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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     小梅之约     主创人员         



《小梅之约》——“非典前线”的女记者 


  








  孙小梅:你好,柴静。你做的那期《北京“非典”阻击战》从制作到播出大概是多长的周期?

  柴静:一周。

  孙小梅:你是什么时候接到这任务的?

  柴静:应该是4月19日晚上,晚上8点钟的时候,我跟制片人通电话,他说我们要做一期“非典”的节目,你做吗?我说当然。然后就挂了电话,挂了之后我觉得不行,就给他的手机发了条短信,我说,我已经说清楚了我很热切的愿望,发完之后我觉得还不够,我又给他打个电话,我说,我说明白了吗,他就笑了,他说,你说明白了,你来吧,咱们马上开会。就这样,晚上9点钟到办公室召集策划、摄像开始开会。我们节目是4月20日开拍的,一周的制作周期对《新闻调查》来说是相当相当短的。

  作为一个记者,他有很多的武器,比如,他的摄像机的镜头,他有纸和笔,他有发问的权力,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人面对灾难的武器,也就是说我作为普通人的时候,我可能很软弱,但是我作为记者的时候,我可以非常坚强。

  孙小梅:在联系采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困难?

  柴静:其实这期节目中,我们有六次接触病人的机会,也就相当于我们经过了4个部门的批准。如果我们跟120的话,就要经过急救中心的批准;我们跟“流调”的话,就必须经过北京疾控中心批准;我们进佑安医院,必须经过院方的批准;我们进胸科医院,是经过卫生局宣传处批准。每一次进医院,都必须符合专业人士对我们的要求和判断。

  孙小梅:对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你周围的领导和同事是怎么考虑的?

  柴静:我们的制片人说,在我进病区之后,他是揪着心在过日子,掰着手指头算隔离期,算我能不能过去。但是我身为记者,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候,是我的职责所在,责无旁贷。

  孙小梅:在进入医院采访之前,我相信你对隔离病区、对病人,会有自己的想象,进去之后觉得跟你想象的有什么不同?

  柴静:在此之前传言太多了,好象这是一个得了之后就不治的病症一样,但是你亲眼看到我采访两个病人都在康复的时候,我觉得事实和画面能够让人战胜恐惧。

  孙小梅:有个印象很深的镜头,你采访非典患者时,镜头从他摇到窗外的绿树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构思呢?

  柴静:我们在进病房之前根本就不可能知道病房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也不可能进行任何事先的设计,也不知道要采访哪个病人,我们就是很冒然地推开一扇门,然后问,我们可以采访您吗?采访的时候,我跟摄像都同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就是房间里面充满了可怕的传染病的气息,但是窗外是北京4月的春天,特别的鲜美,特别的充满生机,我们俩都注意到了这种反差和对照。所以,最后我问她,在这个春天差不多快要过去了,你一直躺在病床上,最想的是什么?没戴口罩的患者跟我说,这春天我一天都没有好好过,我特别想等我出院了,能好好地放回风筝。她的回答没有剪进去。摄像把镜头从病床上一直摇到窗外,我想他是想告诉大家,一切都充满生机和希望,生活会继续下去的。

  孙小梅:本来只打算做一期节目,做完这期以后,可能觉得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就一口气做了好几期?

  柴静:实际上,我们是被工作的欲望牵引。我们觉得不是做完一期就够了,大事还正在发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我们不能让摄像机的镜头停下来,只要我们还能够战斗,我们就不应该停下来,应该让红灯永远亮着。

  孙小梅:接下来做的几期节目当中,你们的侧重点在什么地方?

  柴静:《新闻调查》是一个深度的调查性栏目,所以它不能拼时效,我们不可能跟平面媒体或跟自己的电视台拼每天公布的疫情数字,我们只想找到一个点,然后纵深挖掘。我觉得《新闻调查》还有一个追求,可能现在媒体上我们见到的还比较少,就是北京是一个有着一千四百万人口的城市,在一瞬间它遭到SARS的袭击之后,生存在这里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怎么度过这场灾难?我们想从人的心里面找到这种力量。所以,我们找到几个典型的样本,对各个不同年龄、各个不同行业的人进行调查,从他们知道“非典”发生到此时此刻心态的变化。

  孙小梅:大家都认为虽然你的外形、身材非常瘦小,非常娇小玲珑,但是觉得你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是这样吗?你从小就这样?

  柴静:在我小时候,我妈妈总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文弱的孩子,比较安静,所以她给我起这个名字。比如,我发现草地上有蚂蚁,我就会蹲在那儿一直看,大概看四、五个小时,看它在哪儿找食物、住在哪儿、怎么跟别的蚂蚁交流,我特别有好奇心,能够一直很专注地注视这一切东西。所以,我想这种专注和好奇心可能是我现在做这个职业的根源性的东西,它一直引导我来做传媒。

  孙小梅:这次做关于SARS这样一个特别报道,你家里的人支持你吗?

  柴静:播出第二天晚上,我和我妈通电话,她就说在邻居家看了节目,然后她哭了,我家邻居也哭了,她那时候才知道我做了些什么。她们往往是我节目的参照,我总想做一些什么样的节目呢,就是让我爸妈不要因为是我在主持节目才看,而是因为这个节目真的吸引他们,真的能提供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才把这45分钟看下来,我希望能够做这样的节目。

  孙小梅:那么在节目播出之后,你听到的观众反馈是什么样的?

  柴静:确实是我有生以来最集中地接到问候的一次,包括一些你以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联系的人,比如,三年前我做湖南卫视节目采访过的某一个嘉宾,他可能还保留我的手机号码,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还有一个人特别有意思,说你一定要让我为你做一件事,无论什么都行。有一个大嫂给我打电话,她说她本来特别害怕“非典”,但是当看到我拍的那些已经快要治好的病人,听他们说话之后,觉得没那么可怕了。我觉得还是挺欣慰的。节目播出之后我也听到这种声音,说柴静这个小女孩冒这么大的风险是不是就是想出名?我说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想到,你说一个人会用死亡换来出名吗?我不知道,我是没有想过,我只能说,我处于一种非常简单的欲望,当一个历史性时刻在我身边发生的时候,我的职业能够提供给我这样的机会,去亲临现场,去观察和记录它,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最大的幸运。

  孙小梅:通过做这样一个节目,你觉得能够给你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新的启示吗?

  柴静:对我这个年龄来讲,我更渴望能够像地上的野草一样从地里面长出来,被风吹着,被雨淋着,被太阳晒着,能熬过来就长得很强壮,熬不过来就枯萎,我希望能够在野地里生存。所以这次做记者的感觉,就是突然找到一种在野地里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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