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桂希恩：发现艾滋高发区(5月29日)
解说：发现了河南的疫情后，桂希恩便经常和学生带着药品远赴疫区给村民进行检查和救治，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一直刻意低调行事。但是2001年5月一个意外举动却让他一下子成为媒体的焦点。桂希恩把五名河南艾滋病感染者接到武汉进行检查治疗。并且和这些患者在自己的家里同吃同住。
记者：首先你告诉我这5个人怎么会从河南到武汉呢？是你的邀请吗？
桂希恩：因为那个时候河南对这些病人帮助得还不够。有一个病人他跟我写了一封信，他说，他非常地伤心，现在他也有病了，他将来怎么对得起他的家庭。他想出去，到哈尔滨去打个工。如果赚了一点钱，给家里留个两千多块钱，那他死也瞑目了。我看了这个信我就觉得他的要求是如此之低啊，我们一个月的工资各方面全加起来还不止这个数字，而他能够有个两千多块钱，给家庭留下他就觉得满足了，这我就看了心里很难受。当时我就想我应该帮他这个忙。在这个时候，我就问了有没有人愿意到武汉来检查，他们有些人愿意来检查，我就说假如有人来问你，你愿不愿意跟这些学生，比如新闻界的要见你，谈谈你们自己的经历，他们说他们愿意。我说如果你们有这条，我相信我一定能够给你们募捐到钱，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总是能够给你捐上一点钱的，他们非常困难，那些人。所以我就说到我那儿去，我给你做全面的检查，检查完了以后你们就回来。
记者：那个时候你把他接到家里去住的时候，你就没有考虑吗？
桂希恩：第一，我没有想接他到我们家里去，我在那儿都给他安排了住处的，但是周围的邻居不答应，要把他赶走，
那我只好，我说等几分钟了，我回去跟家里商量。把东西收拾好，因为有五个人，怎么怎么住，都要安排好。一来个钟头以后我就带到我家去，
记者：你的思想如此，你的家人呢？
桂希恩：我当时跟我夫人讲，我说带这个病人来，她不赞成，你把病人弄到家里来做什么？因为就是平常的情况下，一般地讲，也不愿意病人，特别是传染病人到家里去。她说那你何必把他弄来？我说不是我要把他请来，但是现在我的病人我的朋友来，别的地方不允许，没有地方，那我不安排，我怎么对得起这些人呢，最后她理解了，她不一定很高兴，但是她理解了，我觉得这就很不错了。
解说：这次风波之后，更多的艾滋病感染者成了桂希恩的朋友，许多人定期来医院见他，除了治疗药物，他们还从桂希恩这里得到了精神上的安慰，但是周围一些人对艾滋感染者的歧视，还是让桂希恩深感担忧。
桂希恩：武汉市有一个小偷，他现在基本上两个月来找我一次，所以也是我的朋友了。他是被公安局抓了，他说他有艾滋病，查出来真的有，就把他释放了。释放了以后他还是在做这些事，
大家对他的看法，我的同事对他的看法很不好。第一，他是小偷，第二，他还有艾滋病，这种人还值得同情嘛。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他曾经是一个孤儿，他是孤儿的时候我们没有给他足够的帮助，没有给他培养一个谋生的手段，他才走上这个路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教训啊，大家应该去思考的。现在艾滋病的孤儿很多，有一些已经学坏了，十一二岁抽烟，不好好上学的都有啊，我们如果不去帮助他，没有尽到我们的人道主义。第二，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他可能走，我刚才讲，这个小偷同样的道路，最后危害我们社会，也危害到我们自己。
记者：那在你的来说什么样的态度才是一个合适的态度，就是对待艾滋病的患者或者是病毒的携带者？
桂希恩：我们不应该歧视他们，现在歧视病人的现象还是很严重的。为什么不要歧视呢？那些卖血的、输血的是无辜的，那些儿童感染的也是无辜的，我们为什么还要歧视他呢？我们应该做的是帮助他们啊。再另外，说是有一些行为我们不赞成的，而感染的，那古人讲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已经感染了这个病，受到了疾病的惩罚，我们还要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这可能不好吧，应该也给他一个生存的机会，给他一定的同情吧。
我还愿意讲一个例子，有一个孕妇，我们查出她感染这个病了，她最后在医院生了小孩，我问她，你告诉这个医生了没有，你有这个病，她说她没有讲，我说你为什么不讲？她说如果我跟医生讲了，他不允许我在那儿分娩，所以这又是一个例子。你不正确对待她，她也有对付你的手段。最后不利于疾病的控制，对医生也没有好处，医生知道她的病，你可以采取相应的防护，你不知道那你感染的机会可能更大。
记者：但是对于正常人来说害怕也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呀，你不能要求大家不害怕啊？
桂希恩：害怕是因为你们对这种疾病不理解，如果你了解这个疾病，你就会正确对待它。病人不可怕，这个疾病可怕。病人并不可怕。
记者：那您在做自己的工作的时候有没有特殊的防护措施呢？
桂希恩：按照规矩的措施我们还是有，我还愿意讲这个例子，去年11月专家到我们医院来看这个病人，我给他准备了工作服，他都不大准备穿的，后来他穿了。我给他准备了手套他不戴的，我说你怎么不戴呢？他是个外国专家，他说戴了手套是歧视人家，这种接触不会传播的，除非你皮肤没有破损，这个血掉到你手上也不会传播的，他给病人做检查不会传播的。这是外国专家就是这样的，他说你戴手套对病人是一个无形刺激。
记者：您第一次接触艾滋病的时候，第一次去做这个调查的时候，你就对这些结论那么肯定吗？
桂希恩：我没有戴手套，但是我跟病人抽了血做了以后用酒精擦擦手。后来做了检查我没病。
记者：但是毕竟这样感染的几率还是会增加，你只是为了照顾病人情绪，其实你戴手套，病人不一定会。
桂希恩：国外做的调查，就是医源性感染，如果我给别人打针，又把自己锥了，他6000多例里头有20个人感染的，也就是说300多个里有一个感染。几率不很高，他们也做了调查，如果把这个血掉在完整的皮肤上，他统计了2700多例，没有一个人感染的。所以你这个手没有破损，你给病人看病，你不会受传染的。
记者：但是你这个时候不戴手套的原因是你想着对方的情绪，对方病人的这种感受情绪对你当医生来说有这么重要吗？
桂希恩：我愿意跟他做朋友，我愿意让我和他之间没有隔阂。他应该不必因为这个感觉到和我疏远。没有这个必要的，而且说老实话，我们觉得这个病人很好，你可能也去过这种高发区，他给你喝水他不会用这个杯子，他现在都有一次性的杯子给你喝水，他也照顾你的心理，这些病人，病人现在也在关心医生。这是很小的事情，但你可以看出这种变化。
记者：你刚才讲的，按你的说法，艾滋病没有什么危险。但是我知道，每一次做实验的时候，每一次需要抽血的时候，你都抽，而不让你的下属抽。
桂希恩：是。
记者：这不是跟你的做法相矛盾吗？
桂希恩：不矛盾，因为我刚才讲，刚才你说错了一点，不是每一次，在那儿抽血开始是我抽，以后一直到今天都是我抽，几百个人都是我抽。但是有一次例外，有一次就是我们140份血，两三天那次，我就分两个组，因为时间很紧，要赶快抽了好走，不能在那儿多待，政府禁止的，结果另外一个组，我这个组，两个人一个组，我抽，另外一个组就找了一个护士抽的，抽血比较好的，结果她把自己扎了，就非常紧张，结果我也紧张，我就说了一下安慰的话，但是我心里也很害怕，要是她感染了，我怎么跟她，跟她的家属，跟医院交代？我们回到武汉第一件事，就把那个病人的血拿来查了，是阴性的，所以她不可能感染。这是她抽血那个对象，我们回来做，他没有HIV(艾滋病)，所以她不会感染的。不过我可想到一个教训了，这个事以后不能再来了，万一发生在他们身上，我们怎么跟医院、家庭还有她――这个护士我怎么交代呢？所以以后我出去，抽血都是我一个人抽，万一要有了，我是个老头子。
记者：你是个老头子，老头子怎么了，老头子的生命就不珍贵？
桂希恩：那当然了，不是不珍贵，就是假如一个年轻人死了，大家都很惋惜的，一个我属牛的，你知道，我67了，这个也差不够本了。
记者：但是让艾滋病感染者来投票，你们这个结论可能不成立，大家不会赞同。
桂希恩：那我们不要说谁，我们不说具体的人，一个67岁的，一个30岁的，哪一个应该先死，老头子，这个我相信他会投这个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