凑出24来，我知道这个问题听说这边的小朋友一会儿，5分钟之内就有人做出来了，我在家里大概做了两天才做出来这个答案，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喜欢数学，所以我那时候想做学问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不只是说能够拿到一份工资，对我来说是一个梦想，一旦有了这个梦想之后再努力去学数学就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我联想到刚才大家问的学生敢不敢说话的问题，谈到很多文化的层次，我想举一个例子。我到了美国之后也和一些教授较量过，讨论过这样的问题，我可以告诉你，我接触到一些差不多是全世界最傲慢的教授，跟他接触过，有很多的接触，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和我接触那个教授叫弗廷斯，一个德国教授，他的个头大概1米95左右，而且他平常看人是45度向上，如果要说目中无人的话他肯定是目中无人，每一次我都是为了和他讨论，因为他是非常杰出的数学家，我都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和他在一起，为了这件事情应该说是费了很多劲，所以我觉得你们如果真的要追求你们的学问，为了你们理想的话你们应该大声地说话，因为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们不说话别人不知道。
主持人：	卢先生，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这可能是您的个人隐私，如果我说得不对请您原谅，我发现您戴了一个戒指，其实我们在中国很少看到科学家戴戒指。
卢焕章：	跟我研究的专业有关系，我是研究找黄金所以今天就带了一个标志来。
主持人：	我听说您除了黄金对其他的矿物也有研究是吧？
卢焕章：	其他矿物也有点儿兴趣。
主持人：	那我们可以让这现场更活跃，我看今天很多小姐都戴着她们心爱的首饰来，您给鉴定一下是真是假，成色怎么样。就从身边开始吧。
卢焕章：	这是真的，这是一种玛瑙做成的。
主持人：	这个叫什么？
卢焕章：	玛瑙。
主持人：	这是个好的玛瑙吗？
卢焕章：	这是一般的玛瑙，因为它透明度是有，但是它的色彩也有一点，但并不是最好的色彩。
主持人：	但你男朋友给你时却说是最好的。
观众6：	澄清一点，这是我奶奶给我的，因为今年是我本命年所以奶奶送了我这个手镯。
主持人：	哦，是奶奶送的。
卢焕章：	这么说不太好，但是实话实说对不起。
主持人：	科学就需要实话实说，白院长您说科学家要不都是坐在实验室里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公众一起交流，包括做类似游戏这样的一个探讨是不是就更能沟通感情，也能让公众对科学有更好的理解。
白春礼：	对，我觉得做科学，纯基础科学研究可能是与公众现实生活联系少一点，但是大部分的科学研究，包括一些技术和应用科学，实际上是与公众结合很紧的，我倒建议中央电视台组织这样的节目非常好，让更多的公众来了解科学，才能够支持科学事业的发展，而且科学家也是应该使他们所做的工作尽量能够向公众多做一些宣传和解释，使大家的科学素质可以有更大的提高。
主持人：	白院长您说咱们能不能做一个约定，就是将来能有更多的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到这个现场和公众谈他们研究的科学领域的话题。
白春礼：	我觉得可以，我们肯定会配合支持。
主持人：	好，谢谢。我个人很喜欢今天的谈话，我刚才一见到这些科学家我就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多活的科学家，通过和他们的交流咱们也知道其实科学家就是和我们一样很平常的人，也有很多情趣，也很幽默也很热爱生活，而且今天科学家提了很多建议，听起来都是非常小的问题，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些小的问题有时候能影响大的科学，所以我们不能忽视。还有我想说就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们都可以为国家做事，这正是我们独到的地方，我觉得我们理应携起手来为国家做事，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咱们都是中国人。谢谢各位科学家谢谢大家，下周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