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 李丹：义不容辞
记者：你想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李：我想传递一个我们是朋友，我跟外面那些歧视你们的人不一样，我不会害怕你，我是你真正的朋友，我想和你交朋友。
记者：那你当时心里真的有把握吗？
李：说实话，心里有点虚，真的。当时就觉得到底可不可能，心里犹豫过，因为突然想到呢，我手上有一个几天前的破口，手被划破了，当时已经结疤了，应该无所谓。但当时总觉得好像心里不踏实。因为艾滋病能通过血液传播。但是最后过了几个月，正好赶上学校献血，因为当时也是必须要献的，献完血，然后查了血，化验单上写着“阴性”，就相信了。
记者：是你主动要求检测的吗？
李：不是，因为献血的时候必须要这样，必须要查艾滋病病毒。
记者：但是你很希望通过这个来证明我没有被感染？
李：对，第一次这样查的时候，确实是希望能够查一下有没有被感染，这是为我自己。后几次，因为我一共献过五次血，认识宋鹏飞之后，献过四次，每年献一次，后来那几次就不是说为了给自己看了，而是为了给别人看，因为我需要告诉别人，说我跟感染者（接触）已经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了，但我还是没有被感染。
记者：你想通过这种行为证明什么呢，你是想证明给宋鹏飞看，安慰他，还是说证明给我自己看，我很勇敢，还是说我想告诉社会，这没有什么？
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既然我知道了这些知识，我知道这些知识是正确的，我再不去做的话，就比如说恐高，我在一个悬崖上往下看，我明知道自己掉不下去，但我害怕，这我觉得好像我心理上有问题。那如果说我明知道这个不会传染，但我还是拒绝的话，那我就会觉得我心理上有问题，这是为了自己我要去做。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我需要向别人来证明这样是不传染的，如果说连我自己都不这样做的话，那怎么能向别人表明说这样是安全的，所以我必须这样做。
解说：宋鹏飞是在一次手术过程中，因为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之后，他跟随父亲从山西老家来到北京求医。李丹的出现不仅让宋鹏飞在困境中多了一份友谊，两人还相互鼓励，一起加入到了艾滋病志愿者的行列中。
记者：那后来你们的关系变得很亲密，曾经一度？
李：对，是曾经一度，在1998年到2001年之间，我们可以说同吃、同住、同玩。
记者：为什么？
李：因为之前来的除了媒体就是媒体，大家只想给他做新闻，并没有太多心理上的一些交流。而我们想做的就是真正的能够交一个朋友，心理上的互相支持，然后我们共同为中国的艾滋病（救助）事业做一些事情。
记者：你想去做什么呢？
李：因为我觉得中国当时很需要这样一个人站出来，中国需要自己的《费城故事》，因为只有通过媒体来宣传，通过媒体让大家知道有这些人受到歧视，他们在痛苦，人们才可能改变认识，改变对待他们的态度，才能真正消除歧视。
记者：但问题是你能做什么？
李：我当时想我如果能做的话，我是《费城故事》里面律师的那个角色，我来帮助他，我来做他的后援，我站在一个没有被感染者，非感染者的角度说话。
记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走近宋鹏飞，对于你来说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李：我想可能是身边人在往回拉我，很多人都在讲，说这个病危险，你不要过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阻力。每个人都需要亲人，都需要一种亲情、友谊，如果说他们都在疏远你的话，都在讲说如果你这样，那我们的关系就会远，我就会不理你，那你就会受到很大的压力，你会想到底是维系感染者这一面，还是维系原来的那个生活的圈子。可以说现在父母那方面，他们已经不反对我了。现在担心的只是说我会不会被一些坏人，在外地出差的时候，被坏人打到或者怎么样，他们对感染已经放心了。
记者：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李：我已经献给四次血，然后每回检验都是阴性，都没有被感染，所以他们也没话说了。
解说：列车抵达商丘站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四点多钟了。“东珍”艾滋遗孤救助学校离车站并不远。李丹这次给学校带来了一笔经费，还想再接几名已经联系好的艾滋孤儿到学校来上学。
学生：校长好。
李：同学们好。
学生：校长，拿的什么？
李：这些东西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叫Doreen的人，给大家的。
学生：校长，掉了。
学生：地上还有一个。
李：哪里，好的，谢谢啊。
学生：客气，客气。
李：好了，大家静一静。这些东西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叫Doreen的外国人捐给咱们的。
学生：谢谢。
李：对，谢谢他。
李：然后呢，这些东西放在梁艳艳老师办公室。现在呢大家可以玩一下。
学生：给我一个，给我一个。
解说：李丹对艾滋孤儿的关注源自他结识的另外一名艾滋病感染者。2000年，李丹考取了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太阳物理专业研究生班，由于为一些因医疗事故而感染艾滋病的患者提供了法律方面的援助，此时的李丹已经在艾滋病志愿者中小有名气，很多艾滋病感染者都愿意找到李丹寻求帮助。2002年年初，一名年仅八岁、因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的小女孩张夏青，跟随着她的父亲找到了李丹。
记者：与张夏青的接触，跟宋鹏飞的接触，有什么不同吗？
李：我觉得完全是一样的，当然宋鹏飞他是自己想做一些事情，张夏青她是很懵懂，她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甚至对自己的病都没有太深的了解。当时在湖南卫视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个湖南医大的一个大学生问我，说你觉不觉得你这样做很残忍，让一个小孩面对公众，她如果说活下来，长大之后，她的人生会面对什么，因为大家都认识她，都知道她。然后我对他们讲，说你想的是她长大之后会怎么样，但如果她没有上媒体，没有别人帮她的话，她可能根本就长不大，可能明天就会死去。
记者：你不公布她的形象，也可以帮助她？
李：因为这种人很多，而且也很难让别人讲说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这个人真实性如何。很多感染者，包括小孩，就是在媒体上匿名的，说我在打官司，我在做什么，我是怎么感染的，但后来没有得到多少的捐助。但我帮助的这个小女孩张夏青，她在2002年2月份的时候，被一个剧组资助，大概捐了将近六万元钱，足够她吃两年的药品。
记者：对于别的孩子来说，环境会改善，大家会理解，但是对于张夏青来说，公开她的形象就是一种牺牲？
李：我不这么认为，像其他的小孩，比如感染艾滋病的小孩，他们除了说打官司赢得药品之外，并没有得到社会太大的帮助，而张夏青现在打赢官司的希望有，但是获赔不会太多。而且当时如果说没有公布她的形象的话，没有得到那六万块钱，她可能到现在没有等官司打赢就死了。
解说：张夏青来自河南，在救助她的过程中，李丹有机会走近那里的艾滋病感染者，并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他们中一些人的遭遇。在探访这些患者的过程中，李丹还接触了一些艾滋孤儿，他们的生活状况让李丹意识到，一个和艾滋病同样可怕的社会问题急需引起各界的重视。
记者：那现在要救助艾滋孤儿，为什么要救助艾滋孤儿？
李：是这样的，因为当年卖血，很多人感染艾滋病，可能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同时去卖血感染了，然后他们这个家族里面，因为一般情况下都是同一个大家族一起去了，可能叔叔、阿姨、婶婶什么的都有艾滋病。那如果他们这一家都感染艾滋病的话，（家里）所有的孩子都成为孤儿了，真的没有人去养他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