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兆琦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史记》专家。韩老师长期在高等院校从事教学与科学研究，在课堂教学与学术研究两方面都获得了很高的成就。韩老师的教学几十年来一直深受本科学生、研究生、留学生以及函授生、访问学者们的欢迎，曾三次获得北京市与教育部组办的优秀教学成果奖。韩老师在对中国古代文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史记》的研究，硕果累累，多达二十几种。这些著作不仅为大陆的许多高等院校所采用，而且也多次为台湾的出版社所出版，为台湾的许多高等院校所采用。而最近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记笺证》分量尤其重大，是被许多学者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史记》研究新作。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记者特别访问了韩兆琦老师。

　　记者：韩老师，您是北师大的博士生导师，听说您退休后现在正给北师大珠海分校文学院的学生上课，你对几十年来的教育、教学生活有何感受？

　　韩：我是１９６２年底由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毕业，到１９９８年退休，在北师大中文系工作了三十六年。前后曾给二十多个年级的学生上过基础课与选修课，先后曾带过五十多位研究生、博士生、留学生、进修教师与访问学者。曾应邀给北师大以外乃至北京市以外的许多高校与文化、文艺、出版单位讲过课，足迹多达近二十个省市自治区。我觉得给别人上课的过程，也是自己受教育，不断实践、不断增长知识的过程。我对讲每一次课都认真准备，从不敢掉以轻心。学生喜欢听我的课，我也从听课人的反应与配合上深深受到鼓舞与感动。我曾在写给某个毕业班的一首小诗中表达了这种如获知音、相识恨晚、分别恨早的感激与留恋之情。我说：“君称斫垩运斤奇，我叹从容郢客稀。诞漫庄生素达道，何事临歧也沾衣。”退休后原拟专门从事著述与旅游活动，后因北师大珠海分校又请我给本科同学开古典文学基础课，盛情难却，又一连讲了三个年级。北师大珠海分校的各种设备条件都是全国一流的，美丽的校舍更令人心旷神怡。尽管学校处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广东地区，学生难免受到各种外部条件的吸引，但我感到绝大多数的同学是刻苦的、努力的，这从课堂秩序上可以体会到。我在和北师大珠海分校文学院同学相处的三年中，深深感受到了一种幸福。

　　记者：韩老师，你曾带过几十位研究生、博士生、留学生，你对留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古代历史的问题有何感受？

　　韩：我所接触的十几位留学生，主要是韩国人，其次是新加坡人和日本人。我觉得外国学生到中国学习，他们敢于报考古典文学，这本身就表现了一种勇气。如果他们能报考我所从事的这个学科，也就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先秦两汉部分，这就更简直是一种大无畏的勇敢了。学先秦文学必不可免的就要读《尚书》、读《左传》《国语》。须知，这《尚书》《左传》《国语》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最艰深、最难读的东西。中国学生尚有很多人望而生畏，而他们这十几位同学居然报考到了我的门下，这首先就是对我的一种感动。他们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首先是学汉语。刚入学时，他们多数说汉语都有困难，但到毕业论文答辩时，绝大多数就都说汉语相当流利、相当清晰了。其中有位韩国的李玄真小姐表现得相当突出。其二是外国学生特别注意收集图书资料，这方面韩国的朴晟镇与宋元灿非常突出。他们在中国学习的三年中，收集、购买了许多中国图书，实在买不到的就自己复印，装订成册。到毕业回国时，每个人都带回了满满几书架的图书。宋元灿特别注意记笔记，他把不同老师、不同课程的笔记都整理清楚，装订成册，这种兢兢业业的学习精神，在中国学生中是不多见的。其三是他们毕业论文选题的大胆与立论的卓越。这方面首先是韩国博士生的诸海星，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先秦史传中的小说萌芽》。所谓“先秦史传”，就是指除了上面说过的《尚书》《左传》外，还有《逸周书》《战国策》等等。诸海星在他的论文中有一节专门分析《逸周书》。《逸周书》是很难读的，至今还没有令人满意的注本，但是诸海星迎难而上，硬是选择了这个题目。文章对先秦史传中的“小说因素”，与这些现象对后世小说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条理明晰、论据确凿的阐释。毕业论文答辩时，北京大学的费振刚、社科院的谭家健、北师大的聂石樵等先生都对这篇论文评价很高，说是在几年来的外国学生的毕业论文中是最好的。诸海星不光文章写得好，汉语也说得好，出外旅行时从来不被认为是外国人。尤其令人赞叹的是他那手工整秀丽的汉字，在当今的中国学生中也少有其比。诸海星毕业回国后，第三年被启明大学聘为专职教授，其后不久又被任为启明大学中文系主任。在我处读硕士的李光赫、宋元灿，后来都考到了北京大学读博士。

　　记者：韩老师，在您所从事的教学与科研当中，始终是以《史记》为中心，您能够简要地谈谈几十年来你在《史记》研究与宣传、普及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吗？

　　韩：我主要是做了三方面的事情：其一是在本科生、研究生、函授生以及各种训练班、提高班中开设《史记》专题课。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４年的二十多年中，几乎每年都有这门课。有一些是我自己去教的，也有一部分是我们教研室的其他老师或我的博士生帮我去教的。因为函授点很多，有时几个点同时授课。１９８６年暑假中单是湖南省衡阳、怀化两个函授站就有学员七百多人，都是各县各中学的语文老师。所以湖南省的每一所中学里几乎都有听过我的《史记》课的学生。至于全国有多少，不好统计，估计总不会少于两三万人吧。１９９３年我二次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主要就是由于我为函授教育开设《史记》课的时间既长，开课的次数又多，又深受各函授站学员欢迎的缘故。其二是二十多年来我为宣传、普及《史记》发表了许多有关司马迁与《史记》的论文，编写了许多有关司马迁与《史记》的教材与专著。如１９８２年出版了《史记选注集说》，１９８５年出版了《史记评议赏析》，从此《史记》专题课有了配套的教材，更便于教师上课和学生学习了。由于《史记选注集说》是“文化革命”结束后最早出现的专题课教材之一，所以发行量很大，流行也很广。它先后由江西、北京、河南、广西、海南的五家出版社与台湾的文津出版社、里仁书局出版发行，总数约在十万册以上。这套书于１９９２年获北京市优秀科研成果奖。与此同时我还出版过《史记通论》、《史记题评》、插图本《司马迁与史记》，台湾出版过《史记博议》；其他与《史记》有关的著作还有《中国文学史》《汉代散文史》《中国传记文学史》《中国传记艺术》等等；与《史记》有关的论文共有三十多篇。其三是我们组织了“《史记》研讨会”联络组，发起并组织了多次全国范围的《史记》讨论会，并与国外《史记》研究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联系。事情的大体过程是：１９８６年，老一辈的《史记》学者程金造先生把我请到他家，动员我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史记》讨论会。经过一些准备，此会于１９８７年春天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完全是民间性质，经费由我个人负担，总共邀请了近三十人，但代表性还是有的。参加会议的来宾有：季镇淮、张大可、宋嗣廉、吴汝煜、郭双成、李少雍、施丁、肖黎、赖长扬、陆永品、徐兴海、赵光勇、可永雪、张天恩，本校的专家有聂石樵、邓魁英、辛志贤、杨燕起、李元太、吴万刚。因事因病未能出席，而寄来论文或写来回信的有：吴忠匡、吴树平、张衍田、陈兰村、俞樟华。白寿彝先生因住院未能出席，启功先生在会下到专家住地看望了与会专家，王梓坤校长参加了开幕式，并讲了话。研究生、进修教师二十多人列席了会议。遗憾的是程金造先生这时已经去世，没能看到这次会议的召开。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史记》研讨会，会上成立了由韩兆琦、施丁、宋嗣廉、吴汝煜、赵光勇、张天恩等组成的“《史记》研讨会全国联络组”，作为今后组织国内学术活动与对外进行联络的临时组织。在此以后的十五年间，在联络组与各地专家们的推动、组织，在各地政府与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先后又连续地在陕西师大、韩城市、北京师大、吉林师院、安徽师大、河南师大等地召开了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史记》研讨会。《史记》研讨会联络组在宣传普及《史记》知识、在联络国内与国际的《史记》专家、在推动全国各地的《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活动的开展、在推动各地《史记》研究组织的成立，并为2001年以安平秋为会长、以张大可为第一副会长的中国《史记》研究会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次会议上大家推选我为《史记》研究会的名誉会长。

　　记者：韩老师，您是我们国内研究《史记》的名家、大家，您最近又推出了《史记笺证》一部大书，您可以谈谈您为什么要用十年的工夫编写这部书，以及这部书的特点是什么吗？

　　韩：先秦两汉的经典性著作如今之所谓“十三经”以及《史记》《汉书》等等，一般都是在魏、晋以及唐、宋时期就已经有了比较权威性的注疏，如《诗经》的毛传、郑笺、孔颖达正义；《左传》的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史记》的三家注，《汉书》的师古注等等。到了清代，学者们对汉、魏、唐、宋的权威旧注感到不满意，于是纷纷起来另作新注。这些清代的新注都在汉唐旧注的基础上，把我国的学术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中比较遗憾的是，清代学者们没有重新彻底地整理《史记》。清代学者对《史记》研究下工夫最大的无疑是梁玉绳，但他只是写成了笔记形式的《史记志疑》，而没有彻底整理《史记》旧注。日本学者也正是看到了中国学术史上的这一缺失，于是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推出了一部《史记会注考证》。这部书收集了中国宋代以来以明代凌稚隆《史记评林》、清代梁玉绳《史记志疑》为代表的大量研究成果，同时也收录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最后附以自己的按断。平心而论，这是继“三家注”之后的最好的《史记》注本，有里程碑意义。此书从三十年代输入我国，五十年代被我国首次翻印，此后还被多次翻印，成为我国大陆与台湾学者研究《史记》不能缺少的案头参考书。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典籍而离不开日本学者所写的《史记会注考证》，这是令中国人感到尴尬的，早在郭沫若那一辈学者就为此感愤不平。

　　我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复旦大学当研究生攻读《史记》时，就听到导师蒋天枢先生为《史记》缺乏整理而感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国际《史记》讨论会后，中国历史界的泰斗白寿彝先生将我邀至其家，当面嘱托我要用十年的工夫专门整理《史记》。而且要不干则已，要干就要写成一部有世界水平、要远远超过《史记会注考证》的著作。那时是１９９２年春天。“受命以来，夙夜忧叹”；“言犹在耳，忠岂忘心”，到２００３年，我的这部重新整理《史记》的著作大体完成，前后用了十一年。郭预衡先生锡此书以嘉名，曰《史记笺证》，并为之题写了书名。出版社审稿用了两年，我在这两年里仍在一遍一遍地看书稿、一遍一遍地修改补充，到现在才一切就绪，很快就要开印了。现在是２００５年二月，前后已经用了十三年。

　　《史记笺证》以《史记》三家注与《史记会注考证》为基础，凡是“三家注”与《史记会注考证》中的精彩内容，《史记笺证》都通通吸收过来；凡是《史记会注考证》问世以前的重要《史记》研究成果而未被《史记会注考证》收入的，《史记笺证》要尽量增入；《史记会注考证》问世到现在又过去了七十年，在这七十年里，与《史记》有关的历史研究、文学研究以及法学、哲学、天文、地理、军事、政治、经济，尤其近几十年来的考古成果，可谓灿烂辉煌，对于这些浩如烟海的研究成果，我们要挑选那些最重要、最精彩、最生动活泼、最有代表性的部分加以吸收。《史记笺证》的主要特点与其学术创新有如下几方面：一，对当前通行本《史记》原文的字句讹误和一些重要的标点失当，《笺证》为之校改了二百多处；二，吸收考古资料、利用出土文物以验证《史记》文本叙述的史实，从而大大提高了史实的清晰度，也有的纠正了文本叙事的偏差；三，访求、采录地面遗留的各种古代遗迹，诸如城垣、关塞、楼台、陵墓、碑碣等可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相互印证者，以资博览，以广异闻；四，收集、引用新的研究成果，对《史记》旧注与一些欠妥的传统说法提出了辨正，对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提出了新说；五，收集、引证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对《史记》中有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论，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该人物、该事件的历史意义，更准确地理解《史记》文章；六，收集、引证有关的文学方面的评论资料，可使读者对《史记》的文学性加深理解，并提高阅读文本的乐趣；七，本书对疑难字、生僻字都加了汉语拼音；对历史地名都加注了现今地名；对古帝王的纪年以及月日干支都加注了公元某某年以及某月某日；对古代的度量衡都加注了约当现今的近似值；八，本书加进了《史记》所涵盖的各个历史时期与某些区域、某些城市的地形图共三十五张，加进了与《史记》各篇内容相关的历史古迹、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等图片一百三十多张，以利于读者的记忆，并增加阅读的兴趣。本书共约五百八十万字，应该说是印刷最精美，注释最详尽，收集、引证材料最丰富，最有利于阅读，并为《史记》研究提供了相当基础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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