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简介
杰弗瑞·劳埃德教授长期在剑桥大学执教，先是在国王学院，随后在达尔文学院。1983年起，担任“古代科学和哲学”讲席；1989年起，担任达尔文学院院长；2000年10月年届67时从这两项职位上退休。目前，劳埃德教授担任东亚科学史基金会主席。劳埃德教授在世界各地做过访问教授，其间还在哈佛、普林斯顿、普林斯顿研究院、耶鲁等著名大学作过讲演。劳埃德教授已撰写12部著作，还有三部即将出版。这些著作许多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劳埃德教授发表上百篇论文，此外还有上百篇的书评和学术评论。劳埃德教授1983年当选为不列颠研究院院士，1997年，劳埃德教授因“对思想史的贡献”而被英国王室授予Sir爵位。
科学的语言
劳埃德教授对古希腊和中国这两大文明古国的语言发展史做了深刻研究，明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劳埃德教授认为在语言的神秘性和最高真理的不可言说性上，希腊语做的远远不如汉语“美”。他具体用解剖学和植物学中的术语来讲述希腊语和汉语的不同。他认为在古希腊，每个科学家都有给物质命名的欲望和权利，他们太兼容并包，太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出现了很多有不同名字的同一事物。而在古代的中国，朝廷规定臣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管理制度不允许出现类似情况，所以中国人拥有自己一套完整统一的术语体系。亚里士多德发明了隐喻这个词，可是他对“隐喻”的用法却持批判态度，他认为人们应该用精确的语言表达精确的意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古汉语中大多数的语言都是有寓意的，而并不是拘泥于词语的本义。庄子提出的“寓言、重言、卮言”，充分说明了古人对语言的本义与寓意的对立的重视，证明在古代中国思想中就有了隐喻与本义的划分。
在语言哲学中，劳埃德教授使用了一个术语——语义的弹性，他认为，每一个语言都有它词语含义的可伸缩性，这一点与古代的中国人对语言的领会和运用不谋而合。即使是在数学术语这样严谨的语言中，也有许多使用隐喻义的，譬如“分子、分母”，“母”和“子”就体现了语义弹性的运用，中国数学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表达，而不必理会西方学者的成见。劳埃德教授认为，语言哲学中的词汇，它们的语义弹性得到充分发挥，拘泥于语义本身，是做不成哲学的。在这一点上，中国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未曾有过隐喻与本义之争的，哲学和科学史。古汉语中虽然没有因隐喻与本义之争而形成的二分法，表达却完全游刃有余。这是它不同与古希腊的一点，也是它得以流传至今并继续被关注的原因之一。
在历史长河中，人类文明通过语言延续下来，足以见得语言的重要性，古希腊和中国同样是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不同的是，中国文化还在继续发展前进，而古希腊的文明已经随风而逝，不同的语言文化的发展历程造就了不同的两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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