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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兆琦旧事漫谈 

　　
五，有关科研活动与学术论著的简述

　　我在大学阶段写过《陶渊明的思想发展及其创作》，在研究生阶段参加过朱东润先生主持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的编写工作，现在看来这些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学习而已，自己当时的水平还是很低的。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初期，参加过刘盼遂、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历代散文选》的工作，也仍是学习，而且这套书是到八十年代又经过重新修订才公开出版的。文化革命当中我与郭预衡、张之强等老师共同组织并亲自动手编写了《论衡选注》，这应该是我自觉参加学术活动的开始。随着邓小平上台，国家拨乱反正，学校正式恢复招生，我的主要精力开始全部转到业务上来后，伴随着给本科生、研究生上课，我的学术活动也走上了正轨。1978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司马迁的崇实精神》。这是既谈学术，也与当时政治领域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配合的。因此当时有位在四川工作的老毕业生给我写信说：“看来学术文章也是很反映现实政治的。”这是我从复旦大学念《史记》以来第一次写出的研究《史记》的文章。随后我又在《齐鲁学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韩愈的伯夷颂》，接着又在《北方论丛》上发表了一篇《司马迁的受宫刑与忍辱著书》，两篇也都与《史记》有关。这都是1980年以前的事。1978年随着招收研究生开始，我先给研究生讲了一个“司马迁与《史记》”的系列讲座，随后在1980年我给77、78两个年级开了一门“《史记》研究”课，这在全国高校是比较早的，与此同时我开始编写“《史记》研究课”教材。1981年底，我的《史记选注集说》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文化革命”结束，拨乱反正，高等院校招生复课以来，最早出版的《史记》研究专著与专题教材之一。这个《史记》选本曾先后被大陆的四家出版社、台湾的两家出版社以不同的书名出版，被许多省市的高等院校、自学考试等单位用为教材。1984年我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一本《<史记>评议赏析》，从此“《史记》专题课”的教材齐备，这套教材前后使用了二十年，光是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的本科生、研究生、函授生、自学考试的学生，以及助教班进修班、作家讲习班、演员研究生班、老人大学等等，光是听过我讲课的就多达二十多个省市，人数过万，如果再加上本系中青年教师、博士生帮我上课，以及其他院校使用此教材上课的我想就会不少于两三万人了。这套教材在1991年获北京市科研成果二等奖，《史记选注集说》获出版系统1993年度“优秀古籍”一等奖。

　　从1981年我的第一本《史记选注集说》出版开始，到1998退休止，在这其间出版的各类图书有：《汉代散文史稿》（山西出版社）、《史记通论》（广西出版社）、《中国传记文学史》（河北出版社）、《中国传记艺术》（内蒙出版社）、《中国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古代的隐士》（商务印书馆）、《史记赏析集》（巴蜀出版社）、《唐诗选注汇评》（山西北岳出版社）、《唐宋八大家赏析集》（北京出版社）、《中国古代名著人物形象辞典》（中州古籍出版社）、《史记诠评》（吉林出版社）等二十余种，在台湾出版的有《史记选注》（里仁书局）、《史记选注汇评》（文津出版社）、《<史记>博议》（文津出版社）。

　　在这期间发表的论文没有统计，估计不会少于上百篇吧，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司马迁的审美观》，最初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后来被复旦大学收入他们所编的《美学论文集》；有《中国传记文学略论》，最初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后来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有《汉代散文二题》，最初发表在《安徽大学学报》，后来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复印；有《汉代文学的绚丽之花》，最初发表在《高校理论战线》，接着又全文发表于《中国教育报》，又以《西汉文章两司马》为题发表于《光明日报》，又与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山东大学的七篇文章编成一本专集，由教育部长陈至立作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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