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简介
杰弗瑞·劳埃德教授长期在剑桥大学执教，先是在国王学院，随后在达尔文学院。1983年起，担任“古代科学和哲学”讲席；1989年起，担任达尔文学院院长；2000年10月年届67时从这两项职位上退休。目前，劳埃德教授担任东亚科学史基金会主席。劳埃德教授在世界各地做过访问教授，其间还在哈佛、普林斯顿、普林斯顿研究院、耶鲁等著名大学作过讲演。劳埃德教授已撰写12部著作，还有三部即将出版。这些著作许多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劳埃德教授发表上百篇论文，此外还有上百篇的书评和学术评论。劳埃德教授1983年当选为不列颠研究院院士，1997年，劳埃德教授因“对思想史的贡献”而被英国王室授予Sir爵位。
古希腊与中国古代的疾病历史
在此讲中，劳埃德教授重点考察了中国与希腊两大文明中科学与社会和政治氛围之间的关系，从而把前面各讲中的论点贯穿起来。劳埃德教授不主张一种决定论的观点，以为社会和政治环境就决定了科学。科学与社会是双向的，科学家在影响社会的同时（如小宇宙－大宇宙理论），也受到社会的体制机构和价值观的影响，形成了中国的科学官职的较早设立，和古希腊一直不存在官方的科学研究机构。
中国古代的科学机构是政府部门，其优点是稳定性和延续性，有了这种官方支持，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从很早开始就在成规模、系统化地进行着，官方的资助，为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系统。但这种官方机构易于僵化，并且要求人们顺从权威。与之相比，希腊科学家没有国家保障，并且缺少私人庇护，大多以教师为业，并且靠学生的学费来维持生计。这就要求他们在公开场合锻炼自己的论辩技术和批判精神，从而为自己赢得名望，招揽更多的学生。这种面对面的激烈批判，是以当时希腊的政治和法律辩论为楷模的。它刺激了创造性思想的诞生，鼓励人们向常识和传统观点挑战。它的缺点是，希腊科学家之间难以达成共识，发展出一个人们一致接受的、指导进一步探索的基本框架。与现代科学相比，古代科学是非常脆弱的，古代科学家认知的领域比今天要小得多，方法单调得多。设立国家机构，就将面临着停滞的威胁；若没有吧，科学研究又难以为继，不成气候。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经常面临僵化的威胁，而希腊的科学研究最终因缺乏保障而告中断。尽管如此，两大文明都投身于探索未知世界的宏大研究纲领之中。
劳埃德教授也告诫听众，看待古人的研究，不能从现代人的角度。这样人们往往只注意到研究的不精确与出击，而忽视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古人的研究在哪些方面是具有突破性的，用劳埃德教授的话说：“古人并没有想做现代人的事，可他们绝不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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