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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永定门提上议事日程 北京城市中轴线上话沧桑   
08月26日 11:33

    了望新闻周刊消息 2008年北京奥运会设施规划方案,确定以在城市北中轴线设计南北向“千年步道”为特征的获奖项目为实施基础,重建中轴线南端永定门城楼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引起社会各界对北京城市中轴线历史变迁的浓厚兴趣。

    “我反对重建永定门,修起来了也是假古董!”最近在北京市政协的一次会议上,记者听到一位专家的激烈言辞。“但是,修总比不修好,永定门太重要了,作为北京城市中轴线的南端,不修复它,中轴线就不完整了!”另一位学者则表达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永定门系北京明清外城城门之一,《明史地理志》载:“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筑重城,抱京城之南,长二十八里。”永定门即为此时所建,它前有箭楼,后有城楼,中间为瓮城,为外城七门中最大、最重要的城门。

    1957年,永定门被彻底拆除了,理由有二,一是说它妨碍了交通,二是说它已成危楼。从此,全长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如同一根断了线的琴弦。

    近年来,重修永定门的呼声越来越高。北京市有关部门开始酝酿此事,但在讨论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分歧。时至今日,整个计划仍停留在论证阶段。

    有学者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干脆在永定门那里立一个碑,祭奠这个城市的沧桑变迁……

    营城之始 

    1264年,忽必烈在火烧金中都之后,在其东北方向择址建元大都,即明清北京城的前身。

    中轴线的划定,对元大都的规划建设起着决定性作用。规划师利用现北京什刹海、北海一带天然湖泊的辽阔水面和绚丽风光营造这个城市。为了使中轴线不湮没于湖水之中,元大都的设计师在圆弧状湖泊的东岸划出了一条南北与湖泊相切的直线,切点在今天的后门桥,切线就是今天的中轴线。 

    明灭元后,改建了元大都,中轴线位置依旧并向南延伸,及至16世纪修筑外城,终于形成了今日所见的这条雄伟的建筑长廊。到20世纪中叶,这条轴线仍保存完整,由南至北,依次为永定门、正阳门、中华门、天安门、紫禁城、景山、地安门、后门桥、鼓楼、钟楼等。

    “有轴线,而且把众多重要建筑都压在轴线上的城市,全世界就数北京。”北京市政府规划顾问董光器对记者说,“华盛顿有一条东西轴线:国会大厦、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等压在轴线上;巴黎有一条略斜的轴线:卢浮宫、凯旋门、德方斯等也压在轴线上。但它们都比不过北京。”

    “北京城的中轴线是世界上最长、最成功的建筑艺术线,众多大型建筑一字压在轴线上,构成北京的脊梁,而脊梁两边,是对称,是数十平方公里的对称:左安门对右安门,广渠门对广安门,东便门对西便门,崇文门对宣武门,朝阳门对阜成门,东直门对西直门,安定门对德胜门。还有天坛对先农坛,太庙对社稷坛,日坛对月坛……这条线,许多国家的教科书都有记载!”董光器以自豪的口气说。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1951年在其传世名篇《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中,以充满激情的笔触,描述了北京中轴对称又隐含丰富变化的城市格局给予人们的巨大审美冲击:

    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对列的大街,到达珠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着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百余公尺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作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过了此点,从正阳门楼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民国初年已拆除)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面前的宽度,是最大胆的空间的处理,衬托着建筑重点的安排。这个当时曾经为封建帝王据为己有的禁地,今天是多么恰当的回到人民手里,成为人民自己的广场!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峋峙,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削,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的立着景山作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地,也恰到好处地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

    永定门之没

    当梁思成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北京古城正酝酿着一次彻底的改建。在这之前,梁思成与他在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同事陈占祥,提出了一个完整保护北京古城,并将新的行政中心置于古城以西建设的计划。但是,他们未获成功。

    1950年,梁思成参加了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他把拱卫了北京城500多年的明城墙誉为“中国的颈环”,指出,“它是我们的国宝,也是世界人类的文物遗迹。我们即承继了这样可珍贵的一件历史遗产,我们岂可随便把它毁掉!”但是,他未能止住拆除者的步伐。

    对北京古城的拆除,正是从城墙开始的。最早的拆除城墙行动,始于1951年,这一年,永定门瓮城被拆成了一条马路。现存于清华大学的一份档案记载:“一九五一年改善永定门交通时,拆除了永定门瓮城。为此,梁思成先生曾对市府表示极大的不满。”

    梁思成提出将城门作为交通环岛即可方便交通,并在城墙上置花池、建凉亭,使之成为一个全长达39.75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但此项建议未被采纳。

    1953年11月,北京市提出《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指出,北京古城“完全是服务于封建统治者的意旨的。它的重要建筑物是皇宫和寺庙,而以皇宫为中心,外边加上一层层的城墙,这充分表现了封建帝王唯我独尊和维护封建统治、防御农民‘造反’的思想。”

    拆除者的行动越来越快。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美术师张先得目睹了这个过程,并用自己的画笔,为城楼留下了“遗照”。年愈七旬的张先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56年,他匆匆赶至永定门的时候,看到城楼与箭楼孤零零地立在那儿,周围的城墙已被拆没了;第二年再去看,城楼、箭楼也被拆光了。

    就在永定门被拆除的时候,关于城墙存废的争论又掀起一个高潮。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1957年6月3日在《政协会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拆除城墙问题》的文章,提出,“今天拆除城墙的风气流行各地。千万要再加考虑,再加研究一番才是。”“三五百年以上的城砖,拿来铺马路,是绝对经不起重载重高压的。徒毁古物,无补实用。何苦求一时的快意,而糟踏全民的古老的遗产呢?”

    但是,郑振铎与梁思成同为少数派。1958年8月9日,人民日报登出署名王启贤的《束缚城市发展的城墙》一文,号召“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形式”,“拔除”城墙“这个障碍物”,“城墙开了几个豁口只是点的突破,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彻底清除。特别是在目前节约建筑用地的号召下,城墙却占用了大量土地,这是可以充分发掘的潜在力量。”

     “梁先生哭了……”

    20世纪50年代初,就在城墙存废的讨论开始之时,中轴线上天安门城楼两侧,一场关于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俗称“东西三座门”)的拆与留的“遭遇战”展开了。

    今天,我们在开国大典的纪录片里,还能看到在天安门东西两侧的这两幢明代建筑的雄浑身姿。它们与天安门城楼、中华门共同围合成一个“T”字形宫廷广场。但是,这两个门,与永定门一样,被认为妨碍了交通而需被拆除。

    当年的一份档案这样写道:“每年有几十万人民群众雄壮的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但在东西三座门没有拆除之前,它们在交通上妨碍了这样重要的活动。”“节日游行阅兵时,军旗过三座门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前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三座门,看不着毛主席。”

    梁思成与其夫人林徽因教授,想方设法阻止拆除行动。今天,文化界仍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林徽因说,如果要拆三座门,她就到那里上吊!

    1952年8月11日至15日,北京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议题之一即讨论长安左门与右门的存废。参加此次会议的原北京日报记者杨正彦,于2000年5月在《北京纪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忆此事:

    林徽因代表梁思成发言。当时会场设在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这里没有固定座位,只能运去大批的软椅,为了代表便于出入,不得不留出若干条通道。林徽因一上台,就以她雄辩的口才先问各位代表:台下的椅子为何要这样摆?还不是为了交通方便!如果说北京从明代遗留下的城墙妨碍交通,多开几个城门不就解决了?她这番话在代表中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因为当时矗立在天安门前东西两座“三座门”对来往车辆和行人实在不太方便,每年都在此处发生几百起车与车相撞或者车与人相撞的事故,市委市政府早已下决心先将这两座“三座门”迁移,施工力量都已准备好,单等代表会议一举手通过,就立即动手。彭真同志考虑到那天会场的情绪,怕一时很难通过,便立即召开代表中的党员会,要求大家一定服从市委的决定,举手同意先拆除天安门前的两座“三座门”,由于代表中党员居多数,这项决定便这样被通过了。一夜之间这两座三座门就不见了。

    梁思成5年之后对此事评价道:“扒三座门,理由是酿成很多车祸,还拉一些三轮工人汽车司机到人代会上控诉。现在扒了不还是照样的车祸。”

    但是,他认为长安左门与右门被拆,自己也有“责任”。“我的错误在于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交通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把东西长安街向南推出一个小弯,绕过三座门。金水桥的水也不是笔直地流过,不是也绕了一个弯吗?为什么我们的马路就不能像金水桥的水似的拐一个小弯,这样三座门就成为路边的点缀而不影响交通了。”

    孔庆普,现北京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桥梁所退休总工程师,当年参加了拆除长安左门与右门的行动。他向记者追述道:“拆的那一天,我们建设局的人在中山公园,建工局的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下午4时,我们正准备吃饭,接到通知:市里的各界代表会议开完了,决定拆了。我们就立即动手,用了一天一夜拆完。听说拆的时候,梁思成、吴晗、柴泽民等都去了。”

    对于当年的那一幕,已故规划师陈占祥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记忆犹新:“梁先生哭了……”。

    中轴线上,同样令梁思成痛心的还有地安门的拆除。拆除的理由,也是“妨碍交通”。

    据当年在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工作的人员回忆,那时人们经常听到梁思成的呼吁:现在当务之急是如何保留地安门,否则又要被动了!

    地安门是中轴线上重要的文物建筑,为保留它,梁思成再次提出交通环岛方案。但是,1954年年底,地安门还是被拆了。

    在那个拆风盛行的年代,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地安门等古建筑的拆除,被认为是“今后彻底迅速地改建旧城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甚至有人认为故宫也可以拆改。1958年,《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提出,“对北京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坚决打破旧城市的限制和束缚,故宫要着手改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拆掉城墙后,滨河修筑第二环路。”

    梁思成想不通,他对当时北京市的一位领导人直言:“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伟大集体的尺度”

    1955年,在中轴线景山以北刚刚建成的地安门宿舍楼,成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与“复古主义”的靶子,因为这组建筑顶上了中国式的“大屋顶”。

    中央设计院的著名建筑师陈登鳌是这组建筑的设计者。为尊重中轴线的建筑风格,他把宿舍楼分成两幢,对称地分列于中轴线两侧,并以民族风格的手法进行了处理。今天看来,这一组建筑确实做到了与中轴线的协调。可是,在当年的那场大批判中,这两幢建筑的“大屋顶”使陈登鳌遭了殃。

    1955年5月14日,陈登鳌写了一篇检讨,被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而梁思成则付出更大代价。这位曾以现代主义建筑手法设计他所理想的位于古城之外的行政中心区的学者,在自己的规划方案被否定之后,思想上出现了一次出人意料的转折。看到大量新的建筑不可避免地要进入古城区,梁思成先是提出控制新建筑的高度,以取得统一和谐的景观,这未获成功;一幢幢高楼就要在故宫周围建起来了,他致信周恩来总理,提出必须注重“中国建筑的轮廓”;接着,画出了一个35层高的有中国式屋顶造型的建筑想象图。

    这一系列的“退而求其次”使梁思成成了“复古主义”的“罪魁祸首”,遭到猛烈批判。在那场大批判中,林徽因不幸病故;之后,梁思成作了检讨,称自己的学说是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是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

    这场批判,使建筑师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1953年,现代主义建筑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结构主义”;可在1955年,民族形式也被批判了。

    建筑师被解除思想禁锢是在1958年。这一年,北京中轴线迎来了自1405年明永乐帝朱棣营建紫禁城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建筑活动。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十大建筑”中的人民大会堂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被选定在天安门广场建设。建筑师被要求解放思想进行创作。

    毛泽东确定了天安门广场改建的规模。改建后的广场,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60米,最终实现的面积达到44公顷,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

    北京市委邀请全国1000多名建筑师、艺术家和青年学生参加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竞赛。有方案提出拆除中轴线上的正阳门,这遭到周恩来的反对。1958年9月,周恩来在部署“国庆工程”时,明确提出天安门广场的扩建,不能拆除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后来,在1965年准备拆北京内城城墙修地铁的时候,周恩来行车绕城一周,再次指示留下正阳门城楼和箭楼。

    在天安门广场的改建工程中,中轴线上的中华门被拆除。中华门是一处明代建筑,形制与长安左门与右门相仿,位于天安门原“T”型广场南端,明朝时称“大明门”,清朝时称“大清门”,中华民国起称“中华门”,故有“国门”之誉。中华门被拆除后,其址成为广场南部的绿地。1976年,毛主席纪念堂在此处建设。

    屡次在拆除改造中扮演反对角色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天安门广场、在中轴线上留下了两处最可宝贵的作品,一是建成于1958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二是高悬于天安门城楼之上的国徽。

    20世纪80年代末,为迎接亚运会的召开,北京打通了北中轴线,这是元大都兴建以来700多年间,中轴线第一次向北延伸,其长度由过去的7.8公里增加到13公里。这次延伸一反“面南而王”、中轴线只向南延伸的传统,使城市功能得到有机疏散。根据北京市1991年至2010年城市总体规划,北京城市中轴线将由现在的13公里延伸至26公里。南中轴延长线将延伸至南苑,以突出城市南大门的传统格局;北中轴线还将继续向北挺进,在其两侧和北端将建设一组规模宏伟的公共建筑群作为中轴线的高潮和终结,突出体现21世纪首都的新风貌。在清河镇与北苑之间,城市规划师们还留出了1.5公里宽的地带,禁止搞建设。这是为后人把中轴线继续北延至小汤山埋下的伏笔。这次总体规划明确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10项原则,中轴线的保护被列为第一项。 (王 军)



责编:赵玮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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