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论坛》：是是非非“零婚检”(4月2日)
央视国际 (2004年04月02日 22:47)
CCTV.com消息：
主持人：董倩
策 划：王洪梅
编 辑：孟颖
记者：各位好，欢迎来到《央视论坛》。自从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之后，自愿婚检取代了强制婚检，到目前为止，四五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数据显示，全国婚检率普遍骤降，部分地区的婚检率甚至已经变成了零。一项对自己、对社会都十分有益的制度已经强制实施了很多年，可为什么就经不起一个“自愿”的选择呢？今天我们演播室就请到清华大学的李楯教授和特约评论员陆建华先生。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
自去年10月1日新的《婚姻登记条例》颁布实施至今，全国婚检率陡然下降。
据北京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调查， 北京市去年10月的婚检人数不到前一年同期的1/10，而上海去年10月的自愿婚检率仅在1.69%左右。
广州去年国庆“黄金周”有3149对新人结婚，没有一对进行婚检；全省有16374对新人结婚，只有114对新人自愿婚检。在这期间，河南省结婚人数为579782对，但全省婚检率却下跌到每个城市平均婚检人数不到4对，农村地区不少县乡为零。
按照惯例，3月份是上海市的结婚高潮，但今年3月份第一周的婚检总人数，还不如去年同期一天的婚检总人数；据广医一院体检中心介绍，春节以来总共才有8对新人来体检。而广医二院院办介绍，1、2月以来，医院婚检的人数总共才只有51对。在南京，一些区县妇保所的专职婚检医生由于“生意清淡”，不得不开始转行。
你们看到这样数字的时候，是否在预料之中？
陆：我相信从强制婚检到自愿婚检这个过渡阶段，可能婚检率会下降，但是万万没想到，其实东南西北中各个地方的统计数据有很多地方是零婚检率，我想这个结果至少表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新的管理制度还没有跟上，自愿婚检不意味着一定是零婚检率或者低婚检率，也就是说你至少宣传没有到位，至少你没有用你合适的宣传手段或者动员的手法或者其他的方法，让结婚的新人能够去自愿婚检。
记者：零婚检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会给这个家庭，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样潜在的危险？
李：我觉得也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我们看共和国50多年的历史，真正设立强制婚检制度的时间是有限的，就是从（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那么在这之前，先有一些地方设立了强制婚检，这里有这么一个问题，一个是婚姻首先是个人的私事？还是国家应该过多管理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应该弄清楚的。那么我们这次条例的修订改成自愿婚检，我觉得确定了很基本的一点，当我们转向一个市场经济社会，转向一个法制社会的时候，我们确定了婚姻是个人私领域的事。
记者：但问题是我们看到，婚检由当时的强制性到现在自愿，等于由过去的必选，给人们一种选择，变成自选，可是自选这个选择权落在自己手里的时候，结果是不选，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陆：我们现在发现，我们很多政府或者法律方面限制性的条款现在慢慢放松了，比如说关于户口管理等等类似的，我们有个趋势，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们的一个心理特点，我用这个词叫自由释放期，当一个强制性的规定突然被撤销以后，涉及这些强制规定人群的行为，突然会有一个大的自由选择的空间，在这个空间过程当中，人们会想什么，首先会去想强制婚检时期那些不合理的东西，比如说，收费的问题，对农民来说这是一笔负担。第二个，我真要去婚检他又不认真，就是过面过一下。还有一些就属于通过朋友亲戚关系，名不副实的那种婚检，过去实施过程当中不合理的东西一下在释放期当中，被大家全部找到一个理由。还有一些理由很有意思，我太忙了，我要筹办婚礼，我哪儿有空去婚检啊，这样的理由在自由释放期一定会支配他的行为。
记者：你说这是不是有一种逆反心理在里面？
陆：对，逆反心理，在自由释放期就是逆反心理，因为你过去是一种强制性的，突然绳索给放开以后，大家宁愿先享受一些自由选择的空间，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放任期。
记者：这段期间过去之后，他会自然而然地选择自愿婚检吗？
陆：我个人认为现在零婚检率，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要走进婚姻家庭殿堂那些人，对零婚检或者不婚检所造成的后果没有一点畏惧感。为什么没有畏惧感？首先大家认为我不去婚检就结婚，带来一些健康上的后果几率很小很小。
李：在我们强制婚检的时候，真正接受婚检的也只是部分人，这里我们需要考虑到这么一个问题，我们中国发展，城乡之间是不平衡的，我们有很多人，尤其是生活在农村的人，仍然处于一个比较贫困的状况，婚检是需要很多费用的。
记者：一百来块钱。
李：对，这一百来块钱，对于你我这样人可能不成为问题，但对于农村人，对于在城市中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就是一个大的问题。当年设立这个制度的时候，主要考虑到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国民的后代的健康状况，而很少从个人角度考虑，那么在今天，我们转向一个市场经济社会，转向一个法制社会，更多地我们应该强调每个人对自己负责，对后代负责。由此也对全民族负责。
陆：我们现在认识婚检必要性的时候，至少有三个因素让大家意识不到这个风险。第一就是我刚才讲的，几率很低，认为别的人可能有病，影响生孩子，影响我们俩人健康的夫妻生活，但是我不一定有，这是第一。第二，现在我们在网上看到有些讨论，一些网民也提出来，我真要生孩子了，我搞孕检，就是孕期的检查，不一定要搞婚检，这是替代手段的存在，让大家觉得我没必要去。第三个就是我们过去实施当中一些不合理的东西，我如果真去自愿婚检的话，他能不能尽心尽责给我真正检出一些毛病来。
李：实际这也涉及当初制度设计者只强调生理的原因，你什么样的生理状况不能结婚，什么样生理状况不能生育，而他没有考虑到婚姻有另外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种情感的关系，一种其他方面需求的关系。那么要考虑到这样一些问题，有些你认为不宜结婚，或者暂时不宜结婚的，如果当事人处理恰当，他同样是可以结婚的。比如我们说一个很严重的情况，有些人没有性能力，但是如果两个人感情非常好，这个人就愿意照顾他，你说他是可以结婚还是不能结婚？
陆：当政府把强制婚检这个"强制"取消以后，实际上政府在婚检，因为婚检失败所造成的相应后果应该由政府来承担，现在把这个责任转到个人身上，你们两个人身上。说是这些人没有认识。但是大家为什么现在认识还不到位，是因为没有婚检所造成的一些后果，大家很少往婚检没有做这个角度上去归。我们告诉想要结婚那些人，婚检的必要性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有说服力地、非常系统地告诉他们，有些负面的后果你必须要自己来承担的。
观点：婚检从“必选”到“自选”，让人的心理一下到了“自由释放期”，大家宁愿先享受一下自由选择的空间，这是婚检率骤降的一个原因。
记者：我们说人在做一个是否有利于自己选择的时候，肯定是特别理性的，不管这个人是受过高等教育，还是说他没读过书。那么在当他结婚的时候，面临是不是婚检，婚检是肯定有利于他的，而不婚检，有可能让他后半辈子始终在冒险，在做这种选择的时候，为什么他甘愿放弃婚检去选择冒险呢？
李：第一，这是一个过程，人认识到健康的意义，认识到需要做这样一个检查，这是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要靠慢功的，是要靠一个比较长时期才形成的。第二点，比如最后由于身体的问题，影响到后代，影响到感情，影响到要离婚的问题，仅仅靠婚检并不能避免这些问题出现。
记者：但是医学专家说，婚检可以做到什么呢，从国家来说可以保证人口素质，从自身来说可以防止残疾和降低出生缺陷，这是第一道保障。
陆：这是大道理。
李：正是因为他们只看到生理的问题，只从技术上讲，他解决不了人与人之间一种相互信赖，一种坦诚，一种对对方负责，这样一些问题是需要整个社会文明素质提高才能解决。比如说我们设立一个非常严格的强制检测的制度，它并不能排除，假设我有病，我刻意要隐瞒对方，我总是有办法，能够钻空子，它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陆：即便是强制婚检这种情况下，要隐瞒还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没有别的辅助的，配套的法律法规，或者人们比较善行的行为习惯来约束，这样就造成空当。我们现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发现吗？现在就是我们的体检变成一个市场化的行为，有一些属于高消费的人群，他可以自己花钱去接受一些比较，权威的、比较高档系统的体检，那就是说，他这种行为实际上跟他高收入和对健康的意识是连在一起的，回过头来讲，你说两个人要结婚，涉及对方，涉及双方，涉及下一代，这个重要性肯定也是很厉害的，为什么大家不去体检。
记者：咱们国家推行强制婚检，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应该说逢是在这个阶段结婚的人，都会被强制婚检，但这个观念为什么没有深入人心呢。
李：这正说明这种意识不能靠强制婚检来建立起来，因为强制婚检设立并不是为这些人的健康，而是为了考虑国家整体的，我们民族的后代，所以它不可能使人们建立起这个意识。同时这里还显现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医疗部门，拿婚检作为一个生财之道。
记者：在强制婚检时期，人们可能会面对这样的选择，我去哪个地方婚检，自主权不在我，而是在别人，说你必须得去哪儿婚检。
陆：我想这是不正常的一种情况，我想婚姻登记机关它可能说可以就近去哪一个地方婚检，但是我想婚检的机构一定是由民政或者卫生部门发的特定的牌照，它有这个资质。这样的话，我可以在这一批当中选，比如婚检比较到位的，服务比较好的，因为我去婚检我一定是想要看看我的真实的健康情况，但是现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婚检机构没有尽心尽职。
记者：没有尽心尽职怎么理解，一方面他们在机械地去履行婚检的职责，另一方面可能他们也把盈利作为一种追求目标了？
李：这两方面都有，一方面它是一种行政权力的延续，从卫生系统，从卫生行政管理机构一直延伸下来，就说这是我的权力，只有我才能检查，你非来检查不成。另一方面在市场的诱惑下，它形成一种生利的事情，既然只有我来弄，那么这个钱只有我来挣。所以这两种方式，由于它是垄断的，所以它对来做婚检的人，在态度，在服务上都存在一定问题。涉及隐私的问题，如果我要找一个人，必然他可能是一个很慈祥的人，他是我的长辈，他是我的朋友，他是我所信赖的医生我才会去找他。而我们的婚检机构，由于它的性质，它做不到这一点。
陆：其实婚检机构这种跟过去一些服务机构的这种冷若冰霜、敷衍了事的事情，也伤了很多真正想通过婚检得到自己健康真实情况那些人的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婚检这个检查这个东西是非常特定的活动，这个特定活动，来婚检的人其实他的心里是矛盾的。第一方面希望能够检出自己没有病来，另一方面又希望检出自己有病来，因为我的真实情况只有权威的医生才能给我鉴定。对这种矛盾的状态，我们的婚检机构应该有义务，甚至有道义上的，甚至你的职业上的要求去疏解这种矛盾的心里，让你来配合，即便出现了一些可能不理想的检查结果，你怎么来跟要结婚的小两口去解释去说。
李：这里有一个医生的职业伦理问题，医生不管怎么样，是我不认识的人，对一个不认识的人，我要对他产生一种职业信赖，需要一种很好的医德才能做到。所以这不是法律，不是强制所能解决的。
陆：我在想零婚检率或者趋于零婚检率让很多婚检机构很尴尬，门庭冷落，而且即便是那些真正想实施自己职业的这种职能的那些婚检医生，他觉得好象没有为国家或者民族，甚至家庭这种健康付出自己应该付的那一份力量。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认为我们的婚检机构也面临了一个转型，因为你强制的婚检取消变成自愿的，你的服务功能一定要加强，甚至你的宣传，你的贴心服务，你的心理辅导等等都要跟上，包括你的诊疗技术都应该跟上。但是我看到一些网上的，包括婚检机构有些人的这种抱怨，更多的是从流失的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讲的。
李：他们可能不见得直接会讲出经济利益，但这里要害恰恰是在这里有它非常大的利益，我们的一些婚检机构没有从一种真正对当事人负责的角度，转变自己的服务方式，更适应这个社会的变化，而他们以一种好像是很冠冕堂皇的理由，在那儿讲说这会造成多严重的问题，实际拿婚检这个问题来吓人。另一方面有一些人是急于呼吁，希望恢复原来强制的婚检制度，我觉得这是不恰当的。
观点：婚检机构现在考虑的该是如何转型，你的服务意识如何加强，你的宣传、贴心服务、诊疗技术如何跟上，而不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希望恢复强制婚检。
记者：两位都提到，由必选变成自选是一种进步，但问题我们常说一个成语叫"不破不立"，但婚检这件事情是对于民族、对于个人的未来都是很重要的，这个选择变成了零，这个时候不管从社会来讲，国家的未来还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说，都是冒着巨大风险的，那么在冒险期，我们应该怎么做，我的意思就是说，应该在这个冒险期，国家有一些配套的措施出台，还是说这个冒险期就是像陆先生所说的，自由释放期，先让它自由释放着？
陆：我们这次关于取消强制婚检，提倡自愿婚检的社会舆论的动员力度是不够的。就我个人有限的所见来讲，我没有看到哪个城市、哪个地方，我走了很多地方，有这方面的公益广告，你要告诉人家。
记者：这很重要吗？
陆：这很重要，因为公益广告可能人们在无意识当中去看它，去体会这种东西是无所不在的，所以这样的话，会对人们逐渐地树立一种自愿婚检的观念有很重要的作用。再比如说我们的婚姻登记机关，我们在登记的时候，因为是自愿的了，有没有散发一些小册子，关于预防，因为生理健康造成的家庭危机问题，或者类似这样以后这种生孩子的问题上的尝试和一些劝导。我们连这样一般的舆论动员工作都没有做，其他配套肯定也没有去做。
记者：陆先生觉得，宣传配套力度远远不够。
李：其实我觉得正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强制检测虽然它在（二十世纪）80年代出现，但是它是一种计划经济时候政府管理这样一种方法。而当我们转向一个法制社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诱导人做出更好的选择，而不是强制人做出你认为应该做的选择。这就非常重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陆先生刚才所说那些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怎么样影响大家，比如政府在登记时候是不是做到了提醒，其他一些组织，比如医生的组织，或者志愿者的组织，共青团的组织，是不是做了更多辅助性的工作，来说服影响大家，同时我说即使国家不能采取统一的制度，能不能有一些，比如说经营比较好的企业，拿这个做成一种福利性的。比如说我这个企业的年轻人，我这个企业福利非常好，经营非常好，我这个企业年轻人结婚的时候，我企业可以出钱，尽管去不去还是由你选择。
记者：咱们就做个比较，在没有取消强制婚检的时候，在那种情况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反正我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帮你查出很多病来，但现在强制婚检被取消了，没有婚检了，就是说你虽然自愿了，但是肯定查不出病来了，这么比较一下，我觉得是不是强制婚检在能够帮人把关这个角度上，比自愿婚检要好呢？
李：如果从单一的角度看，那么我们会发现恢复到强制婚检可能是一个最有效的办法。但是我们要考虑到，我们的社会如果进行一种良好的发展，更多是要给每个人自由的选择。不给他选择在某种情况说，恰恰是风险小的，因为我们从传统社会也好，计划经济社会也好，相对现在实际是风险小的。而进入市场经济社会，给每个人更多的选择，实际上风险是多的。那你是愿意要自由，还是仅仅要排除风险呢？
记者：我都想要。
李：所以在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你怎么来平衡这两者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建立婚检由当事人自己选择，是一个非常好的法制上的进步，做到这个进步会不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呢？肯定会带来，这就是社会进步所付出的代价，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不要代价的。比如说我们给个人自由，那是不是给有些人，干坏事也给了他一定的空间，在一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只能想办法事后怎么去处理，而不是说为了使人不做坏事，就把人都管住，那样坏事不做了，好事也不做了。
陆：强制婚检制度，它的有效性或者它的合理性到底有没有，我个人认为，还是有的，有的就是它的强制的部分实际上是出于善意的目的。
李：包办婚姻很少有家长不是为了子女好，但是我们终究认识到，强制婚姻实际是不好的，那么你让他自己选择，是不是一定好呢。自己选择实际三种后果，非常美满，就那么回事，打得头破血流，所以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我们在基本的价值取向上怎么选择的问题。
记者：《婚姻登记条例》的出台，是不是也把那些婚检机构推到了市场上。
陆：我觉得要有一个婚检服务的概念，然后慢慢通过市场的因素，通过我们宣传和精神的因素，让我们的人群，这种特定人群能够恢复到自愿婚检的状态。
李：其实最基本的婚检，恰恰是不应该出现市场的，它应该具有某种福利性，因为它关系到一个一个人的健康，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健康。所以这里我觉得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陆：这是一个公益事业，公益事业需要政府来买单，或者大部分政府来买单，尤其对那些需要买单的那些中低收入人群。
记者：比如刚才你说的像中高层收入的人他可以选自愿花很多钱进行体检，进行婚检，但对于生活在贫困线上下这些人群来说，他也要结婚，他也要生子，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当履行自己应当履行的责任。
李：比如我们就说享受国家低保的两千多万人，那么他们肯定中间有人也要结婚，他们的婚检怎么解决。
观点：选择是自由了，但婚检的人少了，这是社会进步所付出的代价。
记者：专家说婚检绝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它是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措施，通过婚检可以有效避免婚后的很多麻烦，但是这种提示并没有顺畅地有效地传达到广大公众当中。事实上很多人并不十分清楚婚检有什么用，对自己有什么帮助，从这一点上来说，有关部门有责任为公众把好这个关。特别是婚检机构如果能更多地从基础性工作着手，加大保健知识的普及力度，加强科学的引导和规范，也许可以避免零婚检带来的尴尬。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责编：白秀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